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蔡鍔的大略

據侯毅《洪憲舊聞》，1915年11月，蔡鍔設計逃出北京之后，袁世凱召財政部長周學熙訓話，感慨道：“……以彼（蔡鍔）臨行之謀慮深遠斷之，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遠飏，必為吾患無疑。吾生平識人未嘗有誤，乃卒為此子所蔽。”袁世凱自身便以工于心計、老于謀算見長，幕僚王錫彤曾贊他“縝密、詳審實大過人”，他說這番話，不啻是對蔡鍔的謀略最高級別的認證。

談蔡鍔的謀略，須得從其沉毅的性情說起。沉毅是褒義詞，貶斥蔡鍔的人，則稱“其人陰鷙，善能掩飾”。拋開褒貶，蔡鍔為人，言語少，城府深，潛心默運，不露鋒芒，乃是共識。對此，可以長期追隨蔡鍔、與其同生共死的周鐘岳（周氏曾兩任蔡鍔秘書長：蔡鍔擔任云南都督，他是都督府秘書長，蔡鍔擔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是經界局秘書長；蔡鍔從北京出逃，他是掩護者之一，為此而受監控）的觀察為證：

蔡公恂恂如書生，而英邁不群之氣溢于眉宇。其性堅忍深沉，平居不輕自表襮，而遇當為之事則奮厲踔發，窮日夜不息，無論如何險阻，必期于成。又斷制力極強，每議一事，眾論紛呶，公徐出一言，則當機立斷。自奉甚約，潔己奉公，不肯濫用一人，輕舉一事。故改革之初，百端待舉，而財政尚屬裕如。唯褊急少容，是其短耳。

這是持平之論，有贊有彈，不為尊者諱。順道說一點。蔡鍔不是完人，其性格“褊急少容”，陶菊隱《政海軼聞》亦云“松坡所短，在襟懷褊狹，岸然不能容物”。不過我讀蔡鍔，覺得他待人雖不夠寬和，不符古人所盛贊的美德“休休有容”，胸襟卻絕不狹隘。如果給人留下峻急、嚴苛、不能容物的印象，大概在其對部屬的管束。他“生性靜默，與人談論，輒扼要數言”，自律如此，律人亦然，1910年擔任廣西干部學堂總辦期間，“諸生好辯者，常惡語怒斥之，甚或摑之以掌，其嚴烈如此”。陶菊隱說：

蔡生平不好貨財，整躬示范，部屬皆不敢妄取一介。其后吳佩孚亦不好貨財，而吳部多貪婪，吳不之察，人喻為“糞夫”，意謂吳氏僅能潔己，前后皆為穢物也。今之武人，求為糞夫又不可得矣。蔡律部下嚴，觸刑章，必治以應得之咎。從蔡游者恒貧乏無以為生，稍失檢，且陷法網焉。人謂蔡之冷峭，有威可畏而無德可懷，然人民之謳思至今罔替，是又足以為訓矣。

蔡鍔的性情，與其職業、時代背景有關。他是軍人，治軍從嚴，紀律至上，賞罰分明，可謂根本，故而養成了其冷峭的性格。他所處的時代屬于亂世，亂世需求的人才，迥異于治世。許劭稱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是《三國志》的說法，《后漢書》云：“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實則曹操雄才大略，無論治世還是亂世，都是蓋世英雄，奸雄云云，乃是歷史演義的苦果。不過許劭的說法，不無意義，他以治亂為界，把人才一分為二，有些人顯然更適合治世，如蔣介石，有些人顯然更適合亂世，如毛澤東。袁世凱拿來與蔡鍔對比的宋教仁，雖才氣縱橫，卻鋒芒太露，倘若生于治世，命運也許會好一些。蔡鍔的才略，與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亂，皆可建功立業，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亂世，必須與世浮沉，于是韜光養晦，深謀遠慮。

青年蔡鍔，便有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深沉。章士釗暮年憶舊，談及留日往事，以蔡鍔為例：“……彼等志存顛覆，而跡求隱晦，平日謹言詞，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來本事之損害，如楊篤生、蔡松坡皆其流亞也。加以松坡習陸軍，規久遠，以攫取清廷兵權為第一步，不可使滿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動尤其矜謹。”楊篤生即楊毓麟，與楊度并稱“湘中二楊”，其人思想縝密，長袖善舞，一面從事反清運動，一面結交清廷大佬瞿鴻禨、端方等，企圖內外夾擊，推翻滿清，不過論隱忍的功夫，他比蔡鍔差遠了，辛亥年，當他在英國利物浦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的噩耗，“精神痛苦，如火中燒”，憤而蹈海自盡，當然這是熱血男兒之舉，自有其價值所在。

