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社交平臺與不買智能手機，澳大利亞與愛爾蘭的兩種童年路徑

澳大利亞對16歲以下人群實施社交媒體禁令已超百日。阿特金森13歲的女兒艾米，不到半天就繞開通訊軟件Snapchat的限制，開設了新賬號。“我告訴她這樣做是違法行為，她不以為然。” 作為悉尼的一名中學生家長，阿特金森說，教育孩子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困難之一，社交媒體把這個難度提升得更高了。

近日，澳大利亞網絡安全委員會（eSafety Commissioner）發布了社交媒體禁令生效以來的首份合規報告，指出已有500萬個本土社交媒體賬戶被停用，但相當數量的兒童通過了平臺的年齡確認系統，仍保留賬戶或創建了新賬戶。

墨爾本大學青少年健康學教授、澳網絡安全委員會的研究顧問蘇珊·索耶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盡管她對立法是否足以讓未成年人遠離社交媒體存疑，但仍應實施這樣的禁令，因為目前沒有任何其他機制能促使社交媒體公司負責任地監管其平臺內容。“過去，家長教育得再多也無法克服社交媒體的強大算法，隨著立法生效以及世界各地的相關討論增加，現在家長在這方面會感到更有權威。”

阿特金森顯得很無奈，他對澎湃新聞說：“女兒像往常一樣在自己房間使用社交媒體，如果在線年齡審查都做不到有效限制，我們更難實時監控，希望禁令能進一步完善。”

而在橫跨大半個地球的另一端，愛爾蘭海濱小鎮格雷斯通斯的家長們對于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問題毫無煩惱。早在2023年，當地一所小學校長就牽頭發起倡議：孩子在上中學之前不使用智能手機，并在鎮上所有小學、家長和孩子之間達成共識。

格雷斯通斯的主要街道教堂路沿線遍布著當地人經營的商店和兒童活動場所。許多商家都盡力支持全鎮范圍內的“禁止使用智能設備”倡議。

阿莉齊婭是格雷斯通斯的一名小學老師，她在視頻通話中向澎湃新聞介紹了她10歲的女兒洛麗和12歲的兒子博迪。家里沒有給他們買智能手機，兩個孩子平時也幾乎不用。當問及兩個孩子放學后怎么安排時間時，博迪說：“看書、彈吉他、踢球、研究和收藏硬幣……”視頻鏡頭轉向洛麗時，她正在饒有興致地折紙。

在教育孩子如何應對社交媒體以及魚龍混雜的網絡世界時，阿特金森和阿莉齊婭的悲歡并不相通。不同家庭和社會環境中，育兒方式差異巨大，禁用社交媒體還是禁用智能手機，抑或是給足空間讓未成年人在現代科技中自我成長，沒有正確答案，但選擇過程值得更多探討。

禁令“慢燃”，孩子快速繞道

“1995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正在成為焦慮的一代，男孩越來越孤獨，女孩越來越焦慮。”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作家喬納森·海特在其著作《焦慮的一代》中揭示，這一現象與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密切相關。他認為，社交媒體導致青少年的社會剝奪、睡眠剝奪、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癮問題。

阿特金森和妻子試圖用這本書中的內容說服女兒少上社交媒體，而艾米回應冷淡。“她指責我們對年輕人的世界缺乏了解，社交媒體讓她收獲了友誼，接收最新的信息……”阿特金森說，至于負面影響，艾米堅稱有能力辨別是非。

阿特金森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時期，家長教育孩子不要與陌生人交談、安全過馬路、不要接觸煙酒……內容非常明確，而現在關于網絡安全的教育要復雜得太多。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難從無限滾動、算法推薦以及自動播放的視頻當中抽離并冷靜分辨事實。

兩代人經歷過幾次失敗的溝通后，社交媒體問題在阿特金森家里變得敏感。“艾米11歲擁有自己的智能手機，因為她的同學大多數都有，從那時起她開始模仿YouTube網紅節食，大量瀏覽美妝視頻和一些荒謬的陰謀論，說話越來越少。”

阿特金森說，他曾以間接的方式希望女兒將更多注意力投注在現實中，比如組織家庭出游、辦派對邀請同學做客、買一些有趣的新書，但是收效甚微。

神經科學顯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會過度刺激青少年大腦中尚未發育成熟的獎勵路徑，其方式與賭博等成癮行為相似。這種不成熟的系統也使青少年對社交反饋更敏感，且應對拒絕的能力較弱。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鼓勵不斷的自我監控，因為用戶會跟蹤自己的點贊、評論。有研究認為，這種內向聚焦與更嚴重的焦慮水平相關，尤其是已經處于壓力下的青少年，其大腦對社交和情感信號會變得更加敏感。

