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我在南非鄉間參加了一場篝火晚會。夜幕降臨,空地中央燃起熊熊火焰,火光映照人群笑臉。身穿傳統服飾的青年們隨鼓點起舞,節奏熱烈而歡快,歌聲與笑聲在夜色中回蕩。我坐在一旁,品嘗著當地特色燒烤。這時,一個男孩走到我身邊,熱情邀請我加入舞圈。得知正值中國春節,他笑著說:“你更該和我們一起慶祝。”說完,他伸出手,把我拉進跳舞的人群。
后來,我和一位當地文化學者聊起非洲朋友的熱情,他告訴我,這種自然親近的背后,是一種深植于非洲日常生活的觀念:“我在因我們在,我們在故我在”——這正是非洲烏班圖思想的核心。這種倫理價值觀強調,個體的存在建立在集體或社會之上,個人與集體是一種共存關系。在當地許多社區,人們相信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他人支撐,人與人的聯結才是生活展開的基礎。
烏班圖思想起源于前殖民時期的非洲社會。當時,非洲社會結構以氏族或部落為基本單位,個體高度依賴群體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中,強調互助、分享與集體責任的價值觀逐漸沉淀為社會規范。
在傳統祖魯人與科薩人社區,有這樣一種議事方式:整個村莊的人圍坐在樹蔭下,由一位年長者開始,人們依次發言,講經歷、提擔憂、補充細節。沒有人急于表決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討論如水流般回旋,直到不同聲音逐漸靠近。人們在反復表達與傾聽中確認彼此存在,也在共同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強化群體認同。
進入殖民時期,這種以共同體為中心的價值觀遭遇了沖擊。殖民政權打破原有的部落結構與資源共享機制,將人群重新編入以種族、身份和勞工屬性劃分的等級體系。然而,烏班圖思想并未消失,它以更為隱性的方式保存在非洲家庭和鄉村的日常倫理中。20世紀中后期,隨著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興起,烏班圖思想被重新激活,并被賦予反抗壓迫、追求平等的新內涵。
在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的進程中,烏班圖思想獲得更具現代意義的制度化表達。以納爾遜·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圖圖為代表的領導人倡導烏班圖思想,強調“人的尊嚴源于彼此承認”。1995年,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受害者講述經歷、獲得承認,加害者則在坦白真相的前提下獲得有條件的寬恕。南非社會在銘記傷痛的同時,重新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促進了社會內部的和解與重建。
如今,烏班圖思想更多體現在日常生活里。外出工作的母親把孩子托付給鄰居,鄰居順路把孩子送到校門口;社區里有人辦葬禮,街坊們自發來幫忙,有人搭棚,有人做飯;街邊小店里,顧客零錢不夠,店主爽朗擺手:“下次吧!”回想那一晚的篝火,我漸漸明白,這種“我們在故我在”的觀念并不局限于社區內部,當舞蹈、歌聲和歡笑超越國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自然而然成為朋友,分享同一個節日的喜悅。
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或許就從一段音樂、一場對話、一次節日慶祝開始。伴隨越來越多文化活動在非洲開展,當地民眾正通過生動有趣的親身體驗,與中國文化相遇:
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當地人與華僑華人同看春節文藝演出,品嘗香噴噴的餃子和年糕,不少年輕人說,他們感受到節日的熱鬧,也領悟到中國文化對家庭與團圓的重視;中國電影節走進埃塞俄比亞、馬達加斯加,觀眾跟隨銀幕故事走進中國城市與鄉村,與劇中人共同追尋夢想、守望親情,產生深深共鳴;孔子學院課堂上,學生從書寫漢字、練習發音開始,逐漸對中國歷史與飲食習慣萌生興趣……
今年是我在非洲工作的第二年。在過去的時間里,我見證了許多中國與非洲因聯結而發生的溫情故事。在肯尼亞,2025世界中餐非洲大賽在當地掀起美食潮流;在馬達加斯加,魯班工坊的學員畢業后渴望去中國繼續深造;在馬里,迪亞拉博士積極傳播中醫知識……正如一句非洲斯瓦希里諺語所說:“客人到來,主人受益。”文化交流讓不同國家的人群彼此受益,增進友誼,也讓“我們在故我在”的非洲價值觀念在廣闊的情感流動中,激起更多美好的漣漪。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10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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