所謂“謹言詞，慎交游”，在1913-1915年蔡鍔旅京期間，表現尤為顯著。檢索《蔡鍔集》，從1913年11月4日進京，到1915年8月15日赴天津與梁啟超密商，決意反袁，將近兩年，蔡鍔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文字，足見謹慎。朱德裳《三十年聞見錄》云：蔡鍔到京，所交游的朋友主要是楊度等人，“凡友朋中與國民黨關系稍深即不與其酒食之會，其用心可謂苦矣”。

讓我們把目光拉回晚清。1904年11月，蔡鍔學成“萬人敵”，從日本歸國，先后在江西、湖南、廣西、云南等地練兵，其中在廣西經營時間最長，共五年半。在此期間，他心向革命，并暗中襄助革命黨人舉行起義，然則給外人的印象，卻是“表面的樣子沒有什么革命的味道”。這一面是其深沉、縝密的性情所致，另一面則涉及對時勢的判斷和把握：時機未到，絕不輕于一擲，時機成熟，決然揭竿而起。

蔡鍔的隱晦立場，導致他受到新舊兩派前后交攻。舊官僚認為他激進，新青年認為他保守，二者合力，在1910年制造了一場“驅蔡風潮”，把他從苦心經營的廣西趕到了“基礎已壞”的云南。離開廣西之前，蔡鍔請參與風潮的何遂、耿毅等革命黨人吃飯，席間諄諄告誡道：“你們何苦攆我，你們是革命黨，我比你們資格更老。你們太年青，渾身帶刺兒，不小心將來難免殺身之禍。我在此尚可為你們敷衍，我走后你們更需自愛，千萬不可拔苗助長。”“你們念過蘇東坡的《留侯論》嗎？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你們能做到這一點，當成大事！”這些忠告，熱血沸騰的革命青年只怕聽不進去。

蔡鍔到云南，擔任第19鎮第37協協統（旅長），其革命態度依然隱晦。是故，1911年10月16日晚，云南革命黨人劉存厚、唐繼堯、殷承瓛、沈汪度、張子貞、黃毓成等六人，在昆明蕭家巷的劉存厚寓所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籌劃起義，蔡鍔并未與聞。會上，經殷承瓛力薦，并以人格擔保，蔡鍔才被革命隊伍吸納，作為可與“共謀革命之人員”，進入決策圈。

昆明“重九”起義前夕，革命黨人共召開五次密會。后四次密會，皆可見蔡鍔蹤跡。10月25日第四次密會，革命黨內部發生爭執，殷承瓛提出從緩，反而是一向穩健的蔡鍔主張加急：“云南宜速舉，為西南各省倡；縱武漢事變，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內整頓軍備，進退裕如。在此數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與滿清爭衡，勝負亦未可決。”這正呈現了他的行事風格：凡事深謀，謀定后動，一旦發動，則如霹靂，勇往直前，絕不游移。恰在這次會議之上，革命黨人決心起義，歃血為盟。殷承瓛在紙上寫下了“協力同心，恢復漢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然后燒紙于酒中，眾人共飲，以結同心。

說到蔡鍔的謀略，最為后世津津樂道的故事，無疑在1915年，他一邊醇酒婦人，縱情聲色，以示胸無大志，一邊積極勸進，擁護帝制，以示政治正確，最終在小鳳仙等人的掩護之下，逃出袁世凱所嚴密控制的北京城。不過我以為這前后的故事，更能說明蔡鍔何其善于布局。

第一個故事，來自蔡鍔的參謀長殷承瓛（殷氏曾任云南軍政府參謀長、護國軍第一軍參謀長）的回憶：

松坡入京，余實相隨，彼欲察知袁之虛實，每日必到統率辦事處陪袁辦公。袁每邀松坡及唐在禮共進午餐。關于剿辦白朗的一切計劃情況有關文電，袁盡交松坡審閱。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軍的底蘊及其弱點，退而喟然嘆曰：“為了剿平幾千烏合之眾的白朗，先后調動了所有兵力三分之二，費時近兩年，械齊餉足，獎賞逾常格，而白朗縱橫出豫、鄂、陜、甘間，如履無人之境，誰說小站兵力足以威今天下？云南一師，足夠打敗北洋十個師。就軍事論，勝算決不屬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義。

