蘇聯給予我黨的經費幫助到底是多少？

1、

大家都知道，蘇聯在政治上給予我黨有巨大的幫助，但在經費上的幫助方面，史料很少，研究者更少。黨史學界中基本都堅持“獨立自主”論，很少談起來自蘇聯的經費援助，強調陳獨秀自建黨之日始，就“堅決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于人”云云。

雖然史料少，但不是沒有。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書中記載：1921年上半年，因陳獨秀應陳炯明之請去了廣州，威金斯基這時也離開了上海，代理書記的李漢俊無法開展工作。李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廣州都沒有路費，還是靠朋友的贊助才成行。

威金斯基就是維經斯基。據2001年第12期《百年潮》記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披露，1921年7月前，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維經斯基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威金斯基、陳獨秀一走，自然代理書記的李漢俊“沒辦法干了。”

還有，總書記向忠發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狀中，他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幫助。

另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公開了陳獨秀1922年寫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其中明確提到我黨從共產國際那里獲得活動經費的情況。后來新增加的陳獨秀在三大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還列出了黨的活動經費的來源問題。比如，1920年夏，上海中共組織發起后，“每月接受宣傳費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報酬”。1921年“一大”召開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為旅費的100元匯款。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提到：“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刷印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余元，其他約2000余元。”

報告稱：“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000，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

2、

革命越高漲，越需要經費。難免與蘇聯、共產國際為錢發生矛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

為了開展工作，馬林的批評沒有影響到陳獨秀討要經費。陳獨秀致信赤色職工國際：“望每月支援我們1000金盧布（蘇聯發行的新貨幣，1金盧布=5萬舊盧布），其余630元我黨自籌。”同時，陳獨秀也要求共產國際每月提供黨費1000－1400金盧布。

然而，由于莫斯科常常要靠變賣貨物、珠寶、鉆右、黃金，甚至是鴉片等來取得外匯，然后再向外國黨支付經費，經費時常出現延誤的情況。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信中抱怨說，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提高到月費3650元的水平。

1927年8月以后，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我黨的費用，已經增加到平均2萬元左右。但因國民黨“清黨”，形勢艱危，我黨更需要共產國際更多的經費，以致雙方發生意見分歧。我方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

到了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為我黨的預算總額為20萬盧布，折合中國元約等于22萬元。我黨還要求另外提供一筆100萬元的基金，以此作為“特別經費”，以備緊急時可以動用。這顯然讓共產國際無法接受。

因此，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皮亞特尼茨基給斯大林告狀：中共拿縣數乘上要給縣委撥出的一定的錢數，就得出需要給省委撥出的錢數。但卻沒有說明：“有沒有縣委？縣委需不需要錢？”

他甚至指出：“因為經驗表明，我們給各黨的錢越毛，它們就越不想深人群眾，同群眾建立聯系……要由黨來養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龐大的機關，并且所有經費都要從這里取得。我認為，滿足他們的要求，就意味著葬送黨。”

1928年12月下旬，中央知道了共產國際決定削減自己經費到每月3.3萬元的消息。26日，中央為此專門致信共產國際主席團稱：經費每月6萬絕不能減少，且應提供兵運費每月2.4萬元，特別費年預算也應達到100萬元。

當然了，光向蘇聯要錢也不行，中央也開始對黨員嚴格進行征收黨費的工作，而且壓縮預算，比如宣傳部由2300元壓縮為2000元，給共青團的補貼減少到1000元等等。特別是所有領導人的生活費均減少2元，原有的娘姨費（女工）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然而，隨著革命日益發展，即使節約開支也不夠花。新任總書記向忠發請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增加預算。進入1930年后，共產國際要求中央設法從紅色區域通過打土豪等辦法，去獲得經費。

1930年，因為經費拖欠和支付困難問題，中央直接寫信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亞特尼茨基進行投訴：“我們懇請共產國際立即給我們一個具體的答復，并電告我們。再說一遍，先要付給我們2萬美元，作為拖欠的舊款。然后每個月再給我們補1萬美元……”

3、

不久，1931—1932年間，中央機關接連遭到破壞，中央最終甚至完全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費也基本中止了。直至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也還是在按照每月7萬元左右的標準，向我黨提供著經費的幫助。

