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邊青年在新疆往事回顧：憶新疆支邊生活

在過去的那個年代，在那遙遠的地方，許多懷著熱情和憧憬踏上兵團土地的上海青年，也許曾經(jīng)想到在大田里戰(zhàn)天斗地的苦和累，但有誰會為接踵而至的饑餓做好了準備呢？　　在“先生產(chǎn)，后生活”的原則指導下，不單勞其筋骨，而且要餓其體膚，要苦其心志，要空乏其身；唯其這樣，才做得上那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人吧。

這是在阿拉爾的紀念館里，老知青何百成介紹著他們冬天發(fā)的翻毛皮鞋，他說這都是好東西呀，軍用品在當時可是比民用品要結實多了。

但是，這么好的軍用品，這些能夠在隆冬季節(jié)為人保暖的翻毛皮鞋，年輕人又拿它派了什么用處呢？唯一的理想，就是能讓肚子吃飽。

安康（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5團）：我跟你講，到后來，和我在一起的男生，百分之九十的人，用發(fā)下來的翻毛皮鞋跟老鄉(xiāng)換苞谷馕吃了。太餓了，餓得白天干活兩眼冒金星，晚上睡覺睡不著，肚里空，難受。那么就把發(fā)下來的東西跟老鄉(xiāng)換吃的，一雙翻毛皮鞋換五六個馕。我們不管它，只要有吃的，管它換幾個，吃了算數(shù)。

王祖炯（1963年進疆，農(nóng)二師34團）：剩下的唯一理想，或者說追求，或者說動物本能，就是什么時候能把肚子吃飽。　　楊清良（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14團）：每天的生活是“三拳頭”。什么叫三拳頭？就是三個苞谷饃，拳頭大小的苞谷窩窩頭。

王祖炯：一個窩窩頭，里頭是空的，還摻了東西，制糖或喂牲口的甜菜疙瘩，剁碎，擱鍋里熬，熬出來的糖水，熬成糖稀糖漿用作他途，這個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糧食，就是這樣的窩窩頭。

歐陽璉（1964年進疆，農(nóng)一師14團）：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鹽一放，用勺子舀一點油，上面一澆，就算好了。那么油是浮在上面的。排隊打飯，女青年就排在前面，打上面的油漂漂，有味道。男青年他要打后面的，打那干的，白菜，一碗滿滿的，能管飽。

程均友（農(nóng)二師34團老連長）：糧食都是定量的，浪費不成，吃都不夠吃。月月年年，我們團場都超支。團長找我，你咋老超支？我說大家吃不飽，不能干活，你不超支咋辦。擔責任是擔責任，可都是小孩，正長身體的時候，得吃個差不多。我天天到伙房看，饃不能小，只能大一點不能小一點。上海人愛喝那個醬油湯，跟我提個意見，隊長，咱每天燒一鍋醬油湯行不行？我說行。一鍋水，倒些醬油，切點蔥花，誰喝誰舀，就那樣。

安康：可是我們再吃不飽，全國有很多地方比我們還糟，更沒糧食吃。我們生產(chǎn)的糧食都上交，由國家統(tǒng)一調(diào)配。我們是建設部隊，生產(chǎn)部隊，專門打糧食上交。你想自己生產(chǎn)糧食自己吃，沒這個道理，計劃經(jīng)濟，沒這回事。你說上海，你在紡織廠里，布那么多，你就應該有衣服穿了，沒這回事。都是國家計劃的，你照樣得按人頭領布票，幾尺就是幾尺。

計劃經(jīng)濟和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

王祖炯：都是什么年齡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天要勞動17到18個小時。偶爾連隊想辦法搞點油來，炸個油條，會在勞動的時候，從連長到排長不停地喊：好好干，今天晚上改善伙食，吃油條！這不得了，吃油條，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大家就像打了興奮劑一樣，勞動積極性高漲，都盼著天黑回去吃油條。回去果然一人兩根油條。到1966年11月我們?nèi)ラ_荒，那個場長嘛，說文化大革命了，無產(chǎn)階級是不吃油條的。完了，油條沒有了。（笑）

王祖炯：肚子很餓的時候，大家就精神會餐，說小籠包，說生煎包，說陽春面，說小餛飩，說粢飯糕或者春卷。因為以前在上海的時候很熟悉這些小吃。

史美云（女，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5團）：我那個時候最想吃湯圓。想城隍廟賣的小吃。后來還可以，從上海寄來糯米粉，可以自己做了。什么都得從上海寄過來。

