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于誠信的聽證會

2月6日，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干警龐淇方（中）正在主持誠信評價聽證會。受訪者供圖

誠信評價聽證會現場受訪者供圖

　　48歲的方志文最近被認定為誠信的人。

　　這是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天臺法院”）組織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村干部在一個文化禮堂里表決通過的。

　　方志文和妻子欠債近300萬元，已向法院申請個人債務清理。因為債務規模龐大，二人還款能力較低，案件辦理并不樂觀。案子能辦下去的關鍵是，能否認定夫妻倆是“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

　　為此，天臺法院專門開了場聽證會。

　　在普通民事案件中，這種用于認定債務人誠信的聽證會并不常見。

　　2021年，天臺法院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確立為個人債務集中清理試點單位。這也意味著，在處理這類案件時，他們可以多嘗試新方法。

　　做還是不做

　　2月6日上午，法院就近借了一個文化禮堂安排了這場聽證會。

　　不多久，15位參會人陸續到齊。桌椅圍成長方形，案件承辦人和管理人坐中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村干部則與方志文夫妻面對面，一旁還有幾位債權人。

　　天臺法院的90后干警龐淇方是這場聽證會的主持人，也是案件承辦人。像這樣的聽證會，法院從2023年開始已經組織過20多場。一開始，他們在街道辦的辦公室里開，后來，他們多選在人大代表聯絡站。

　　半年多以前，龐淇方和方志文第一次見面，那時，他對這個案件“沒有信心”。

　　這個沉默寡言的微胖男人，兒子還在念大學，女兒剛上五年級，一家人住在父母在村里留下的老房子里。夫妻倆的債務已經接近300萬元，銀行、親友和同村人都已經借遍。

　　“其中本金有100多萬元，剩下的錢，都是借來還利息”，龐淇方回憶，2025年年初，兩人因無力償還銀行債務被申請強制執行，無法再辦理銀行貸款，生活“轉不動了”。

　　過去，法院遇上確實無財產、無收入可供執行的債務人，只能終結本次執行程序，對其繼續采取限制高消費、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等懲戒措施。案件不會銷案，仍積壓在法院執行系統中。

　　天臺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陳中云曾提到，在強制執行程序中，由于缺少正向激勵機制，許多看不見“重生”希望的債務人選擇“躺平”，還有人與配偶離婚，轉移、隱匿財產來逃避執行，很多債權人與債務人關系越來越緊張。

　　現在，天臺法院在立案階段就開始篩選，哪些案子可以用個人債務清理的方式來解決。

　　龐淇方補充，在執行程序中，通常遵循“先到先得”，先申請執行的債權人可以先拿到錢；但在個人債務清理中，會讓所有債權人統一申報債權，將債務人現有財產按照債權比例公平分配，再制定還款計劃。

　　他認為，這樣不僅能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還能及時拉債務人一把，盡可能讓“矛盾不再擴大化”。債務人不用躲債度日，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到重新開始上”。

　　如果不是走到個人債務清理這一步，方志文也覺得，錢一輩子都還不完，他不知道該怎么辦。

　　管理人許旭濤是浙江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負責摸排兩人的財產和債務情況。他記得，夫妻二人學歷不高，方志文沒有穩定工作，壓力都壓在了做保險推銷員的妻子肩上。妻子不是正式員工，賣一單才有一單提成，月均收入約4000元。有一次見面，提起債務，妻子情緒很激動，方志文垂著頭，一緊張，說話還有些結巴。

　　他告訴許旭濤，自己開過燒烤店，當過房產中介，過去10多年，他兩次借錢和朋友一起投資做項目，一次是入股體檢中心，一次是被忽悠去炒幣。兩個項目都失敗了。

　　其間，母親患腦中風，父親患肺癌，夫妻倆奔波多地求醫，又向親友借了醫藥費。5年中，雙親相繼離世。那時為了多賺錢，他開了燒烤店，每天忙到深夜，堅持了兩年，只做到“收支平衡”。

　　許旭濤記得，當時去村中走訪，和他交談過的村民都認為，方志文“為人老實”，算得上熱心，村中有什么紅白喜事，都會去幫忙，就是“沒什么經商天分”。他找到方志文的債權人，發現對方還是前任村支書，借了方志文數十萬元。