據王明之妻孟慶樹編著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一書記載：領導人顧順章也雇著小娘姨（女工），顧被捕叛變后，特科搜查顧的住宅，顧和他的家屬住的地方很闊氣。“在他們的住處，不僅搜出很多打（每打等于十二罐）價值很貴的（每罐合四~五元）雞汁、肉汁等罐頭和一大包鴉片煙土（顧等平時吸食鴉片），而且搜出顧用黨的經費在上海郊區買地的地契，地契上寫著他岳父的姓名。當特科同志去檢查顧順章住處時，和顧關系很深的他的家庭女工小娘姨逃跑了，結果她就成為敵人逮捕向忠發的線索和助手。因為小娘姨平時也常到向家去照顧向，特別是她和向的小老婆時常一塊兒到某成衣鋪去做衣服。”

果然，由于顧順章投降，國民黨1931年6月，通過顧的小娘姨、向忠發的小老婆，很快就抓捕了向。特科為了營救他，立即送五萬元給楊度去求杜月笙設法營救。但兩小時后，五萬元就退回來了。杜月笙稱愛莫能助。

王明之妻孟慶樹還說：“向忠發原來的妻子是曾和他一塊兒劃船的老伴，還有一個八歲的兒子，當時都在上海。而向因自己思想、生活腐化，公然拋棄妻子，經常去嫖妓，他的這種行為竟得立三（李立三）等人的支持，用黨的經費給向買妓女作妾！而該妓女生活鋪張浪費成習，經常要到成衣鋪去做新衣，因而給敵人特務和顧順章、小娘姨等以尋找向忠發的線索。向忠發為了不放心小老婆，既不遵守中央常委的決定而外出，被捕后又向敵人投降，出賣自己的同志和黨的機關，實為他的思想、生活腐化的結果！”

4、

中央機關在上海無法立足，遷去了江西中央蘇區；1934年又開始長征，中央紅軍完成長征后，1936年6月，終于在陜北接通了與蘇聯電訊聯系，早已是靠向張學良借錢買糧以度日的中央紅軍，立即給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發電：“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

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明確電告王明：“請你們迅速地確實地將幫助我們的經費從天津、上海兩處交款”，“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否則，“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1936年1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過王明和陳云電告中央稱：“經濟上不能按月幫助，決定對你們幫助的總數55萬美元，第一批送去15萬。”

剛過了一周，張聞天又致電王明催促說：“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直到12月份，共產國際的第一筆援款才到了。

隨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于1937年3月2日電告中央說：“我們為你們撥款80余萬美元，這筆錢將送交給你們。另外，你們還能夠指望收到相同數目的另外一筆款項。”

1937年9月，潘漢年致信王明，轉達了中央對共產國際的要求：需要一筆數目適當的資金，中央要求按月撥給經費。

1938年2月初，中央又通過任弼時和王稼祥電告共產國際書記處，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30萬美元。

1940年2月23日，在莫斯科療傷的周恩來，再次匯報了我黨財政上所面臨的嚴重困難，并向斯大林提供了預算：每個月黨的經費的缺口為58280 美元，軍隊的缺口為30萬美元。

第二年，由于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應中央的要求，斯大林還是批準向我黨提供了數目更大的一筆援款。1941年7月3日，蘇聯還是作出決定，批準向我黨提供100萬美元的援款。

僅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抗戰開始后，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向我黨提供的援款總數，就達到385 萬美元。即使在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解散以后，這種援助事實上也還在繼續著。

據著名學者楊奎松統計，蘇聯、共產國際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為我黨提供著財政援助。從1921—1931年，基本是以月供的形式幫助的。大概是：1921—1922年是0.66 萬元，1922—1923年是1.5萬元，1924年是3.5萬元，1925年是約4萬元，1926年是7.2萬元，1927年是18萬元，1928年是44萬元，1929是40元，1930、1931年都是45萬元。

此后（除了1932—1934年間的史料存在空白之外），雖然中央一直希望經費能夠恢復月供的形式，但蘇聯和共產國際沒有答應，變成了專項撥款的形式來幫助。

無論何種方式，蘇聯和共產國際這些援助，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它對于我黨，特別是其前期的生存和發展，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畢竟已經過去100多年了，至于蘇聯給予我黨的經費幫助到底是多少，這恐怕是一個永遠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