毛國勝（1963年進疆，農(nóng)三師43團）：誰收到個包裹，上海寄的包裹，全是吃的東西，這是最幸福的事。上海那些點心，什么沙琪瑪、云片糕，這些東西寄來的比較多。

何百成（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13團）：想辦法叫上海家里給我們寄點東西，所以那時候上海到新疆的郵包特別多。郵包半個月到這兒，寄點什么掛面，大白兔奶糖，寄點全國糧票。信封里夾上三五斤糧票，也可以用來解解饞，因為包括到團部食堂買碗面條，還要200克糧票，在新疆這邊講200克，在上海叫4兩。從上海寄來肉松，當?shù)貨]有這東西。多好的肉松啊，一根根就像駱駝毛差不多。我們拿給老職工他們嘗嘗，他們說這駱駝毛怎么能吃嘛，他一嘗，發(fā)現(xiàn)就是好，才知道這叫肉松，沒見過。

余加安（1963年進疆，農(nóng)二師34團）：每個禮拜有一次民主生活會，開會說什么？檢討資產(chǎn)階級思想。你寫信回去要餅干了嗎，要什么了嗎，這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一點小事情都得檢討，這次檢討沒通過，下次還得檢討。

韓培芬（女，1964年進疆，農(nóng)二師21團）：比如輪到我說了，你講講你這一個禮拜做的好事壞事，有什么資產(chǎn)階級思想，全部講出來。講了以后，大家說韓培芬有哪個好的沒講，壞的沒講，給她指出來。人人監(jiān)督。

楊清良：每人二兩油一個月，還不能保證供應。因為上面只給你下定量指標，并不給你發(fā)油，要靠你自己種的棉花，把棉花籽提出來，榨成油，你才有油吃，要不然沒有。棉花籽油如果提煉得好，經(jīng)過后續(xù)的處理，那也是很好的，但我們吃的是最原始的棉花油，把棉籽炒了，榨出油，黑乎乎的就給我們吃了，炒菜都冒很大的煙。當然總比沒油好，也算是不錯了。

何百成：記憶最深的，1970年的時候，我們團連續(xù)三個月，一兩油一滴油都沒有給你分配。

王祖炯：那時候連續(xù)四五年，每年365天沒見到過油花花，我們這個34團自然條件太差，太窮了，沒有油，都是白水，鹽水煮菜，煮蘿卜。

何百成：餓得不行了，我們就想著去偷，沒有口袋怎么辦，把發(fā)給我們的床單對折起來，兩邊一縫，不就成了個大口袋嗎？然后找一個個子小的，讓他背上大口袋，把繩子在腰上一綁，晚上從天窗放到菜窖下面去，等他把甜菜、蘿卜、白菜全裝滿以后，再拉上來。菜窖大得很，全連一個冬天儲存的菜全在里頭。拿回來以后，藏到通鋪底下。把口袋拆開，抖抖土，一攤又是床單了，睡覺。把通鋪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

毛國勝：生活是絕對艱苦，有人開始逃跑，受不了，感到絕望了。

歐陽璉：一有人跑了，聽到消息，帶槍的人在路上一卡，無處可逃。

王祖炯：有的人往沙漠跑，他以為可以從那兒穿過去。結果等派人“抓”到的時候，他已經(jīng)變成一具木乃伊了。

王祖炯：一年到頭有沒有吃飽的時候呢？我說一個故事，有的。每年的春節(jié)，也就是說年三十除夕夜，實際是半下午的時候，給大家會餐。到現(xiàn)在我都沒搞明白，平時什么也沒得吃，這一天怎么會那么豐富。各個班把臉盆拿去，十幾個人像餓狼一樣圍成一圈。規(guī)定了，只能吃，不準帶走，炊事班有人圍著“站崗”，不讓拿走。就在露天操場上，我們一大群人蹲在那兒，然后上的第一個盆子是什么東西呢？就是大片的肉，肥肥的肉，來了以后，大家一看就動筷子，多長時間沒見過肉了，吃！我當時出了一個主意，先別吃，后面還有好多菜呢，吃一塊肥肉不就膩住了嘛，吃不動了嘛。那就不吃，大家都不吃，就守著。

伙房那頭，這個想法可能也是有的，你要是膩住了，后面的菜就可以少上點。結果一看大家都不動，就定在那兒，僵持在那兒。年三十正值三九天，天寒地凍。最后食堂僵持不過了，后面的菜就上來了，一盆一盆地上，上來一盆大家風卷殘云地干掉，開始蹲著，后來蹲不住了，就跪著，最后就是半蹲半跪半站，七八盆菜都吃完了，塞得肚子滿滿的，就剩那一盆肥肉還沒動。不讓帶走怎么辦，最后都下筷子，一人夾一大塊肥肉叼在嘴里，帶走了。

