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運史視角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重構（上） | 社會科學報

中國與全球南方的合作應傳承“萬隆精神”，堅持平等互信、共同發展的原則，推動建設開放包容、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體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真正從一個地緣政治概念轉化為改變世界的能動力量。中國與全球南方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將使國際共運的普遍性愿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煥生機。

原文 ：《國際共運史視角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重構》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馬嘉鴻

圖片 |網絡

近年來，“全球南方”這一概念，在學界和公共政治討論中頻繁出現。當前，圍繞全球南方問題的理論探討，大致可歸納為三種路徑：其一，以世界體系論與依附理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路徑，致力于揭示全球不平等結構的生成邏輯。然而，這類理論往往將全球南方固化于被壓迫、被剝削的位置，難以充分闡釋全球南方的主體性應該如何生成。其二，以后殖民理論為代表的批判路徑，著力揭露知識生產中內嵌的殖民性，強調全球南方往往作為西方話語主導下的“他者想象”而存在。其三，則是近年興起的現代性解釋路徑，嘗試使全球南方擺脫殖民話語體系的桎梏，將其視為具備自主知識生產能力的主體。該路徑雖強調知識論層面的自主，卻對自主性如何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被推動和塑造關注不足。

塑造自身主體性的歷史進程

綜合以上三種路徑可知，要考量“全球南方”的政治前景，若僅從多元文化主義或知識論批判的角度出發，將使得這一概念極易被抽離物質基礎與政治現實，淪為一個僅在符號層面備受推崇，卻在結構層面依舊受限的能指。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下，一個亟待回答的問題是：全球南方如何在反抗結構性不公的過程中，發展出具有實踐意義的政治能動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提供了一條富有啟發的線索。恩格斯曾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共產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今天，我們同樣需要探究的問題是：“全球南方”解放的條件是什么？通過引入該視角，我們將有可能使知識生產與政治實踐相聯結，從而更豐富也更曲折地展現“全球南方”的斗爭與反抗——它曾遭遇系統性的遮蔽，也曾在革命浪潮中被激活，并在現實政治中反復遭遇邊緣化的命運。將“全球南方”置于這一歷史脈絡中，不僅可以避免其淪為抽象的文化符號，更有助于揭示全球南方如何通過斗爭，塑造自身主體性的歷史進程。同時，這一歷史過程也蘊藏著“全球南方”獲致進一步解放的經驗教訓。

回到國際共運的思想源頭，馬克思的思想常被標簽化為“歐洲中心主義”，似乎所有社會發展必須沿著相同階段，先經歷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再走向社會主義。然而，細讀其晚年的著述與筆記不難發現，馬克思的視野遠比這類線性簡化模式更為開放。在《資本論》中，他把殖民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內在環節；他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等文章中，也暗指未來革命的可能性；在分析阿爾及利亞與俄國村社時，他突破了早期的單線發展論的框架，轉而承認不同社會存在各自的歷史結構和發展軌跡；他晚年大量的《人類學筆記》更是進一步說明，非西方社會并不只是西方歷史延遲再現的場域，也未必必然重復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表明，盡管馬克思尚未提出成熟且完備的關于非西方社會的解放學說，但已預留了充足的理論開放空間。非西方社會并非僅僅是西方歷史的機械追隨者，而是具有自主性的歷史主體。正是這一思想空間的開放性，使得后來“從邊緣出發的普遍性”成為可能。

然而，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第二國際時期，國際共運在理論與實踐中逐漸僵化為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主義，這在殖民問題的爭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在目睹本國殖民擴張之后，試圖為殖民活動賦予歷史合法性，主張歐洲代表更先進的生產方式與文明形態。因此，殖民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推動落后社會進步的工具。盡管其中亦不乏有人反對殖民暴行，但仍秉持某種“文明責任論”，主張以更為人道的方式維護秩序，實則延續了殖民邏輯。

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堅決反對這種論調，并在其內部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然而，從第二國際的最終決議來看，其立場仍模棱兩可：既譴責資本主義殖民的暴行，又承認文明傳播在某些情境下的價值。這種折中態度反映出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困境：從理論上看，第二國際片面繼承了馬克思思想中較為線性的歷史階段論；從實踐上看，它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名義下，實則維護了歐洲的中心地位。這使得第二國際無法真正承認被殖民民族的主體性，其所主張的普遍性與殖民主義在邏輯上是同構的——都是從歐洲出發的普遍性。直至共產國際的出現，這一局面才得以扭轉。

[本文后續詳見2026年4月5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5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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