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書話丨南風子：讓“中國故事”在童年視角中生根——淺析王芳兒童小說《歸航》與新時代兒童文學書寫

讓“中國故事”在童年視角中生根

——淺析王芳兒童小說《歸航》與新時代兒童文學書寫

文/南風子

新時代呼喚新的文學表達，重大題材如何進入童年視野，是時代給中國兒童文學帶來的重大命題。王芳的長篇兒童小說《歸航》，以八歲女孩祝夢的凝望，將撤僑這一重大敘事化入三個孩子跨越戰火與國界的友誼。恐懼與勇氣、離別與重逢在童年視角中次第展開，讓宏大的時代主題從抽象的概念落地為可觸摸的溫度與光芒，為新時代兒童文學如何書寫中國故事提供了一個藝術探索新樣本。

一

將宏大敘事轉化為童年視角下的生命體驗，是《歸航》面對的首要課題，也是它最核心的突破之一。

小說沒有正面描寫撤僑的軍事協調、外交博弈，而是通過八歲女孩祝夢的眼睛和心靈，讓“中國力量”從新聞語言轉化為可感的生命體驗。當祝夢在電視新聞里看到爸爸駕駛挖掘機挖掘戰壕，當媽媽穿越火線回到家中，當爸爸發來信息說“經大使館和維多亞軍政方協調，將有人護送你們進城”——撤僑這個宏大事件，被分解為一個又一個與祝夢生命相關的小事件，變得可感可知。宏大題材與童年視角相生相映，呈現出既大氣又不失靈動的美學品格。

九章故事層層推進，如一條蜿蜒的長城將個人命運與祖國力量緊密相連。“夜半槍炮聲”中，八歲女孩祝夢獨自在維多亞的家中，槍聲驟起，恐懼如潮水般涌來。她顫抖著縮成一團，抱住腦袋，“爸爸，媽媽，我怕……”這句話不受控制地脫口而出。此后的情節次第展開：“驚險陪伴”中，喬娜和昂冒夜穿越火線而來；“祖國的消息”如黑暗中的曙光；“祝夢去哪兒了”寫她為朋友跑回險境；“永遠在一起”是三個孩子在關卡前共同展開五星紅旗；“別離”時依依不舍；“大軍艦來了”讓歡呼聲響徹達利港；“接你們回家”是濰坊艦劈波斬浪而來；“一起去看長城”是吉布提的重逢與約定。小說在凝視現實的同時不忘仰望理想，以兒童敏銳的感覺捕捉令人感動的物、景、情、事，用精湛的敘事開拓出高遠的文學境界。既關注民族精神、人類命運，獨辟蹊徑地書寫“中國力量”的兒童化表達；也關注悲欣交集的個體生命，真切細膩地展現三個孩子復雜而幽微的成長歷程。

二

長城、五星紅旗、軍艦三重意象在敘事中自然生長，讓家國情懷從概念轉化為可觸摸的生命體驗。

小說最核心的藝術創造之一，是三重意象的建構——長城、五星紅旗、軍艦。它們不是作為“象征符號”被植入故事，而是在敘事中自然生長，最終成為承載主題的有機體。

長城首先是祝夢爺爺守護的地方，是她畫畫的主題，是思念的載體。開篇祝夢畫長城時“一滴滴淚水，啪嗒啪嗒地落下來，淚濕了畫面”。爺爺是長城守護者，“手握鐮刀，身背蛇皮袋”，每天巡查野長城。祝夢的認知里，“爺爺和長城是一體的”。隨著故事推進，長城逐漸承載更多含義：它是祝夢想“回去”的地方，是“回家”這個核心渴望的具象化。在維多亞的孤獨時光里，祝夢一遍遍畫長城，畫春天的桃花長城、秋天的楓葉長城、爺爺和王爺爺把酒對酌的長城。長城成為她與故鄉、與爺爺、與過去的唯一連接。長城還是友誼的紐帶。祝夢把長城畫給喬娜和昂看，給他們講爺爺的故事。昂從此對長城充滿向往，“我要開著大軍艦，從亞丁灣出發，去中國看長城”。長城成為昂的夢想，成為三個孩子未來的約定。當小說結尾，喬娜爸爸說“去中國，看看幫助過我們的國家”，昂說“去看野長城”，喬娜說“去看夢的爺爺的長城”——長城已經成為文化認同的自然表達，跨越國界的友誼見證。