供給制與煤油燈：

安康：我們是供給制，部隊編制，頭三年每月津貼是三、五、八元。一個月發(fā)三塊錢津貼，三塊錢能干什么，買牙刷、牙膏、毛巾、肥皂，買點信紙、信封、郵票，沒了。衣服，一年一套，兩年一套，不夠穿，翻毛皮鞋兩年一雙。

楊清良：和原始共產(chǎn)主義差不多。為什么講像原始社會？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沒有高低差別，你三塊津貼，我也三塊，到第二年你五塊，我也五塊。第三年都是八塊，沒有人多拿一分，很平等，很原始的。所以大家也沒什么怨言，沒有心理不平衡。

姜步宏（1966年進疆，農(nóng)二師21團）：一個月休息三天，逢十休息。這個休息日還有半天做貢獻。當時兵團黨委提出來目標，叫“個十百千萬”：要求每個人每年利用休息時間，開荒一畝地，上交十塊錢，業(yè)余打糧一百斤，打草一千斤，制肥一萬斤。

余加安：那個時候沒有燈，點的都是小油燈，拿個油瓶、墨水瓶或小藥瓶，上面弄個牙膏頭，弄根線，下面放點煤油，像鬼火一樣。晚上營房周圍漆黑，一間屋里好多個小油燈在閃著。

魚珊玲（女，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14團）：每天挨到收工都好晚了，回到連隊，吃了飯就是晚上了。我們那個連隊一直到1978年才通上電，才有電燈。以前點的全是小煤油燈。　　何百成：最早的時候我們用馬燈，是木殼的，一面是木頭，三面是玻璃，中間釘兩個小釘子卡住油燈。提著那個燈，上面有個出煙口，手上全給冒出來的煙熏黑了。

魚珊玲：副業(yè)不發(fā)展，交通不方便，副食品和消費品的供應都非常緊缺，團場東西相距20公里，一共才兩個小商店，都只有一間門面。必需品實在太缺乏了，那一年我買棉鞋，貨架上倒是有兩只，但是同一只腳的。

風沙與地窩子

程均友：生活環(huán)境差，風沙大，嘴干，水是咸的。

朱靜華（女，1963年進疆，農(nóng)一師14團）：到連隊第一頓飯的印象終生難忘。外面喊開飯了，我們就出去了，那邊地上擺著盆，剛要吃的時候，一陣風沙刮過來，上面全是沙子，饅頭上也是沙子，我們一看全是沙子，說這個怎么吃呀，好多女孩子當時就哭了。再看看這外面的地，我們當時穿的都是圓口的方口的布鞋，那沙土已經(jīng)淹到褲腳了，一踩下去，鞋里面灌的全是沙子。這怎么生活呢？好多人又哭得不行。

楊清良：其實正因為風沙大，住地窩子有地窩子的好處，它避風、保溫。當然它是最簡陋的房子，就是往地下挖兩米，上面再搭高一米，用砍來的胡楊做梁和柱子，頂上鋪上茅草、蘆葦，再敷上泥土，放個木框就是天窗，因為不下雨，也不需要塑料紙什么的糊窗，留一個洞就成了。

女青年的難言痛楚

對女青年來說，在大田里勞動的時候可以和男青年一樣承受饑餓、承受勞累，但是女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難更加難以克服：連必需的衛(wèi)生用品也沒有。

朱靜華：當時手紙根本沒有。我們的手紙就是那么大張的，就是現(xiàn)在講的白報紙，那么一大張，買回來自己把它剪開，疊起來，我們都是藏著硬硬的這種手紙。

大概是有探親假以后，我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從上海帶衛(wèi)生紙來。有誰探親了，大家就請她幫著帶上一點。有時候還讓家里寄，因為一個人探家也帶不了多少，就按印刷品寄過來。我外婆經(jīng)常給我寄。

在新疆以前用的都是布條條，里面裝的是草木灰，就這樣用的。縫這么長的一個長條條，兩邊搞個帶子，如果灰滿了，把灰抖掉，就是這樣的。灰不是吸水嘛，就這樣用。所以每次干活的時候，大腿兩邊都是磨破的，破得走路都不能走，有的時候我們女孩子就是哭呀。　　大田和工地上是沒有廁所的，就到旁邊的草叢里解決問題，因為草長得高，外面看不見。在草叢里踢一踢，就這樣解手。

