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提出這個看法時,很多西方人感到意外。他不是隨便說說,而是經過多年研究后得出的結論,中國表面上以國家形式參與國際事務,骨子里卻延續著幾千年文明的內在邏輯。這種雙重特性讓外界觀察起來常常抓不住重點。
馬丁·雅克1945年出生在英國考文垂一個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共產黨員,他18歲就加入英國共產黨,大學時在曼徹斯特大學拿到一等榮譽學位,后來到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讀博士。這些經歷讓他早早接觸到不同思想流派,也為后來專注研究全球變化打下基礎。
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擔任英國共產黨刊物的主編。那段時間他寫了不少文章,討論國際政治走向。雜志停刊后,他進入主流媒體工作,先后在衛報和獨立報擔任副主編,負責國際事務評論。這些崗位讓他有機會接觸更多一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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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他第一次去中國以及周邊地方旅行,這次行程讓他對東亞地區產生濃厚興趣。從那時起,他開始把中國發展作為長期課題,幾年后他決定寫一本關于中國未來的書,通過歷史和現實結合的方式來分析。
2009年他的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出版,這本書很快引起廣泛討論,他在書中明確指出,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普通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西方很多人習慣用民族國家的框架來看待一切,結果就容易誤解中國的行為方式。
他解釋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以文明體的方式存在,即使經歷不同王朝更替,核心文化傳統始終保持連續,統治者不管來自哪里,都會主動繼承中原文化的脈絡。這跟西方國家主要靠民族語言或宗教來維系認同完全不一樣。
西方國家多是近代才形成的民族國家,邊界清晰,認同相對單一。中國卻通過共同歷史記憶、文字傳統和禮儀習俗把廣大人群凝聚在一起。這種認同感跨越時間和地域,構成一種獨特的共同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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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雅克特別提到社會組織方式的差異,西方社會更強調個人作為基本單位,中國則以家庭為核心。這種結構影響了教育內容和社會調節方式,也讓整個體系在面對變化時表現出較強的適應能力。
外交方面也能看出區別,15世紀初明代鄭和船隊多次遠航,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卻沒有去建立殖民據點或掠奪資源。這跟后來歐洲國家海外擴張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他認為這反映出文明邏輯下的交往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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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指出,中國在吸收新技術時,總能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調整,而不是簡單復制別人模式。這種能力源于文明的連續性,讓它在面對新挑戰時可以快速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徑。
馬丁·雅克強調,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如果只把中國當成普通國家,就很難把握它發展的內在動力。西方觀察者常常感到困惑,根源就在于沒有看到這種文明底色。
他的觀點在西方引發不少討論,有些人接受這種視角,開始重新思考全球秩序的變化,也有聲音覺得這個說法挑戰了傳統認知。但他堅持認為,只有從文明角度出發,才能真正看清中國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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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馬丁·雅克繼續在國際場合分享看法,他擔任過復旦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機構的客座教授,通過講座和文章推動更多人了解中國文明特性。他始終強調,這種特性是中國保持穩定和活力的重要來源。
中國發展過程中體現出的韌性,也印證了他的觀察,面對外部環境變化,中國總能根據自身邏輯做出調整,這種調整不是臨時應對,而是根植于文明連續性的自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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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西方如果想更好理解中國,就需要放下單一框架,多看看歷史文化傳統帶來的影響。比如儒家思想中關于和諧與責任的理念,就在很多領域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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