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個有沒有”看正確政績觀的黨性基礎

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能不能確立正確政績觀的問題，本質上也就是有沒有黨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明確提出“四個有沒有”的要求，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從實現黨的使命任務出發，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有沒有偏離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有沒有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有沒有游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有沒有脫離國情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無旁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為我們清晰地勾畫出了一個判斷政績觀的坐標。

判斷政績觀正確與否，其實質是有沒有理想信念的問題。“有沒有偏離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這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干部的基本要求。黨性要求干部具備“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統一了“歷史耐心”與“歷史主動”的辯證關系，使得政績觀超越了短期的個人升遷周期，去追求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有的干部為了追求“任期顯赫”，不計成本、不顧當地財政壓力，甚至非法融資舉債，“只管借不借、不管還不還，只管建不建，不管用不用”，導致“形象工程”或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造成“前任的政績、后任的包袱”的代際透支。由于沒有黨性支撐，政績觀就容易陷入這樣的政績沖動而急功近利，只做“顯績”不做“潛績”。當然，這并不是否定“顯績”。關鍵在于，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被“歷史認可”的“顯績”，而不是追求無益于長遠發展，甚至留下后遺癥的“顯績”。

判斷政績觀正確與否，關鍵要看與人民立場是否一致。“有沒有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這一黨性原則決定了政績觀的“價值原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黨性堅強，就會自覺把“為誰創造政績”的邏輯起點指向人民。也就是說，政績不是個人晉升的“臺階”，也不是光宗耀祖的“資本”，而是為人民群眾解決急難愁盼問題的“成果”。反之，如果黨性弱化，政績觀就容易滑向“個人主義”或“本位主義”，出現“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的錯位。《之江新語》中有一句話擲地有聲：“凡是為民造福的事一定要千方百計辦好，凡是損害廣大群眾利益的事堅決不辦。”這是“為誰創造政績”的價值定位，是檢驗政績的試金石。

判斷政績觀的正確與否，也要看是否與中央的部署一致。“有沒有游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堅強的黨性需要干部在創造政績時，能夠自覺將本地區、本部門的工作置于黨和國家事業全局中去謀劃。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行動”。早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他就指出“上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和行動。上海的發展絕不可能獨善其身，上海的發展也絕不可以獨‘惠’其身。”黨性也決定了政績觀的格局大小，是各自為政的“地方保護”還是服務全局的“全國一盤棋”？錘煉堅強黨性，才不會為了局部利益而損害全局利益，不會為了“一域之光”而給“全局添亂”，自覺將地方工作置于黨和國家戰略全局中謀劃推進。

判斷政績觀正確與否，還要看是否與客觀實際一致。“有沒有脫離國情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創新和豐富我們黨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他強調，“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問題，也是黨性強不強問題。”并進一步指出“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在這里，從黨性維度來看，“靠什么創造政績”？靠的是實事求是，把干事創業的熱情與科學理性的思考統一起來，用正確的“做事邏輯”來落實正確的“為官價值”。也就是說，實事求是是科學作為的前提，決定了政績觀的科學程度，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運用實事求是的方法，才能取得實事求是的效果。一些干部罔顧地方資源稟賦與發展階段，盲目鋪攤子、上項目，資金投入打了水漂，項目淪為“半拉子”工程，導致違背規律的“政績泡沫”。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才能讓每一項決策、每一條舉措都經得起現實檢驗。要堅持求真務實，“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勢”，不夸夸其談、不脫離實際，用實打實的行動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

總而言之，決定政績觀正確與否的深層因素是我們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四個有沒有”的要求從認識層面、價值層面、政治層面和實踐層面對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指明了方向，黨性的“決定性作用”貫穿其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判斷政績觀的“四維檢視模型”。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

原標題：《判斷政績觀是否正確的“四維檢視模型”》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王多

本文作者：羅俊麗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邵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