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歐洲外交需摒棄“道義機會主義”

來源：環球時報

當下歐洲的外交正偏離其長期自我定義的“價值觀導向”，陷入“道義機會主義”困境。這種外交價值觀的轉變，不是偶然的政策調整，而是歐洲在全球格局變動、自身安全與經濟利益失衡下的戰略妥協，其核心特征表現為道義標準的雙重性、國際規則的邊緣化與歷史記憶的偏執化。這一轉變侵蝕著歐洲“價值觀外交”的價值與信譽，也給動蕩的國際秩序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道義機會主義”的首要特征，是選擇性適用國家間的道義標準，從自我標榜的“普世價值觀外交”轉向實用主義的地緣政治，道義邊界在利益算計中和是非判斷中一再有意模糊、不斷后退。長期以來，歐洲始終自我定義為“人類道義榜樣”，將人權、人道、法治等價值理念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動輒以“道義守護者”的姿態對他國事務說教、制裁和干涉。然而，當自身利益與所謂的“道義原則”發生沖突時，歐洲的道義標準便呈現出鮮明的雙重性。昔日的“原則堅定”變為利益優先或屈從強權的“靈活變通”，其可信度在一次次自相矛盾中不斷受損。

面對烏克蘭和加沙地區兩場危機造成的災難，歐洲主流政治采取了雙重標準、截然不同的政策與行動。這樣對災難主體區別對待，即便在歐洲內部也受到質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開要求停止雙重標準，一些歐盟基層官員抱怨歐盟在應對加沙危機方面無所作為，法國《世界報》則指出，加沙危機折射出歐盟的“外交失敗”。在中東地區，當美以發動對伊朗的襲擊時，歐洲“道義機會主義”更加明顯：面對明確違反國際法、對主權國家實施武裝侵略的行為，歐洲多數國家選擇沉默回避，不愿公開譴責，更不敢突破自身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甚至在大量平民傷亡、民用設施被肆意摧毀的殘酷現實面前，依舊不愿發出一句明確的抗議。

歐洲曾是國際人道主義原則的主要倡導者，曾大力宣揚應將平民安全、人道主義救援視為不可逾越的道義底線。然而在美以對伊朗襲擊中，歐洲卻選擇性遺忘了這些自己倡導的原則，對人道主義災難保持了“響亮的沉默”。這種沉默，是對侵略行為的默許與鼓勵；這種回避，是道義底線的后退與失守。

“道義機會主義”的第二個特征，是國際規則常識在歐洲的輿論場上被邊緣化，表達符合國際法的基本常識受到排擠或被選擇性忽略。對國際事務有不同看法，本應是輿論場的正常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理性決策的重要基礎。但是，一種傾向如今在一些歐洲主要大國蔓延：在美以對伊朗展開襲擊一事上，一旦與政府立場不一致，堅持國際規則常識的聲音也可能被貼上“政治幼稚”“不合時宜”的標簽，甚至遭到公開批評與冷遇，而主流媒體則形成了一種“集體沉默”的輿論氛圍。

一個典型的案例便是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的遭遇。作為德國的國家元首，施泰因邁爾基于國際法專業常識，不久前公開嚴厲批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侵略行為違反國際法，認為這是一場將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政治錯誤。這一表態不僅符合國際法的基本準則，也得到了德國聯邦議會相關專家的認可，契合歐洲長期以來倡導的“和平、法治”精神，理應受到尊重與重視。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施泰因邁爾的表態遭到了歐洲主要大國，尤其是他自己國家德國的冷遇與公開批評。德國執政黨的核心領導人指責他“政治幼稚”，認為總統不應介入這類只有政府才有權力判定的外交事務，有些人士甚至借機揭短，指責他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采取“親俄政策”，留下了今日的“安全隱患”。德國一些主流媒體對施泰因邁爾的表態采取了“選擇性失明”的態度，盡可能地不報道、不評論，刻意躲避對這場關乎德國和歐洲重大經濟、安全利益的戰爭性質的深入討論，仿佛只要回避，就能掩蓋自身的道義困境。

與國際規則常識的邊緣化相呼應，德國一些政治人士關于美以對伊戰爭性質的“不確定論”，成為官方的“權威邏輯”。這種“不確定論”本質上是不愿直面侵略行為、不愿堅守國際法的托詞。但是，任何對這種“不確定論”提出批評或疑問的聲音，無論其是否符合國際法常識，都被貼上“幼稚”“不切實際”的標簽。道義常識的邊緣化，壓抑了外交政策理性討論的空間。

“道義機會主義”的第三個特征，是偏執的歷史記憶。即歐洲始終將自身定義為“規范性力量”，是世界的“道德榜樣”，卻遺忘了自己在歷史上曾給世界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至今仍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危機。事實上，當今世界諸多地區沖突與矛盾，都與歐洲歷史上的殖民統治、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密不可分：中東地區的沖突、巴以矛盾，根源在于歐洲當年的殖民分割與利益博弈；亞洲的巴阿沖突、緬泰爭端，也是歐洲殖民統治帶來的后果，即便是中印邊界問題等，也能看到當年歐洲殖民政策的貽害。

然而，歐洲的政治精英們似乎忘記了這些痛苦的歷史記憶，也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相反，近年來歐洲尤其是歐洲一些大國的亞洲政策，正呈現出一種危險的傾向：不斷強調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加強與日本等特定國家的“安全合作”，以“維護區域安全”“保護歐洲航運利益”為名，頻繁向亞洲派遣軍艦，建立各類軍事合作機制，試圖在亞洲事務中扮演“主導者”的角色。

不久前，德國國防部長訪問日本時，公開聲稱要與日本密切合作，一起緊緊“盯著”中國、俄羅斯等國家，言語之間仿佛認為，只要德國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亞洲就會變得更加安全。這種表態暴露了歐洲對歷史的遺忘與對現實的誤判。歷史事實是，亞洲從來沒有因為日本與德國的軍事合作而變得安全，恰恰相反，法西斯主義給亞洲各國帶來的是空前的災難。而當今的國際秩序，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核心就是要防止德日等曾經的侵略國家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

近年來，德日兩國大張旗鼓地加強軍事合作，鼓吹“以實力促區域安全”，這種企圖背后，內嵌著壓抑不住的擴張沖動，透著以行動改變戰后國際規則的戰略。這不僅是在修正歷史、淡化侵略罪責，更是在動搖德日兩國戰后獲得寬恕與尊嚴的基礎。

對于歐洲而言，當前的處境本應讓其清醒：歐洲大陸正籠罩在戰火的硝煙之中，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能源短缺、通貨膨脹、難民問題等安全與經濟危機不斷蔓延，歐洲民眾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此時此刻，歐洲最應該做的，是全力以赴地結束戰爭，解決國內的各類矛盾與危機。但令人驚訝的是，歐洲一些大國卻“本末倒置”，不去全力撲滅自家門前的“火”，反而跑到遙遠的亞洲來“煽風點火”，不斷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強化地區對抗。顯然，歐洲忘了自己在亞洲軍事存在的災難歷史，又一次開啟“全球冒險”的嘗試。這種外交機會主義的行為伴生著冒險主義，不僅會讓歐洲自身陷入更深的安全與道義困境，還會加劇亞洲地區的緊張局勢，破壞全球的和平與穩定。

歐洲曾經是國際道義與規則的倡導者，也曾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過積極貢獻。但如今，“道義機會主義”正讓歐洲逐漸迷失方向。歐洲更應該選擇的是重建自身的國際信譽，摒棄“道義機會主義”，堅守國際通行的道義原則與國際規則，這是歐洲戰略自強的基礎。（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上海區域國別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