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者與弱者、優勢軍力與劣勢軍力的經典對決中,歷史并非總青睞強者。無論大衛擊倒巨人歌利亞是憑運氣還是實力,那場決斗的結果始終在歷史中回響。
對美國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已屢屢化身為歌利亞,卻被一系列相對弱小的“大衛”所挫敗。大衛當年以一記精準的頭部打擊獲勝,而現代的“大衛”們則通過“不輸”來贏得勝利。越南和阿富汗是兩大例證。2003年后的伊拉克是第三例。在每一場沖突中,美軍都贏得了每一場戰役,但美國卻以各方付出的巨大生命與財富代價,最終輸掉了戰爭。
越南的潰敗之路始于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及其推論與誘因。對于可能遺忘或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而言,這一概念可追溯至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慘敗后,法屬印度支那被劃分為南北兩部分。當時的觀點是,如果東南亞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之手,它們就會像一排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倒下。1963年11月約翰·F·肯尼迪總統遇刺后,林登·約翰遜在越南戰爭中接任總司令職責,他曾表示:“如果我們不在湄公河阻止共產黨人,就將在密西西比河與他們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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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北越采取了何種戰略?唯有一種:以“不輸”為贏。將戰場設定在美國人的電視客廳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民眾會厭倦目睹陣亡士兵遺體歸國,厭倦看到越南大片土地被美國的炸彈和火力摧毀。這一戰略不僅奏效,甚至動搖了美國領導人的地位,迫使約翰遜放棄尋求或接受第二個任期。最終在1975年,最后一批美國人撤離西貢,標志著美國的徹底失敗。
無獨有偶,在阿富汗,2001年底“持久自由行動”開始數周后,塔利班便全線潰退。然而二十年后,美國如同在越南一樣再度撤離。這又是一場通過“不輸”取得的勝利。
伊拉克的情況略有不同。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策劃了入侵。喬治·W·布什總統的部分動機源于一種更高的烏托邦愿景。他表示相信,通過將伊拉克民主化,可以促使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大中東地區效仿。另一個附帶收益是以色列的安全將得到保障。但事實并非如此——布什的失敗,僅僅是因為對方避免了失敗,從未屈服于民主化的誘人承諾。
當前的關鍵在于伊朗戰爭將如何收場。阿富汗的失敗源于任務蔓延——將奧薩馬·本·拉登繩之以法的初衷,被徒勞地試圖將一個部落國家民主化的行動所取代。伊拉克的失敗則因為戰爭的核心理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民主化——存在致命缺陷。伊朗戰爭同樣陷入了類似的誤判。
首要的誤判是關于伊朗即將制造核武器及可打擊美國的遠程導彈的謊言。這種擔憂并非特朗普政府獨有。奧巴馬-拜登政府的十二年執政期間也同樣擔憂伊朗的核能力。但巴拉克·奧巴馬總統曾通過達成核協議,有效阻止了伊朗發展核武器。特朗普廢除了該協議,卻與以色列合作,在2025年6月的“午夜鐵錘”行動中“摧毀”了伊朗的核能力。
如今戰爭已持續五周,美國和以色列幾乎摧毀了伊朗本就薄弱的空軍和海軍,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導彈和無人機能力。但伊朗衡量成功的標準并非被摧毀的艦船或飛機,而是每加侖汽油的價格以及道瓊斯和納斯達克指數的走勢。即使特朗普像美國對北越所做的那樣,將伊朗炸回石器時代,誰又能算是真正的贏家?
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尚無法預測。但如果歷史有投票權,特朗普應當感到憂慮。“以不輸為贏”的策略往往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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