　　但他走訪了一圈，同樣心里沒底。

　　許旭濤坦言，如果債務人沒有穩定收入來源，債權人的利益就沒有任何保障，個人債務清理中的還款計劃不好做，案件通常難以推進。

　　在法院的會議上，大家討論后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不做，方志文家的情況“只會更差”。“總歸要為這個家庭考慮，兩個小孩都還在讀書。”龐淇方說。

　　“如果能通過個人債務清理，解除失信等限制措施，沒準他能夠做一份穩定工作，再做個副業”，龐淇方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沒辦法激發債務人本身的再創收能力，案件就陷入了死循環。”

　　“我們不是要賴賬”

　　首先要確定方志文夫婦是不是“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

　　“誠信是個主觀概念”，龐淇方記得，剛開始辦理這類案件時，他們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最早辦案時，他們很“教條”，債務人過來申報，就按照他的材料，排查財產、債務情況，僅僅考慮財產如何處置、如何分配。

　　他們參考企業破產法中的辦法，但是，企業破產后，現有財產分配完，案件就結束了，但自然人不一樣，“他現在沒有財產，不代表未來沒有財產”。

　　他們想，或許財產處置與分配并不是完結，而僅僅是開始，要深入了解債務人和債權人想法，了解更多案件細節。

　　可是，有的案子還是辦不下來。他們發現，有的債務人有逃債的想法，還款計劃“只是隨口報報”。有的債務人確實想還款，但收入較低，還款目標形同虛設。

　　那時，他們才意識到，還款計劃的制定只是個人債務清理程序中的一個環節，要先判斷“這個人是不是誠信，值不值得法院來做個人債務清理”，而不是“以還款計劃作為最終目標”。

　　龐淇方印象深刻的是，當時院里有法官提出，個人債務清理是一個社會層面的問題，在誠信評價時如果只考慮債務人、債權人和法院“三方關系”，工作上有些局限。“他說‘社會層面的事，一個法律程序沒辦法全部囊括，是不是應該引入一些人共同參與？’”

　　受檢察機關不起訴等聽證制度的啟發，他們聯系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還邀請了對債務人比較了解的村干部，一起來開誠信評價聽證會。

　　龐淇方介紹，法院會整理債務人相關資料，提交給由代表、委員等組成的誠信評價工作小組，并在債務人戶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聯絡站、政協議事堂進行公示。其間，工作小組的成員要對債務人的情況進行走訪。

　　公示期結束后，誠信評價工作小組會收集當地群眾提供的債務人信息線索。準備好這些后，他們才會召開聽證會。2023年至今，天臺法院在每個鄉鎮街道基本上都開過一場聽證會。

　　聽證會上，他們設計了專門的評價表，從負債原因、清償意愿、償債能力、社會評價四個維度對債務人誠信度進行評分，只有最終得分在80分以上的債務人，才能夠被視為誠信。

　　在這場聽證會中，一位代表提出，“如果房產拆遷，補償是否可用于提前還款”，還有一位問：“如果工資上漲或有額外收入，要怎么處理”。方志文回答，如果有多余收入，會先用于還款，如果自己失業，也會馬上找別的工作。

　　還有一位債權人發現，方志文把農村房屋過戶到了兒子名下。

　　龐淇方提前調查過這一情況，據他了解，方志文把房子過戶給兒子后，兒子到銀行貸款，借來的錢同樣用于還債。

　　“我們不是要賴賬，只是希望有尊嚴地活下去。”方志文的妻子說。

　　最終，方志文夫婦的誠信評價均分為95分。龐淇方當場宣布，建議解除限制消費令、刪除失信信息、解凍賬戶。

　　在還款計劃中，法院給他們留出基本生活費，第一年，他們至少還3.6萬元，逐年遞增至6萬元。

　　聽證會結束后，夫婦倆向每一位參會者道謝。

　　還有希望熬過去

　　作為一名年輕干警，龐淇方見過不少“不幸的人”。

　　他還記得，一個做家電維修的男人患有白癜風，“皮膚一片一片雪白”。他不太會跟人打交道，帶著兩個小孩，妻子身體不好，因為給家里長輩治病，不斷套現信用卡，賬單到期了沒辦法還錢，被銀行起訴。