在戈壁灘，有一種小小的蟲，叫它“草鼻子”，它鉆到皮膚下面以后，就會生出無數(shù)的小蟲，把血都吸掉。我們團場有個女孩，在草叢里解手，這個“草鼻子”就爬到她的下身里，她也不知道，疼呀疼呀，疼到后來檢查里面都是血，最后死掉了。貧乏的文化生活與樂觀面對　　安康：不光是物質(zhì)的，精神生活也很貧乏。電影是一個月能看上一次就很不錯了，一有電影的話，整個連隊就沸騰了。

魚珊玲：我們在連隊一年只能看到幾次電影，報紙雜志也看不到。　　余加安：連隊里頭說今天演出隊要來了，那是過年了，一件大事情。放電影也好，演出隊來也好，平常是看著太陽落山才下班，這天不管怎樣會提前一些，大家早些收工回家洗洗。演出前一兩個小時，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孩子們喊演出隊來啦，演出隊來啦，或者喊電影來啦，電影來啦，一直喊到正式演出開始。

何百成：豎起兩根桿子，拉上一塊銀幕，就在露天，被風吹得鼓來鼓去，用16毫米的小機子，給我們放一場電影。

余加安：連隊一個月能夠來上一次電影。在這個連隊放過以后，再轉(zhuǎn)到其他連隊去放，那這個連隊的人會跟著電影機走，再去看第二遍，看第三遍。

那時候看《賣花姑娘》，最遠的連隊的人，從50里外提前奔過來。冬天，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了，露天電影，那個冷啊。連隊看個電影真不容易，而且那時候的片子又苦，看得鼻涕眼淚都結冰。

衛(wèi)生隊里頭住的病號跑出來看電影，看到一半不行了，弄回去急救。病號打著點滴的嘛，瓶子拿在手里頭來看的，看到半夜不行了，凍得那家伙差點死掉，馬上送回去急救。還好衛(wèi)生隊離電影場地不算遠。

毛國勝：年輕人，盡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是黃昏一下班，也沒有洗澡的，就弄點涼水沖一沖，洗洗，把自己的干凈衣服一換，院子里熱鬧得就像大世界一樣了。唱歌的，跳舞的，拉胡琴的，拉小提琴的，吹笛子的都有，反正把這個日子想辦法過得高興起來。

沈黎明（1966年進疆，柴窩鋪林場）：我這個樂器是16歲到新疆來了以后學的。那時候我們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沒有電影，沒有電視，我們就自己豐富一下業(yè)余生活。因為笛子價格便宜，才一元錢，所以我就學著吹了。

程均友：給他們組織娛樂活動，不能讓他們鬧情緒，不能讓他們悲觀，這個要根據(jù)年輕人的特點，把連隊活躍起來。開營火晚會，我年齡大一點，三十多歲，他們都是十七八，我為了逗他們，把老羊皮襖翻著穿，毛朝外，找個破氈帽戴上，也跑到他們那里面跳，惹得大家哄哄大笑。

城市文明對邊遠農(nóng)村的影響

何立云（農(nóng)一師14團老職工子弟）：上海女青年穿短褲，我們那邊的人捂著鼻子，看都不敢看，有的還臭罵她們。有個姑娘長得蠻漂亮，人家罵，老太婆罵得很難聽，嚇得她再也不敢穿了。

余加安：沒人敢穿。

李小女（女，1963年進疆，農(nóng)二師34團）：那時候有一個女的，她家庭條件很好，屬于資產(chǎn)階級，她的好衣服疊了好多好多，放在紙盒子里，再放在鋪底下，不能穿出來。最后老鼠從下面打洞，穿過箱子里的衣服一直打到上面，結果她的衣服打開來，每件都是六個洞，根本沒法穿了。

余加安：說起來，我們帶去了很多東西，尤其女同志帶去了穿著風氣的改變，對那里很有影響。到后來有的確良了，的確良襯衣。的確良襯衣好看，穿著也比較合身。但是，老職工看不慣，尤其天熱，說是貼肉。

李小女：我第一次穿的確良，是我父親給寄來一件米色的襯衫。我在團部，是給領導服務的公務員，早上起來我穿著新衣服，來到了參謀長的辦公室。參謀長問，姑娘，你穿的是什么？我說這是的確良，新出來的。他說，脫掉，脫掉，回去換掉，不要穿，難看死了。雖然我很喜歡這件襯衫，但領導不讓穿，也就沒法穿了。

