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衛隊員擅闖中國大使館一案最近不斷發酵,在3月31日的一場例行記者會上,我方外交發言人毛寧的一席靈魂發問直接戳到問題的根源,她明白指出“此人在自衛隊接受過9個月的后備干部培訓課程,在這一過程中,自衛隊到底向他灌輸了什么思想,進行了什么教育?日本自衛隊右傾化、日本‘再軍事化’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說來也是可笑,這個誕生于所謂《和平憲法》的安保性質的力量,如今卻成了培養極端民族主義的溫床,闖館案雖是個例,但也足以管中窺豹。而日本政界對此不僅不抱以反思態度,反而遮遮掩掩、語焉不詳:小泉進次郎作為防衛首相對闖館案只是說感到非常遺憾,高市早苗則完全不提這件事,很明顯是想用糊弄的方式草草了事。
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自衛隊究竟是如何蛻化為今天這個模樣的?
可以想象一下邁出這一步有多么危險,同時又具有什么樣的象征意義。從那以后,自衛隊的國際任務越來越大,去過了柬埔寨,伊拉克這些地方,也參加過許多國家的聯合行動,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自衛隊就這樣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走上了對外干預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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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就是經濟問題。自上世紀末泡沫破裂以來,面對經濟長期低迷、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難解的內政問題,日本右翼政府選擇了回避民生改革,轉而推動軍事擴張。
他們希望通過加速軍工發展,在培植軍工上下游產業的同時,借助制造外部威脅來轉移公眾視線,減少國民對內部矛盾的關注。而這無論是在政策的邏輯上,還是操作的手法上,都與歷史上舊日本帝國的擴張策略驚人相似。
在這兩個因素的混合作用下,自衛隊的右傾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鍵,而自衛隊軍官將參拜靖國神社慣例化就是一個典型表現,盡管國內外批判聲音不斷,但是在右翼政治的庇護下,這一行為甚至一度被宣傳為“對戰死者的敬意”,實在有些過于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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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右翼勢力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仍有許多日本群眾保持著對華友好關系的重視,甚至在近期借著闖館事件的風波聚合成了反對高市內閣的范圍游行。這又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這次事件性質非常惡劣,幾乎沒有辯解的余地。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闖入中國駐日使館并威脅要殺害中國外交官的行為,已經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該公約是國際法的基石,關系到各國使節的安全和尊嚴。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行為都已遠遠超出了可以辯解的范圍。
第二,日本對中國經濟上的依賴始終不能忽視,尤其是在水產業、旅游業、高端制造業等中日深度合作的領域。
日本的高端制造業,尤其是電子、汽車等行業,離不開中國提供的稀土資源。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產國,其供給對于日本這些高科技產業至關重要。日本的稀土需求幾乎無法從其他國家獲得有效替代,特別在電池、電子設備等關鍵領域,這讓日本在資源方面對中國的依賴,顯得尤為突出。
而日本疫情后的經濟回暖,很大程度上仰賴于趁著日幣貶值潮,涌入日本的中國游客們,這批人群數量極其龐大,2025年僅前三季度中國赴日旅客就達到748萬人次,他們有力帶動了日本過去疲軟的消費,并經由服務業將這種經濟利益傳導到了日本整個社會。而在水產領域,中國更長期是日本漁業的第一大出口地,直到2023年中國宣布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為止。
從日本自衛隊的右傾化和日本民間反思潮這兩個視角透視現在的日本,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日本社會的內在分裂:在臺上的日本,宣稱自己代表所有人,揮舞著極端民族主義的大刀,盡管還未開刃,卻已經把緩緩日本帶上了一條不歸路;而在臺下的日本,他們平常可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數,但在經濟理性和絕對的道義面前,他們依舊保有思考的能力,應該說是我們在處理日本右傾問題時理應團結,卻又經常忽略的力量。
歷史早已證明了,逆和平潮流而動的行徑終究無法長久。日本當局若是肆意縱容自衛隊右傾化,持續無視民間的理性呼聲,無視國際社會的警惕與關切,那他們透支的將不只是他國的信任,更是自己社會的整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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