　　還有一個女醫生，自己幫丈夫借錢炒股，欠了150萬元，丈夫和她離了婚，她獨自帶著小孩，也帶著債務生活。在聽證會上，她一直在哭。

　　龐淇方回憶，每個案件、每個人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每做完一個，都感覺是給“債務人卸掉了一層枷鎖”。“起碼是在你覺得‘人生到此為止’的時候，我把你拉住，說沒關系，還有希望熬過去”。

　　在新冠疫情結束時，他遇到不少負債累累的人，餐飲店老板、創業者……做什么的都有。一個27歲的年輕人曾是一家服裝加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下游款無法收回，公司資金鏈斷裂。為維持經營，他多方借貸，公司最終倒閉，他背上約119萬元債務。

　　隨后，他的婚房被強制執行，個人也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未婚妻也離開了他。他向法院申請個人債務清理，在召開誠信評價聽證會時，法院特意邀請了一位青年創業者代表參與。

　　最終聽證會通過的方案是，每月為他保留2000元基本生活保障，最低還款2.5萬元，還給他另外設置了“創業獎勵”，允許他每年留存電商業務30%的收益用于再創業。

　　2025年，天臺法院受理了303件個人債務清理案件，辦結213件，成功清理66件。沒辦成的案子里，有的是債務人真的無錢可還，有的突然失聯……

　　有一次，一位債務人戶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發現，債務人沒有上報自己父母的拆遷安置。還有一個債務人，自己在村里建了新房，瞞著不上報，會上一位村干部發現了。開完會后，法官就去了他的新房，發現裝修頗好，馬上就把案件否掉了。

　　龐淇方曾被債權人指著鼻子罵，覺得法院就是想幫債務人。但他覺得，更多債權人能夠體諒債務人和法官的難處，“如果是一個公開公平透明的程序，他們也愿意參與進來”。

　　在中國人民大學破產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陽光看來，天臺法院的誠信評價做法有其獨特之處。

　　徐陽光介紹，“誠實而不幸”是類個人破產案件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現有法律沒有相關規定，深圳、廈門頒布的地方條例有所規定，但并不具體，且適用范圍有限。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殷慧芬告訴記者，個人破產法的出現，最早就是從債權人的利益出發，確保債權人公平受償。后來，隨著社會發展，大家逐漸意識到，債務人可能因投資失敗、遭遇變故等客觀原因無法償還債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適當免除部分債務，給債務人留下重新開始的機會。

　　殷慧芬提到，在這個過程中，法院遇到的障礙之一就是來自債權人。“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債務人到底是有錢不還，還是確實沒錢可還。如果這個人是老賴，就不值得這樣做，于是法院才開始注意誠信問題。”

　　徐陽光認為，一方面，當地代表委員和村干部對債務人的實際狀況更為了解，能夠營造讓債務人不敢說謊的環境，也能夠讓社會公眾，尤其是跟債務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城市、曾經是或者今后可能是債務人合作交易對象的人，能夠真正了解債務人的經濟狀況和誠信狀況。

　　另一方面，法院能夠借助這個流程普及個人破產的理念。“這個程序中積累的規則，比如哪些財產可以豁免，哪些財產不能豁免，哪些債務能夠免除，免除要經過什么程序，這些對個人破產立法都是有參考價值的。”徐陽光說。

　　但他覺得，在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中，這種方法不一定適用，隔壁鄰居、同村人都不一定對對方的情況非常了解，采用這種做法的成本將大幅增加。徐陽光還提到，目前各地都在誠信識別上進行探索，他曾到余杭區人民法院調研，當地開發了專門的系統，來識別債務人的誠信狀況。

　　殷慧芬覺得，推行個人債務清理，社會需要有一個接受過程，通過聽證會的形式能夠讓更多人知道，它“并不是老賴逃債的工具”，而是要為確實無力清償的債務人提供生存的可能性。

　　最近，方志文的案子就要結案了。

　　（應受訪者要求，方志文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