《蔡松坡軼事》所述，可為補充：

先生知袁氏帝制自為之心，非口舌爭強，所能阻止。欲返滇中，召集舊部，謀革命事業。又逆料袁氏防范綦嚴，因假中日交涉為名，上書政府，請其主戰。袁氏若預揣其意旨者，不之許。先生欲知全國兵力之厚薄，及各要隘守將何人，駐軍若干，乃建議政府擬于某處宜增兵，某處宜減兵。袁氏即以原議交將軍府開特別軍事會議，先生凝神壹志，一一聽而識之。以故了然胸中，其處心積慮，誠不可及也。

后人常常設問：為什么蔡鍔敢于起兵反袁？這便是一大原因。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早已做到了“知彼”。

不過蔡鍔反袁，決勝因素卻非軍事。復盤歷史，不難發現，蔡鍔率領護國軍在四川與北洋軍苦戰，兵力對比大概是以一敵七，強弱分明，直至袁世凱撤銷帝制，戰局依然在僵持，北洋軍不敢戰、不愿戰，護國軍不能戰；與此相應，如張國淦所云，“時局重心，在東南而非西南”，換言之，蔡鍔在西南反袁，作用猶如導火索，打響第一槍，但開風氣，而不能決定勝負。其實這兩點，舉兵之前，蔡鍔已經預見。他對梁啟超說：“我們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過。但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起見，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對護國軍士兵說：“袁勢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無望，然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此次舉義，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眾之人格也。”這么說，有以悲情鼓舞士氣的成分，同時為突出“爭人格”的理念，然而其前提未嘗不是實情。

蔡鍔不僅是軍事家，還是政治家。他的眼界，并不限于戰場。試看其所論：“善用兵者勝敗決于未戰之先，比及干戈相見，然后以爭勝負，亦已晚矣。”有人問，什么叫“決于未戰之先”，他答道：“民心之向背、地勢之得失，此勝敗之大原因，未戰之先已可見及。若夫軍旅之多寡，器械之利鈍，何足道焉。”以其一貫深謀遠慮，敢提弱旅反袁，自有底氣，這個底氣，一是人心向背，二是東南即馮國璋的力量。他回云南之后，與唐繼堯召集少校以上軍官開會，共商反袁大計。有人質疑：“以云南一省之力與袁世凱擁有的全國力量對抗，有以卵擊石之危。”他解釋：“……你們要知道，我們的力量是活的，越來越大，袁世凱的力量是死的，不但不會發展，而且只會越來越小。我不是空談理論，而是根據人心，全國反對帝制的十之八九。”開戰不久，他與幕中人預測袁世凱的結局，不僅指出“人心不歸項城（袁世凱），雖自進于帝位，又豈得一朝安居”，還提到“東南人心反對其機已動，亦豈旦夕之間能歸平靜”，基于此，他料定袁世凱必敗，且將憂憤而死。事態發展正印證了其先見之明。

一言以蔽之，反袁的勝利密碼，不在兵，而在勢。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蔡鍔所發揮的作用，即在造勢。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可稱謀略，激蕩天下大勢，引領人心走向，則屬大略。蔡鍔之略，便是大略。與其相比，袁世凱的雄才未遑多讓，大略則嚴重欠缺。

