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日本右翼涉臺詭辯的實質

編者按：日本眾議員古屋圭司因涉臺惡劣言行遭到中方依法反制，但他本人不知悔改固執狡辯，日本政府高官不予約束反而企圖為其卸責。戳穿日方這些詭辯，有利于國際社會進一步認清日本右翼惡劣言行背后的險惡意圖。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陳桂清：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
廉德瑰：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法理紅線早已劃定

陳桂清

日本國會眾議員古屋圭司屢次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執意勾連“臺獨”勢力，遭到中方依法反制。但他試圖狡辯，聲稱“與臺灣的交流是從父輩延續至今”，還說將“基于民主、法治、人權等共同價值觀”繼續推進日臺交流。這番荒謬言論，徹底暴露其違背中日政治共識、無視國際關系準則、無意反省日本侵臺罪行的本質意圖，也再次印證日本右翼親臺勢力插手臺海事務、破壞地區穩定的頑固立場。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系的根本遵循，更是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必須恪守的基本準則。這四個政治文件從法理上徹底否定了日本與臺灣當局開展任何官方往來的正當性。

1972年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明確規定，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立場，同時廢除與臺灣當局的所謂“外交關系”。1978年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固化了這一核心原則，確認聯合聲明各項原則為兩國關系的基石。1998年，雙方發表《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日方承諾“繼續遵守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于臺灣問題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由此排除了日本對臺發展官方關系的法律空間。2008年，《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第五條明確規定，日方“繼續堅持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就臺灣問題表明的立場”。

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一脈相承、清晰明確，劃定了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行為紅線：日本僅能與臺灣維持民間、非官方交流，絕無任何進行官方勾連、政治往來的法理空間。古屋圭司作為國會眾議員頻繁竄臺，本質上是假借民間交流之名，行官方政治互動之實，其所謂“父輩傳承”的說辭也不過是刻意規避中日政治共識、踐踏一個中國原則的借口，完全違背四個政治文件的核心精神。

日本作為對臺灣犯下罄竹難書殖民罪行的國家，更應在臺灣問題上深刻反省、謹言慎行。1895年甲午戰爭后，日本通過不平等的《馬關條約》竊取臺灣，開啟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其間對臺灣民眾實施殘酷屠殺、經濟掠奪、文化奴役。二戰結束后，日本依照《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將臺灣歸還中國，這是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日本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則。古屋圭司的父親古屋亨，二戰前曾作為日本官員被派往當時處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總督府”任職。作為日本殖民者的后代，古屋圭司更應在臺灣和歷史問題上遵規守矩、謹言慎行。但他刻意淡化這段侵略歷史，無視臺灣同胞的歷史傷痛，反將父輩的侵略和殖民統治當作“與臺灣有緣”的炫耀資本以及插手臺灣事務的由頭。這不僅是對歷史正義的公然背叛，也是對包括臺灣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的嚴重傷害。

日本右翼親臺勢力的所作所為，無疑成了干預中國內政、支持“臺獨”分裂、破壞地區和平的危險行徑。當前，“臺獨”分裂是臺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外部勢力干涉是臺海局勢緊張的重要根源。古屋圭司之流刻意混淆是非，將臺灣問題包裝成所謂“價值觀議題”，本質上是配合個別國家“以臺制華”的戰略圖謀，不僅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更是對二戰后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

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事關中日關系政治根基，事關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對古屋圭司實施反制，以儆效尤，是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當正義之舉，是維護中日關系大局、捍衛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之舉。日本右翼親臺勢力應該立即停止歪曲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立即停止與“臺獨”分裂勢力勾連，立即停止一切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行為。日本政府更應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承諾，嚴肅約束政客言行，正視歷史、尊重事實，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系大局和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言論自由”非擋箭牌

項昊宇

對于中方反制古屋圭司，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尾崎正直竟然辯稱，古屋涉臺言行是“作為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的言論自由”，并且反誣中方依法反制懲戒之舉“帶有威壓意味”。日方這一論調是極其拙劣的偷換概念。將公然侵犯他國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的政治挑釁，包裝成國內法意義上的“言論自由”，不僅暴露出日方對于右翼政客涉臺錯誤行徑缺乏起碼反省，也凸顯出其對國際法理認知的極度匱乏。

其一，日方論調是將國內法權利與國際法義務刻意混淆，也就是將國內法層面探討的公民權利與國際法層面有關國家及公職人員應盡的國際義務混為一談。言論自由絕非沒有邊界的絕對權利，無論西方政治學理論還是國際人權框架，都從未承認過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9條明確指出，言論自由權利的行使“負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并可在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為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權利等正當目的而受到必要限制。古屋涉臺言行直接觸及中國的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在任何主權國家法律框架內都屬于危害國家核心利益的嚴重事件，早已超出正常言論自由的范疇。

其二，國會議員涉外言行具有強烈政治屬性。尾崎正直強調古屋圭司是“國會議員”，這恰恰證明古屋的言論絕非普通個人的私下表達，而是具有高度社會影響力的公共政治行為。古屋作為日本最高立法機關的成員，并且歷任內閣和執政黨要職，其涉臺言行具有遠超一般人的政治影響。日方企圖用普遍化的“言論自由”來掩飾政治人物干涉他國內政的實質，是典型的偷換概念。一國政要不能在享受公權力帶來的政治資本的同時，又在破壞國際準則時退縮回“普通公民”的殼子里尋求“言論自由”的庇護。