2024年底，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層面快速推動社交媒體禁令的審議，阿特金森歡欣鼓舞，他說“去年我們在手機問題上保持克制，盡量不批評艾米，認為法律實施后問題會迎刃而解。”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亞針對16歲以下人群的社交媒體禁令正式生效，要求特定社交媒體必須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人群在其平臺擁有賬戶。未予配合的企業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2.3億元人民幣）罰款，但違反規定的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不會受到處罰。

禁令生效的那天，阿特金森記得，艾米放學回家之后調侃“年齡審查系統太蠢了”，她已經新設了賬號，和朋友們恢復了群組聊天。“我們和她進行了一次認真的交談，但是沒有看到艾米明顯改變。”

阿特金森的觀察與今年3月出爐的一項民調形成了反差。在社交媒體禁令實施一個多月后，市場研究機構YouGov對澳大利亞1000多名成年人進行調查，結果顯示16歲以下人群的家長中，61%的受訪者觀察到兩到四項積極影響，約43%注意到孩子與他人面對面的社交互動增多。

索耶直言，她對調查結果的信心不高，調查樣本較少且缺少孩子的聲音。“社交媒體禁令的實施是一個‘慢燃’的過程，不是一顆子彈就能解決問題。”她強調，立法之后，關鍵在于技術執行，即社交媒體平臺的監管，目前孩子們沒有被徹底阻止訪問社交媒體。

索耶還提醒道，家長自身的行為同樣重要。有研究顯示，社交媒體使用頻繁的家長，其孩子也是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者。“當孩子在身邊時，家長不要瀏覽社交媒體，這會阻止家長與孩子間的互動。”

小學生“單純做回孩子”，家長擁有選擇權

愛爾蘭政府今年2月也表示，考慮跟進社交媒體禁令，即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引入年齡限制。在這個擁有谷歌、Meta、微軟、蘋果和領英等科技公司歐洲總部的國家，一項研究顯示，家庭中的長子平均在9歲左右就擁有智能手機，而弟弟妹妹受到影響，往往更早擁有智能手機。

阿莉齊婭在格雷斯通斯的小學教六年級，過去，當地孩子一般升到六年級（約12歲）就會擁有自己的智能手機，甚至有些年齡更小的孩子已經擁有智能手機。許多老師和家長都觀察到，手機給小學生帶來心理焦慮問題，而在疫情之后，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格雷斯通斯的圣帕特里克國立學校校長雷切爾·哈珀注意到，疫情封鎖后孩子們返校，在校門口哭的情況明顯增多。她從其他學校校長、老師和家長那里也聽到反饋稱，有孩子入睡困難、不愿上學，在手機上下載卡路里計算應用，因前一晚的社交信息而情緒低落，無法專心上課。

圣帕特里克國立學校校長雷切爾·哈珀。zoom視頻通話截圖

在一項由當地小學發起、約800名家長參與的調查中，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孩子存在焦慮問題，許多人尋求過心理健康幫助。于是，格雷斯通斯決定行動起來。

2023年5月，這個擁有2.2萬居民的愛爾蘭海濱小鎮發起了一項草根倡議，由當地家長、校長和社區成員推動，通過一項自愿的“無智能設備”協議。鎮上七成家長簽署協議，承諾在孩子進入中學前不為其購買智能設備。

從事教育工作20年的哈珀是這項倡議的發起人之一。她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疫情后低年級的一些小學生已經開始擁有智能手機。“很多家長對此感到焦慮，但他們害怕站出來說‘不’，因為害怕孩子會錯過什么，或者讓孩子成為班上唯一沒有智能手機的異類。”

通過發起名為“舉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的倡議，格雷斯通斯的家長們在如何讓孩子接觸數字世界方面統一行動，并參與學校定期組織的工作坊，聽專家分享關于教育、網絡、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經驗。

2026年3月，圣帕特里克國立學校的小學生們用意面和棉花糖搭建盡可能高的塔，以此探索棱、頂點和面的概念。圖源：圣帕特里克國立學校網站

“我真的松了一口氣。”阿莉齊婭說，原本她還在糾結是否要給上六年級的兒子買手機，得益于“舉全村之力”倡議，她可以安心地讓孩子們繼續享受無智能設備的童年。

當被問及是否擔心孩子在獲得手機后報復性娛樂時，阿莉齊婭迅速否定。她介紹，在學校的組織下，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同學結成了學習對子，年長的孩子通過自己的經驗告訴年幼的孩子如何更好地使用手機。“相比我們大人說教，孩子們更愿意聽年長的哥哥姐姐的話。”