五星紅旗的意義在敘事中“生長”。爺爺說“國旗代表祖國，路人看到國旗，就不會走錯路”——這是樸素的解釋。爸爸說“在維多亞的中國人家里，都有一面五星紅旗……在國外遇到危險時，五星紅旗往往能救命”——這是經驗的傳遞。祝夢把國旗送給昂時說“遇到危險時，就舉起五星紅旗”——這是信任的托付。當昂在關卡前被攔截，他從背包里拿出五星紅旗，用力抖開，大聲說：“我有中國的五星紅旗，就能坐中國的大輪船！”這一刻，國旗的意義不再是別人告訴他的，而是他自己用行動詮釋的。喬娜和祝夢也沖上去，三個孩子共同展開旗幟。這個畫面中，五星紅旗是友誼的見證，是勇氣的來源，是希望的象征。

軍艦是從“昂的夢想”生長為“現實的庇護所”。昂一直夢想坐大軍艦穿越亞丁灣，這個夢想貫穿全書。他畫軍艦，畫中國海軍勇斗海盜，畫軍艦上的五星紅旗。當濰坊艦真的出現在達利港，當昂真的登上臨沂艦，夢想與現實重疊，軍艦的意義也從“昂的向往”擴展為“祖國的守護”。當濰坊艦掛出“祖國派軍艦接親人們回家”的橫幅，當特戰隊員迅速下船劃定安全區，當艦長說“無論你身在哪個國家，無論你遇到什么危險，請記住，你們身后有強大的后盾，那就是我們偉大的祖國”——軍艦完成了從“夢想”到“守護”的轉化。

三重意象相互呼應：長城是根脈與故鄉，國旗是身份與認同，軍艦是守護與歸航。它們在結尾處匯合——吉布提碼頭，昂從背包里拿出畫，畫上是藍色的亞丁灣、海鳥翻飛、海平線盡頭的長城、浪花簇擁的兩艘軍艦。這幅畫將大海、長城、軍艦融為一體。而他們的約定——“一起去看爺爺的長城”——將三重意象的匯合推向高潮。去看長城，意味著回到故鄉；帶著五星紅旗的記憶，意味著身份認同的延續；乘坐中國大軍艦的經歷，意味著被守護的體驗。

三

讓不同國籍的孩子成為故事的主角，使“中國故事”從“獨白”變成“對話”，在友誼中獲得更豐富的回聲。

讓三個不同國籍的孩子成為故事的主角，這一選擇使“中國故事”從“獨白”變成了“對話”。中國孩子祝夢、巴基斯坦姐弟喬娜和昂，他們的友誼在戰火中經受考驗，最終在中國撤僑行動中獲得庇護。

三個孩子的友誼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他們因為共同的愛好——畫畫——而相識。祝夢畫咖啡花，喬娜和昂也畫咖啡花。祝夢畫得好，喬娜和昂向她學習；喬娜會做飯，常來給祝夢做午飯；昂有夢想，祝夢認真傾聽。這種“給予-接受”是雙向的，沒有誰高高在上。語言的處理尤為細膩：喬娜會簡單的漢語，隨著與祝夢接觸，“耳濡目染，竟能順暢地對話了”。昂則“外語夾帶中文”，急得小臉通紅。這種語言上的努力，體現了友誼的真實性——不是因為語言相通才成為朋友，而是因為想成為朋友而努力溝通。

文化認同在友誼中自然生成。祝夢把五星紅旗的故事講給昂聽，昂從此筆下軍艦上的旗幟都變成了五星紅旗，勇斗海盜的海軍戰士都變成了“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軍人”。這個轉變不是被要求的，而是昂主動完成的——因為他認同了祝夢講述的“魔法”。祝夢把長城畫給喬娜和昂看，長城成為昂的向往。昂說：“我要開著大軍艦，從亞丁灣出發，去中國看長城。”這個夢想貫穿全書，成為支撐他渡過戰亂的精神力量。

小說最動人的設計之一，是讓巴基斯坦孩子說出對中國的情感。當昂在關卡前舉起五星紅旗，大聲說“我有中國的五星紅旗，就能坐中國的大輪船”——這句話的力量，遠勝于任何自我宣示。當喬娜對祝夢說“你的國家，我的后盾”，當喬娜爸爸豎起大拇指說“中國，‘老鐵’”，當喬娜爺爺說“去中國，看看幫助過我們的國家”——這些來自“他者”的視角，讓“中國故事”獲得了更豐富的回聲。它表明，“中國力量”不僅是保護本國公民的力量，也是庇護他者的力量；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