毛國勝：有的老職工呢，看不慣上海女青年的衣著打扮。女孩子穿裙子，穿短褲，穿個汗衫就出來了，老職工感到簡直不可思議，覺得上海人有點像二流子。但是老職工的子女羨慕上海人，跟著上海人學，學上海話，學穿著打扮。

余加安：這真是不應該成為笑話的笑話，為什么呢？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確良穿起來了，這個東西呢，夏天穿著比較透，那么上海的丫頭呢，都戴胸罩，一戴胸罩，很明顯。那時候老職工沒有這些，老職工就說，啥東西嘛。有的罵上海這些丫頭，罵得一文不值。

但是以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聽說你要探家了，又悄悄找你說，哎，你回去吧，幫我老婆帶一個那東西來。帶什么？的確良襯衣，還有那個東西（胸罩）呀。挺好的，讓我老婆也穿。罵是要罵，帶還是要帶的。

何立云：原來我們那個地方姑娘小伙很土的，不講衛(wèi)生，不注意洗臉洗腳，衣服可以穿上一兩個月也不洗，水也少，就是這樣。他們上海人來了之后，對我們的促進，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搞得干干凈凈的，出去很好看，好看難看大家都看得出來，都跟著學。像我們這些人都跟著上海青年學，人的精神面貌好多了。

何百成：上海流行什么服裝，上半年流行的，下半年在我們南疆阿拉爾就流行了。后來有那么多候鳥，往返于上海與新疆之間，你說這東西不是快得很嗎？

祝匡依（1964年進疆，農(nóng)八師）：農(nóng)場的孩子沒見過火車，更不要說親身坐一坐火車了。很多老職工一輩子待在農(nóng)場，他們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坐一次火車，到烏魯木齊看一看。（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時的孩子真是這樣，沒見過那些城里的東西，甚至沒聽說過。

何立云：上海青年諷刺我們這些老職工家庭的孩子，說我們要是去上海的話，看到高樓大廈會傻得把帽子看掉了，開我們的玩笑，出我們外地人的洋相。我們也相信，人家那里大馬路、水泥馬路齊全，樓房那么高，上海的人我們也看到了，都清清爽爽，干干凈凈。那里別說汽車，還有火車、輪船，經(jīng)濟又發(fā)達，商店又繁華，你說這個東西，再笨的人，我們好壞也都分得清。

程均友：那時候光知道上海的東西好。在我想象中那就是工業(yè)化的大城市，你像衣服，上海的好；收音機，上海的好，以前我們沒有收音機。

何百成：1966年，咱們農(nóng)一師的職工總數(shù)是十萬七千多人，而上海青年四萬六千人，占總數(shù)的43%，你說有這么大一股力量，能不把師部所在的阿克蘇變成“小上海”嗎？

毛國勝：（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你到阿克蘇去，不管河南人也好，甘肅人也好，都講上海話，他們的孩子都講上海話，你都聽不出他們的老家是哪里。團場一到星期天，那集市就像小上海一樣，好像滿街都是上海人，滿街全講上海話，當?shù)啬贻p人喜歡學上海話。所以在衣食住行上面，對新疆當?shù)氐挠绊懛浅４蟆?/p>

何立云：我們那個地方是原始森林，林子里樹木多，原來是砍樹了回去在屋里栽四個樁子，再在上面排上樹棍子，鋪上草，就算是床，我們大部分都是這樣。后來上海人開始用家具了，自己做，我就跟他們學，床我也會做，都是跟他們學的。當然還是睡床更舒服。

何百成：包括在本地出現(xiàn)的沙發(fā)，剛開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沒有彈簧怎么辦，用汽車廢輪胎，那個黑的內(nèi)胎，不是有彈性嗎，把它截成這么寬的一條條，做個框子，兩邊一釘，上面用棉花一墊，布一蒙，坐上去軟乎乎的，沙發(fā)做成了。老職工一看，你們上海知青咋這么聰明，這玩意兒都能做出來，沙發(fā)就這么慢慢地興起來了。

何立云：開始是個人自己做，后來影響得公家也做了。我們團里專門成立這樣一個隊，叫副業(yè)隊，副業(yè)隊有專門的木工，把會做這個工那個工的人集中起來，也開始給公家做家具了，做多了還往外送出去賣。

（稿件來源：《青年周末》，作者張力，有刪節(jié)，文中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含蓄劉樂亮老師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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