蔡鍔不僅有大略，而且善于從小處入手，處處留心，一絲不茍。如果比作弈棋，那么他從不走廢棋，落子貌似漫不經心，事后來看，無不飽含深意，甚至堪稱妙著（按照我下四國軍棋的經驗，高手的標準之一，即不走廢棋，這最能考驗一個棋手的布局能力）。以故事為證。蔡鍔與陳宧有交情。1915年，陳宧任四川將軍，為袁世凱坐鎮西南，走馬上任之際，蔡鍔推薦了兩個人給他，一是其秘書修承浩，二是其手下干將雷飆，此二人皆是蔡鍔親信，從云南追隨到北京。彼時蔡鍔被羈縻在京，虎落平陽，部下隨之閑置，讓他們投奔鴻運當頭、大權在握的陳宧，似有謀出路之意。陳宧果然承蔡鍔的情，重用這二位來客，令修承浩擔任永寧道尹，雷飆任川軍第二師旅長，駐扎瀘州。據雷飆回憶，他在瀘州，曾收到蔡鍔密信，略謂“兄在川治軍，須處處留心人才，即土匪中有知識才能魄力者，亦宜力加開導維護，俾將來為國家出力。凡各軍隊官長，尤應特別留心團結一致”云云。雷飆讀信，“亦知其用意所在”。待護國戰爭打響，雷飆與劉存厚（這也是蔡鍔安插在四川的一顆釘子）、劉一清、鄧漢祥、修承浩等，在蔡鍔與陳宧之間居中運作，為護國軍爭取了許多便利，并最終促成陳宧宣布四川獨立，加速了袁世凱的塌臺（袁世凱之死，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之說，其中一陳便是陳宧）。

再說一個故事。1916年8月，蔡鍔離開四川，到日本治病，行前強撐病體，苦苦布局。8月9日拂曉，“身軀瘦長，衣灰呢長袍，外罩青緞背心”的蔡鍔，在望江樓約見陳遐齡（字云皋，當時鎮守四川雅州）的參謀長陳顯良，告訴他：“現在西南局面雖已戡定，尚不可樂觀，滇軍兵驕將悍，紀律氣質遠非數年前之比，已不復可用。……他們目下幾乎要不聽我的命令了。我本意要保薦殷叔桓（殷承瓛）來接替我，而羅榕軒（羅佩金）手握兵符，只好給他。此人性情褊急，又私心自用，我預料將來的客軍必然要被川人驅逐出境，西南局面，重歸紛亂。你告訴云皋駐在雅州，一步不可向東前進。殷叔桓所帶的華封歌一團是滇軍最精銳的，戰斗力甚強，紀律也好。今后叔桓駐打箭爐，云皋駐雅州，望他們兩人誠意互助，我到日本后如病有轉機，即可重回四川，再與他們共商大計。”反觀歷史，可知蔡鍔這番話的分量：一切盡如其預言。羅佩金任四川督軍之后，秉承唐繼堯意旨，一面斂財，一面擴軍，擴充滇軍而壓制川軍，終而釀成內亂。

這里得補充兩點：其一，1922年，羅佩金死于土匪普小洪之手，幕后黑手之一，即蔡鍔提到的華封歌，這不能說全是巧合；其二，蔡鍔說羅佩金“私心自用”，只是一家之言，事實上，羅佩金曾有急公好義的壯舉，蔡鍔反袁，誓師之后，因唐繼堯作梗，不肯撥付軍費，以至護國軍遲遲不能開拔，幸得羅佩金把家業抵押給殖邊銀行，貸款十二萬元以充軍費，其理由是：“共和制度無恙，不僅己身存在，還可以多少領回一些養家活口；否則，亡國滅種，何以家為？”就這一點而言，羅佩金無愧于護國英雄的稱號。

回頭再說蔡鍔。我讀他的詩文與事跡，越讀越是心驚：他短暫的一生，不僅鮮有快樂的時刻，甚至難覓飛揚的鏡頭，這與教科書、野史、影像所塑造、演義的風流倜儻、慷慨激昂的飛將軍，實在相去甚遠。大概只有在李宗仁的回憶錄中，出現了這明媚一幕：

我們的總辦蔡鍔將軍有時來校（廣西陸軍小學）視察，我們對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時不過三十歲左右，可稱文武雙全，儀表堂堂。他騎馬時，不一定自馬的側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歡用皮鞭向馬身一揚，當馬跑出十數步時，蔡氏始從馬后飛步追上，兩腳在地上一蹬，兩手向前按著馬臀，一縱而上。這匹昂首大馬，看來已夠威風，而蔡氏縱身而上的輕松矯捷，尤足驚人。我們當時仰看馬上的蔡將軍，真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

可惜這樣的記錄，實在罕見。蔡鍔的真實形象，始終是沉靜、堅毅、養精蓄銳，隱忍待發，平時不是在周旋，就是在布局。即便如此，他的歷史投影，卻不陰森、晦暗，而處于陽光和希望之中。對此可用梁啟超之言來解釋：蔡鍔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無權利思想”。

他以他的光明，照亮了那段幽暗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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