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頻放狠話：制造恐懼政治，讓公眾接受戰爭暴行

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公開言論中，最令人無所適從的一點在于，它往往能讓人同時感到震驚與麻木。當他發表駭人聽聞的言論時，整個國家會本能地感到反感；但久而久之，這種反感本身也變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常態。

作為一名研究總統修辭的學者，筆者深知，隨著時間推移，這種節奏會帶來一種獨特的破壞力。它在潛移默化中馴化公眾，使其逐漸接受對底線的突破。那些曾經聽起來像是真正的政治危機，或是對憲政禮儀的公然違背，如今卻被視為美國政治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一天。

過去幾天的動向值得高度警惕。這位總統的煽動性言辭已經滑向了更為黑暗的深淵。

特朗普針對伊朗的言辭已經不僅僅是煽動性的。自在“真實社交”平臺發帖以來，他開始使用大量帶有臟話的語言來威脅攻擊該國的基礎設施。

美聯社將這些言論視為當前沖突背景下一次重大的事態升級，而不僅僅是人們熟悉的“特朗普式出格”。該通訊社在報道中指出：“隨著沖突進入第二個月，特朗普已經升級了轟炸伊朗基礎設施的警告。”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也發出了一份不同尋常的提醒，強調必須“在言辭和行動上”尊重戰爭規則。分析人士指出，這一表態暗示這種修辭本身已經構成了危險的一部分。但是，特朗普最近的言論與他早期的眾多情緒宣泄真的有所不同嗎？

多年來，特朗普的修辭手法一直依賴于侮辱、嘲笑、威脅和蔑視。他不斷貶低政治對手，并導致公共政治生活的表達日益粗鄙化。

盡管這種表達風格依然令人熟悉，但其所暗示的傷害邊界卻已截然不同。總統的修辭往往更多地關乎“許可”，而非“說服”。總統們不僅僅是在辯論，他們更是在釋放信號。

通過這些信號，他們向公眾界定當前的局勢、面臨的危險，以及何種應對方式是合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統的作用就像是一把“人形發令槍”。在任何人完全理清頭緒之前，他的言辭就已經在引導記者、立法者、黨內盟友和普通支持者如何對事件進行定性。

政治理論家科里·羅賓關于“恐懼政治”的研究，為理解特朗普暴力修辭背后的邏輯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

在羅賓看來，恐懼并不僅僅是人們面對危險時自然產生的情感，它更是政治制造的產物。權力在教導人們應該恐懼什么、如何定義危險，以及將擔憂指向何處。

在完成這項政治任務的過程中，總統的修辭無疑是一個核心工具。因此，總統不僅是在描述一種威脅，更是在塑造這種威脅的形態與規模。他向公眾傳達這種威脅有多大、距離有多近，以及在面對它時，何種反應才顯得合情合理。

“9·11”恐怖襲擊事件后，喬治·W·布什在視察紐約世貿中心遺址時的講話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他當時表示：“我能聽到你們的聲音。世界其他地方也能聽到你們的聲音。而那些推倒這些建筑的人，很快就會聽到我們所有人的聲音。”通過這句話，布什不僅承認了事件的嚴重性，同時也承諾將予以反擊，讓恐怖分子受到正義的審判。

當談到特朗普最近關于伊朗的言論時，外界真正的擔憂并不在于總統說了某些極端的言辭。相反，更大的隱患在于，反復使用極端語言會如何毒化公眾進行理性判斷的社會氛圍。

政治上的夸張表達，降低了公眾對“合法”與“允許”之事的想象門檻。當總統發出類似特朗普那樣的威脅時，大規模的苦難就變得更加容易被想象和接受。總統的言辭和社交媒體帖子正在不斷試探底線：公眾是會繼續認為這種語言越界，還是會將其消化為又一種強硬的談判策略？

總統修辭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說服力或表達風格的范疇。它在幫助重塑現實。它告訴公眾什么是嚴重的，誰是危險的，誰的苦難值得同情，以及什么形式的暴力可以被認為是“必要的”。貝拉克·奧巴馬總統在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受害者的守夜活動上發表講話時，就曾發揮過這種作用。

他當時動情地表示：“我們對每一個孩子都負有責任，因為我們指望其他人來幫助照看我們的孩子。我們都是父母；他們都是我們的孩子。”通過這些話語，奧巴馬呼吁每個人近距離感受20名兒童慘遭槍殺的巨大悲痛，并共同努力尋找解決槍支暴力的方法。

相比之下，特朗普則從被重復性刺激所消耗的公眾中獲益。每一次對底線的突破，都伴隨著人們對早期類似事件的記憶。

人們開始懷疑自己的本能反應。他們可能會想，這確實令人震驚，但不知何故，他一直都是這樣行事的。

這種矛盾的雙重心理正是傷害的一部分。當社會的底線遭到破壞時，真正嚴重的事態升級就變得更難被識別和評判。

面對特朗普雷霆萬鈞般的暴力宣言，許多人感到的迷茫與厭惡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即使在所謂的“常態”被侵蝕了多年之后，某些底線依然清晰可見。

如今保持警惕，并不是要假裝特朗普突然變成了一個陌生人，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到，他的總統任期一直在教導公眾將什么視為“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