中方反制古屋圭司，是因為其言行構成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違反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共識，踐踏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在雙邊層面，古屋屢屢在臺灣問題上挑釁中方原則底線，是對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嚴重破壞。在國際法層面，《聯合國憲章》確立了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這是國際社會基本共識。古屋圭司與“臺獨”分裂勢力沆瀣一氣，這在國際法理上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侵犯。中方的反制是在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基礎上的必要防御，旨在維護自身主權安全，警告外部干涉勢力，維護中日關系和臺海和平穩定。這在國際關系實踐中是完全合法、合理且適度的。

日方將中方的正當反制抹黑為“威壓”，這是典型的因果倒置、倒打一耙。究竟誰是挑釁者，誰是防御方？事實再清楚不過。日本政客在涉臺問題上挑釁中國主權底線在先，中方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在后。日方閉口不談古屋圭司干涉中國內政的“因”，卻炒作中國依法反制的“果”，妄圖將挑釁者塑造成“受害者”，將防御方污名化為“施壓者”。

日方這番辯解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偏執。日本右翼勢力試圖通過“民主與威權”“自由與威壓”等意識形態對立話術，在國際輿論場上博取西方陣營同情，掩蓋右翼政客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干涉中國內政的惡劣行徑。這種將意識形態武器化的做法極其虛偽和雙標。

因此，日方的回應在法理上站不住腳，在邏輯上充滿漏洞，在政治上極其不負責任。言論自由不能成為干涉他國內政的“擋箭牌”，日方與其使用蒼白無力的說辭為其右翼政客錯誤行徑進行詭辯，不如反躬自省，有效約束政客言行，以免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親臺派”圖謀不會得逞

廉德瑰

日本國會眾議員古屋圭司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同“臺獨”分裂勢力勾連滋事，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侵害中方主權和核心利益。這一惡劣行徑發生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且拒不悔改之后，再次暴露日本“親臺派”勢力蓄意挑戰中日關系底線和戰后國際秩序的圖謀。

作為高市早苗的親信，古屋圭司的政治底色也是自民黨“親臺派”。戰后以來，日本國內右派政客普遍帶有“親臺”色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岸信介和賀屋興宣等皆是自民黨“親臺派”的大佬，并曾為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榮設置障礙。現由古屋圭司擔任會長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就是1973年日本一些議員結成的“親臺派”組織。以前首相安倍晉三“門徒”自居的高市早苗，本身就是日本“親臺派”的繼承者之一，涉臺惡劣言行不斷。去年上臺后，高市在自民黨高層以及內閣安排多名“親臺派”政客出任要職，這為當前日本右派勢力異常躁動、不斷在涉臺問題上對華露骨挑釁埋下了禍根。

長期以來，日本右派鼓噪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與“臺獨”分裂勢力保持勾連，原因之一是他們固守冷戰思維和錯誤對華認知，甚至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挑戰”。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在地區和國際層面影響力不斷提升，導致日本國內焦慮情緒上升。日本一些政客趁機渲染“中國威脅”和制造對抗，借此來推動一系列右傾政治議程。2022年年底，岸田內閣出臺新修訂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隨后，日本《防衛藍皮書》《外交藍皮書》等官方文件反復強調這一對華定位。近些年來美國加大對華圍堵遏壓，日本右派更是覺得“機會來了”，一邊對美諂媚，一邊配合美方對華示強。

在此過程中，打“臺灣牌”甚至鼓噪“三海聯動”，成為日本右派的慣用伎倆。高市早苗繼承“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謬論，甚至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暗示武力介入臺海；在中方多次闡明嚴正立場之后，古屋圭司仍不收斂、不收手、不知止，執意同“臺獨”分裂勢力勾連滋事，這些都是日本右派試圖挑動事端、“以臺制華”的最新表現。

正如中方不斷嚴正申明和強調的，臺灣自古屬于中國，歷史經緯清晰，法理事實清楚。臺灣回歸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成果，也是二戰勝利果實和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聯大第2758號決議等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已將臺灣地位牢牢鎖定。日本“親臺派”勢力試圖含糊其辭，或是引用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等混淆視聽，都是違背自身承諾和國際法原則之舉。這不僅嚴重沖擊了中日政治互信基礎，破壞地區總體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環境，還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

?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對中國人民負有歷史罪責，在殖民奴役臺灣的50年里更是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現在，日本本應深刻反省歷史，汲取歷史教訓，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信守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承諾，慎之又慎處理涉臺問題。但日本右派政治勢力偏要“反其道而行之”，違背日本“和平憲法”以及按照戰后國際安排理應承擔的戰敗國責任，借著干涉臺海等操作鼓噪陣營對抗、加速自身“再軍事化”進程，只會引發亞洲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擔憂和警惕。在日本國內有識之士以及地區和國際層面愛好和平的國家和力量面前，日本右派政客的圖謀萬難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