小說中，中國不僅撤回了自己的公民，還幫助巴基斯坦等友好國家的僑民撤離。這一情節的處理值得注意——它不是通過政治宣言傳達的，而是通過祝夢的牽掛、喬娜一家的困境、大使館的協調、最終的重逢來呈現。當祝夢一遍遍問“媽媽，他們可以坐我們的大輪船嗎”，當媽媽搖頭時祝夢的失落，當大使館消息傳來時三個孩子的歡呼——這些情感細節讓“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宏大理念，轉化為兒童能夠理解的樸素情感：朋友有難，應該幫助。吉布提碼頭的一幕尤其動人：200多名外國公民從中國軍艦上走下，路過五星紅旗時，“黑皮膚的、白皮膚的、藍眼睛的、黃頭發的……神色都十分莊嚴，有的輕輕撫摸旗角，有的凝視著中國國旗。三個外國的年輕女孩兒竟俯下身去親吻旗面”。這個畫面中，五星紅旗成為跨越國界的共同語言。

四

尊重兒童的情感邏輯，讓恐懼真實、思念自然、友誼可感，是小說最動人的力量來源。

兒童文學最容易陷入的誤區，是用成人的情感邏輯替代兒童的情感邏輯。《歸航》的難能可貴之處，是始終尊重兒童的情感體驗方式，讓主題從兒童的感受中自然生長出來。

小說對戰爭恐懼的描寫，完全從兒童視角出發。戰爭爆發時，祝夢的反應不是“勇敢”或“鎮定”，而是最本能的恐懼：“祝夢大叫一聲蹲在地上，緊緊地抱住腦袋。她的耳畔全是‘噼噼啪啪噠噠’的槍聲，祝夢試圖捂住耳朵，可這槍炮聲已把她包圍，她根本躲不開。”“‘爸爸，媽媽，我怕……’這句話不受控制地脫口而出后，祝夢愈加害怕，她瞪大眼睛，用雙手使勁兒捂住嘴巴，似乎是害怕自己的說話聲會驚擾了躲在暗處的戰爭魔鬼，從而受到它的傷害。”這些描寫真實到令人心疼。祝夢不是小英雄，她只是一個八歲的孩子，面對死亡威脅時的本能反應是恐懼、哭泣、想媽媽。這種真實性，恰恰讓讀者更容易代入她的處境。

昂的反應同樣真實：“滿眼驚恐，抱住腦袋說：‘我不要炮彈落到頭上。’”當喬娜提議去陪祝夢時，昂連連擺手：“外面有子彈和炮彈，會被炸飛的。”他害怕，這是孩子的本能。但他最終還是去了，因為對朋友的關心戰勝了恐懼。這種“因為在乎所以勇敢”的邏輯，比單純的“勇敢”更有說服力。

祝夢對爺爺的思念，是通過畫畫來表達的。她畫長城，因為爺爺和長城是一體的；她畫爺爺和王爺爺把酒對酌，畫“梳著羊角辮的女孩兒”坐在旁邊畫畫。這些畫是她情感的出口。當淚水滴落在畫面上，讀者感受到的不是刻意的煽情，而是一個孩子最自然的思念方式。祝夢對故鄉的思念，是通過“回家”這個樸素愿望來表達的。她在畫上寫“我要回家”，然后自言自語：“回家回哪兒呢？不能回板廠峪了，爺爺奶奶不在了。嗯，只要有爸爸媽媽陪伴，回到哪兒都是家呀。”這種思考方式完全是兒童化的——不是抽象的“故土情懷”，而是具體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兒童對友誼的理解，往往是通過行動而非語言來表達的。喬娜和昂冒夜穿越火線來陪祝夢——這個行動本身，就是對友誼最好的詮釋。當祝夢被媽媽拉著上車時，她“說什么都不松手”，緊緊拉著喬娜。當昂在關卡前舉起五星紅旗，祝夢沖上去一起展開——這些行動中，友誼獲得了最有力的表達。小說中有一幕特別動人：在關卡被攔截時，三個孩子“忘了境遇，忘了戰爭，忘了槍彈，忘了一切。心底只有情誼在流淌”。這種“忘記”恰恰是兒童友誼的特質——在那一刻，彼此的存在比什么都重要。

祝夢的成長不是通過“思想轉變”來呈現的，而是通過細微的行為變化。當媽媽從工地冒險回來，祝夢“用頭蹭著媽媽”——這是孩子的依賴。當媽媽崩潰哭泣時，祝夢“像小大人一樣，溫柔地環抱住媽媽”，“拍著媽媽后背”——這是成長后的給予。在達利港碼頭，祝夢主動站出來唱國歌，幫助識別身份不明者。這一刻，她不再只是需要被保護的孩子，而是以實際行動為祖國盡力的“小公民”。爸爸說“這是中國人的驕傲”，她真正感受到了這種驕傲。

