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可能到現在都沒搞明白一件事。
那些中東王爺國,正在悄悄把自家的孩子從歐洲往回拽。
不是一兩個。是成批地縮減赴歐留學名額。沙特、阿聯酋這些國家,近些年大幅收緊了去歐洲的獎學金和助學金。以前每年送幾百上千人去倫敦、巴黎、柏林,現在名額砍了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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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
不是沒錢。油價再跌,王爺們也不差這幾個鋼镚。
真正的原因,說出來有點諷刺:他們嫌歐洲的穆斯林太極端。
怕自家去求學的良家子弟,被歐洲那幫“思想已經變味”的穆斯林帶壞。你想想,一個從小在迪拜或者利雅得長大的年輕人,家里管得嚴,去了歐洲,突然接觸到一群在當地長大、對西方充滿怨恨、甚至崇拜暴力的穆斯林同齡人。這畫面,王爺們想想就頭皮發麻。
所以他們的邏輯很簡單:與其讓孩子去歐洲被“再教育”,不如留在國內,或者改送去亞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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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乍一聽像個段子。但細想一下,背后藏著歐洲幾十年來最致命的一個盲區。
先把時間拉回到二戰剛結束那會兒。
歐洲打爛了,需要重建。缺勞動力,尤其是臟活累活沒人干。德國從土耳其招人,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招人,連北歐國家都從南歐和北非拉人。當時誰都沒想太多,就覺得是臨時工,干完活就回去了。
結果呢?這些人沒回去。
他們留下來了,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
幾十年過去,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從幾十萬膨脹到幾千萬。法國、德國、英國的穆斯林比例,已經摸到百分之八、九甚至更高。按現在的生育率和移民趨勢,再過二三十年,這個數字還會翻倍。
這種隔離和排斥,成了極端主義最好的溫床。
你去看那些去敘利亞、伊拉克參加“圣戰”的歐洲年輕人,很多不是在清真寺里被洗腦的,而是在街頭、在監獄、在網上被“點燃”的。他們生長在歐洲,卻覺得自己不屬于歐洲。他們找不到工作,被歧視,被貼標簽。然后有人告訴他們:這一切都不是你的錯,是那個“系統”在壓迫你,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
這套話術,在全球任何地方的貧民窟都好使。
而中東那些王爺國,恰恰是看明白了這一點。
現在很多中東地區的官員,就對歐洲地區的極端主義感到憂心忡忡。
比如阿聯酋副總統兼外交部長謝赫·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赫揚去年5月說,阿聯酋一直強調穆斯林兄弟會及類似歐洲及其他地區極端主義運動所造成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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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17年的時候就表達過明確的意思。說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更多的極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來自歐洲。因為(西方)缺乏決斷力,試圖保持政治正確,或者自以為了解中東和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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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說得夠直白了。大意就是:你們歐洲人傻,還在往家里引雷。
當時歐洲人聽了肯定不服。但過去十年,從巴黎到布魯塞爾,從曼徹斯特到維也納,恐襲事件一樁接一樁。很多襲擊者的身份,就是“土生土長的歐洲穆斯林”。他們不是在國外被洗腦的,就是在歐洲本土被“催熟”的。
王爺國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們自己的國家,也在拼命轉型。沙特王儲薩勒曼搞“2030愿景”,要擺脫石油依賴,發展科技、旅游、金融、娛樂。阿聯酋早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中東的商貿和金融中心。這些都需要人才,需要接受現代教育、懂技術、有國際視野的年輕人。
他們最不想要的,就是一群被極端思想洗腦、整天想著“把世界打個稀巴爛”的圣戰分子。
所以,縮減赴歐留學名額,只是第一步。更狠的是,他們還在國內搞“去極端化”。沙特這些年抓了多少極端教士?拆了多少“地下講經點”?連麥加和麥地那的布道內容,都被嚴格審核。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這里有一個巨大的諷刺。
歐洲和中東王爺國,面對的是同一個“穆斯林群體”,但態度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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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是拼命往里拉,然后不知道怎么管。王爺國是拼命往外推,怕被帶偏。
歐洲人講“人權”、“包容”,不敢碰移民問題,一碰就是政治不正確。結果問題越積越深。王爺國不講這些,他們講穩定、講生存。發現苗頭不對,立刻切斷源頭。
誰的做法更明智?
數據不會騙人。過去十年,歐洲發生的重大恐襲,絕大多數是本土穆斯林所為。而海灣國家,除了偶爾被外部滲透,內部極少出現大規模極端暴力事件。不是說他們那里沒有極端思想,而是被壓住了,被篩掉了,被隔離了。
歐洲的問題,本質上是“融合失敗”。
三代人過去了,很多穆斯林社區依然游離在歐洲主流社會之外。失業率是平均水平的2-3倍。學校教學質量差。警察和居民之間充滿敵意。這種環境下,年輕人不被極端組織盯上才怪。
而王爺國雖然也有一堆問題——人權記錄差、政治不自由、財富分配不均——但他們在“控制宗教話語權”這件事上,比歐洲精明得多。他們清楚,宗教是工具,不能反過來被工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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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到開頭那個現象。
沙特阿聯酋收緊留學名額,表面上是個教育政策調整,實際上是一次對歐洲社會的集體不信任投票。他們用腳告訴歐洲:我們信不過你那個環境,我們不敢把孩子交給你們“熏陶”。
這對歐洲來說,是個極其危險的信號。連中東的盟友都覺得你這里不安全、不靠譜,你還能指望誰來幫你扭轉局面?
更長遠的影響,可能在于人才流向。
歐洲這些年一直在跟美國、亞洲搶人才。中東留學生是重要來源,尤其是理工科和商科。如果王爺國們逐漸把生源轉向亞洲、轉向美國本土,歐洲的大學會失去一大塊優質生源和學費收入。而這些人回國后,也會更傾向于跟亞洲、美國做生意,而不是歐洲。
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歐洲因為內部問題失去了中東的信任,中東的學生和資本流向別處,歐洲的經濟和創新進一步受損,然后更沒有能力解決內部問題。
那位中東領導人當年的警告,現在看來不只是預言,更像是診斷。
他診斷出歐洲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病根:把人口當勞動力,沒有當人看。等這些人扎下根、生了根,才發現根系已經扎到了房子的地基里。
現在歐洲想回頭,難了。遣返?不現實。同化?太晚了。繼續引進?那是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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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爺國們選擇了一種最現實的自保: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別人的爛攤子,不摻和。
他們的孩子,不去歐洲就是了。歐洲以后會不會變成極端主義輸出地?那是歐洲自己的事。
但全球化的世界里,沒有真正的孤島。歐洲如果真的成了極端勢力的溫床,首當其沖受影響的,除了歐洲自己,就是鄰近的中東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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