“你獲得手機后最想做的是什么？”當把這個問題拋向博迪和洛麗時，他們都想了一會兒，給出了相似的答案——與朋友聯系、聊天。

移動互聯網重塑了全球Z世代的社交方式，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維系人際關系，依靠短視頻和圖像進行信息獲取與情感表達，并在網絡游戲和虛擬社群中尋找歸屬感。

數字浪潮在平板電腦、電腦甚至智能手表上席卷，無處不在，網絡威脅遠不止來自智能手機。對于這項倡議的成效，哈珀顯得很自信，她強調，倡議并沒有阻斷孩子們接觸智能設備，學校配備了交互白板、平板電腦等，讓同學們在科學指導下更好地學習。

阿莉齊婭也表示，她沒有完全禁止孩子使用手機，博迪愛好研究硬幣，經常借用父母的手機查詢硬幣的信息，在家也能在規定時間內玩電子游戲，和普通孩子的童年并無兩樣。

該項目啟動一年后，愛爾蘭梅努斯大學的研究人員到格雷斯通斯進行評估工作，并于2024年9月發布了報告。報告指出，“舉全村之力”倡議將原本屬于家庭內部的手機管教問題轉化為社區共識，減輕了家長單獨面對孩子和同伴壓力時的孤立感。最成功的貢獻在于它證明了“集體行動”比“個體努力”在改變育兒行為方面更有效 。

評估顯示，格雷斯通斯的小學生家長們在購買手機的行為上發生了實質性改變，通過簽署自愿不使用智能手機公約來延遲孩子擁有第一部手機的時間 。在圣帕特里克學校，老師反映，學生在早晨更加清醒、更加專注。哈珀表示，孩子們更多地在戶外玩耍，“單純地做回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當地還有少部分家長未加入“舉全村之力”倡議。哈珀表示，絕不會通過這個倡議來評判家長的行事方式，“這始終是個人選擇，不是強制性規定，家長擁有選擇權。”

而且，智能手機禁令并非“舉全村之力”倡議的全部，當地八所小學還聘請了兩位專業的游戲治療師（Play Therapist），以游戲為媒介，協助兒童表達情感、處理心理創傷、社會化發展等。

案件審判推動社會規范改變

“舉全村之力”倡議的實踐被愛爾蘭教育部采納，并寫入了全國性的指南《讓童年遠離智能手機》。哈珀稱，國內外數十所小學聯系倡議發起團隊，希望復制這一模式。

這一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圍復制尚無結論。作為青少年健康學專家，索耶對“舉全村之力”這樣自下而上的倡議表示贊賞。她認為，像格雷斯通斯這樣的城鎮，在智能手機問題上形成了社區、學校、家長、年輕人間的良好溝通模式，起到了潛在示范作用。“改變全國性的社會規范，正是在一個個家庭、村莊、城市逐個發生的。”

格雷斯通斯的小學生們在花園親手種植向日葵。圖源：圣帕特里克國立學校網站

索耶補充說，很多聲音批評澳大利亞的全國立法過于倉促，這或許是一個不完美的開始，但受此影響，關于兒童參與社交媒體的討論越來越多。而且，美國近期接連兩起案件判定社交媒體有責，這將是社交媒體立法格局的一個地震級轉變，可以預見這方面的社會規范會發生變化。

3月，美國洛杉磯的一個陪審團裁定，Meta和YouTube應對其平臺具有成癮性并傷害年輕用戶的指控承擔責任，兩家公司合計賠償600萬美元。同月，美國新墨西哥州陪審團裁定Meta公司因未能保護兒童免受性剝削及誤導平臺安全性，需支付3.75億美元罰款。

評論人士將上述案件的裁定比作社交媒體界的“煙草巨頭時刻”。在美國其他地區，類似的個人訴訟已超過1萬起，學區訴訟近800起。

更令人警惕的是，涉案社交媒體平臺公司內部文件早已顯示，Meta旗下的Instagram會對部分青少年尤其是少女群體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公司至少早已知悉這類風險，卻始終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干預措施。顯然，商業逐利壓倒了社會責任。

澳大利亞網絡安全委員會正考慮對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提起訴訟，指控它們未能充分阻止澳大利亞16歲以下兒童使用其平臺。

“社交媒體公司不會自我監管，我們也不應該對此抱有期待。相反，國家政府應該明確什么是合適的，什么是不合適的。”索耶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