五

在真實感與保護性之間找到平衡，讓戰爭題材以兒童可以承受的方式呈現。

兒童文學如何處理戰爭題材，一直是創作難點。太寫實會過于殘酷，傷害兒童讀者；太寫意又會消解戰爭的嚴重性，失去題材的意義。《歸航》在“真實感”與“保護性”之間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小說主要通過聲音來呈現戰爭：槍炮聲、轟炸聲、哭喊聲。這些聲音讓讀者感受到危險的存在，但避免了直接的血腥畫面。電視新聞里的慘狀，通過祝夢“不敢看”的視角來呈現，既傳遞了戰爭的殘酷，又保持了距離感。沿途的廢墟、被炸毀的房屋、流離失所的百姓——這些描寫讓讀者看到戰爭的后果，但沒有渲染暴力本身。這種“點到為止”的處理，既尊重了歷史真實，也保護了兒童讀者。

小說通過友誼的溫暖、祖國的消息、撤離的希望，不斷緩解戰爭帶來的恐懼。每當危險來臨，總有一些東西讓祝夢感到安慰——喬娜和昂的陪伴，媽媽的歸來，爸爸的消息，大使館的協調，軍艦的出現。這種“緊張-緩解”的節奏，讓讀者既能感受戰爭的殘酷，又不至于被壓垮。每一次緊張之后都有一次情感釋放，讓讀者可以“喘口氣”。

即使在最危險的時刻，小說也沒有放棄希望。從撤僑消息傳來，到大使館協調，到武裝護送，到軍艦出現——希望的元素不斷注入，讓讀者相信“會好的”。這種希望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建立在祖國力量基礎上的確信。當祝夢爸爸說“有這些裝甲車和皮卡車保護，我們會平安無事的”，當黎明說“要相信祖國的強大”，當艦長說“無論你身在哪個國家……你們身后有強大的后盾”——這些話語讓希望有了堅實的依托。

小說在一些關鍵場景采用寫意手法，讓情感得到升華。例如，三個孩子在關卡前展開五星紅旗的畫面，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昂的怒吼，喬娜的吶喊，祝夢的加入，讓這個場景超越了具體情節，成為友誼與勇氣的象征。又如吉布提碼頭的一幕：廣場上的白鴿“呼啦啦地飛起來，向著太陽的方向飛去，暖暖的陽光為鴿群鍍上了耀眼的光芒”。這個畫面中，白鴿象征和平，陽光象征希望，為整個故事畫上溫暖而詩意的句號。

六

讓“中國故事”在童年視角中獲得生長的力量，如同種子在土壤中發芽。

《歸航》為小讀者構建了一個可以安放童年的精神世界。新時代兒童文學如何書寫中國故事？小說給出的答案是：讓故事回歸故事本身，讓人物成為人物自己，讓意義從體驗中生長。“中國力量”不是需要反復宣讀的口號，而是在危難時刻“祖國接你回家”的承諾；“家國情懷”不是需要背誦的課文，而是祝夢對爺爺的思念、對故鄉的向往、對五星紅旗的信任；“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需要理解的概念，而是三個孩子的友誼、兩個家庭的互助、不同國籍的人們共同登上的軍艦。

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讀者正處于世界觀形成的萌芽階段。在這個階段，真正能夠扎根的不是被告知的道理，而是被感動的情感；不是被灌輸的概念，而是被體驗的經歷。《歸航》正是讓“中國故事”在童年視角中獲得這樣的生長方式——如同種子在土壤中發芽，緩慢卻扎實，微小卻充滿生命力。當三個孩子在吉布提重逢時，相約“一起去看爺爺的長城”，過去與未來、故鄉與遠方、個體與整體融為一體——這正是在童年的土壤里種下的種子，終將在歲月深處長成連接人心的森林。

而這一切的發生，潤物無聲。因為真正深刻的影響從來不是以重量來衡量的。那些被戰火擦亮的友誼、被國旗照亮的勇氣、被軍艦承載的希望，并非以強烈的方式楔入記憶，而是如春雨般悄然滲入心靈的土壤，成為生命底層的溫度與光芒。因此，中國故事在童年視角中自然生根，在友誼的溫度中緩緩發芽，在國旗的庇護下向陽生長。

這或許正是新時代兒童文學最珍貴的品格：讓宏大的主題回歸生命的溫度，讓深刻的意義找到適宜兒童的書寫方式。

作者簡介：南風子，青年兒童文學作家、童書書評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重慶文學院謳歌計劃·特約作家，重慶市酉陽縣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著有“紅色少年詩意傳奇”系列長篇兒童小說《紅寶石口琴》《夢鶴彩虹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