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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陽江,木棉花開了,挺拔向上,花開似火。
那一樹樹火焰般的紅,不時地闖進人們的眼簾。市區南恩路的舊街巷口,北山公園的石階旁,學校、路邊,甚至不起眼的村口,總有那么幾株木棉,枝頭綴滿碗大的紅花,像無數支高舉的火炬,燒紅了半邊天,為城市注入生機和活力。
嶺南人叫它“英雄花”。清人陳恭尹說它“濃須大面好英雄,壯氣高冠何落落”。可在陽江人心里,這“英雄”二字,不只是花的姿態,更是那些把鮮血灑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今年3月是中共陽江縣黨組織成立100周年。連日來,趁著木棉正紅,記者踏上了走訪之路,去尋找100年前那個春天播下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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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袁子當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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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宮
革命燈火 點亮兩陽
陽光透過木棉花樹的縫隙,在斑駁的老墻上投下跳動的光影。走進市區南恩路縣前市11號的文昌宮(1997年重建),看墻上掛著的原文昌宮照片和敖昌骙、譚作舟等革命烈士照片及事跡展示,時光似乎倒流回100年前。
20世紀初期,由于地主豪紳的極重地租和高利貸的盤剝,地方官吏的苛刻,土匪的掠奪,再加上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致使大量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破產,農民輟耕,工商凋零,經濟衰落,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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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文昌宮(1997年重建)。
當時一個陽江皮箱行的師傅,一天干十二個小時,一個月掙四塊錢。酒樓的后生,天不亮站到半夜,一個月才兩塊錢。還得挨打受罵,生病死了連副棺材都沒有。
“五四”之后,陽江進步青年中間出現了一股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的熱潮。在廣州求學的陽江籍學生敖昌骙、譚作舟、陳必燦和吳鐸民等,陽春籍學生嚴中孚等,積極參加廣州地區的革命活動,先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成立“兩陽革命青年社”。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敖昌骙、譚作舟、陳必燦和吳鐸民等人,先后被中共廣東區委通過國民黨省黨部和南路特委派回兩陽開展革命活動。
革命烈士譚作舟的親侄子譚中武老人對這段歷史很熟悉,他退休后多次應邀在廣州和陽江為中小學校學生講述這段革命故事。他指著舊文昌宮照片說,別看文昌宮不大,共產黨在陽江的根,就是從這兒扎下去的。
敖昌骙、譚作舟、吳鐸民等人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在陽江通過國民黨政府開展青年學生、工人、農民運動。這些共產黨人滿腔熱情,克服重重困難,深入開展宣傳發動和組織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動一大批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參與工運、農運和青運活動。在幾個月的革命活動中,陽江的共產黨員發展到十多人。“為了更好地領導陽江的革命運動,迫切需要在陽江建立中共組織。隨著黨員數量不斷增加,成立黨組織的時機已基本成熟。”譚中武說。
1926年的春天,也是木棉花開的時節。那年3月初的一個深夜,文昌宮的煤油燈亮到很晚。沒有鞭炮,沒有掌聲,只有壓低聲音的誓言。經上級黨組織批準,中共陽江縣支部秘密成立了,敖昌骙被推舉為支部書記。
陽江有了共產黨組織,敖昌骙搞工人運動,組織成立工人糾察隊。譚作舟、敖華袞、吳鐸民等搞農民運動,歐赤搞青年運動,陽春籍羅清揚在陽江縣立中學組織青年學生進行軍訓。吳鐸民、何毅在陽江成立農運特派處,譚作舟任陽江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長,在雅韶成立陽江縣第一個農民協會。吳鐸民被派到陽春,與從廣州讀書回鄉的陽春籍青年廖紹璉一起搞農運。
“譚作舟是我三伯父,是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屆學員。”譚中武說,那段時間,這些年輕人白天穿著粗布衫,去碼頭幫工人扛貨,到田頭幫農民插秧;晚上就在煤油燈下,給窮苦人講“為什么我們吃不飽飯”“怎樣才能挺直腰桿做人”。
之后,陽江的理發工會、酒米工會、民船工會、鐵器工會……一個個像雨后春筍般冒出來。工人們第一次知道,原來抱成團,土豪就不敢隨便打罵了。1926年5月1日,陽江第一次慶祝“五一”勞動節,工人們扛著紅旗走上街頭,“我們要吃飯”喊出了千百年來的第一聲怒吼。
譚作舟等人到農村,在田埂上教農民唱“打倒列強除軍閥”,開展減租活動。“農會給咱們減租,自衛隊給咱們看家護院。”農民的眼睛都亮了。到了那年秋天,全縣區鄉農會發展到80多個,會員12000多人,農民自衛軍扛起了800條槍。
1926年10月10日,舉行農工商學聯合大會,陽江城萬人空巷。工人七百、農民六百,扛著槍,舉著紅旗,浩浩蕩蕩走過南恩路。紅旗漫卷,如烈火燎原。那些平時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紳,躲在門縫后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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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烈士陵園
鐵窗詩稿 紅色遺書
臨近清明,北山烈士陵園松柏蒼翠,莊嚴肅穆。拾級而上,一座高大的紀念碑矗立眼前。碑后,安放著120多位革命烈士的骨灰盒。
紀念碑最醒目的位置,刻著敖昌骙和譚作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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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 李凱 攝
1927年,正當工農運動蓬勃發展、革命力量不斷壯大之時,蔣介石以“清黨”為名,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凌晨,鼉城還在沉睡,突然槍托砸門聲撕破了夜的寧靜。國民黨反動派在陽江向革命者舉起了屠刀,敖昌骙、譚作舟、陳必燦、黃貞恒等被捕。嚴中孚在廣州,吳鐸民在陽春,先后身陷囹圄。
無論是在陽江關押,還是在廣州南石頭監獄,鐵窗之內,是人間地獄。皮鞭、老虎凳、辣椒水,面對敵人酷刑,這批革命者大義凜然,堅貞不屈。
敖昌骙在陰暗的牢房里,用手指蘸著血水,在墻上寫下詩句:“白色呈恐怖,珠江激怒鳴;英魂長不滅,夜夜繞羊城。”他知道自己看不到黎明,但他相信,黎明終將到來。
譚作舟在一短褲上寫遺書給五弟譚作楫:“弟弟,我今為革命死矣,死得其所,望弟繼吾志愿。”沒有豪言壯語,只有對信仰的淡然堅守。
1928年9月5日,廣州紅花崗。敖昌骙、譚作舟、陳必燦、黃貞恒、吳鐸民、譚啟沃、王德符、梁本榮、關崇懋、陳鴻業、馮尚廷、梁濟亨、敖華日、梁洸亨、梁泮亨、羅濟奇16位陽江兒女,高唱著《國際歌》,從容走向刑場。槍聲響起,鮮血浸潤了南國的土地。張樂華被判無期徒刑,后病死于獄中。這17人被稱為大革命時期“陽江十七烈士”。
陳必燦烈士臨刑前寫在衣襟上的絕筆,至今讀來令人動容:“生適亂世,睹民生之涂炭,社會之不良……是以投身黨國,參加革命,冀幸救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于衽席之上,而不負十余年之所學……先天下之憂而憂,且為謀多數人之幸福而死……雖死實為不死。”
“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走出陵園,門口那株木棉開得正盛。一陣風過,幾朵紅花“啪”地落在腳邊。撿起來看,花瓣厚實,顏色依然鮮艷,沒有一絲萎靡。
這就是英雄花——花不掉瓣,整朵整朵地墜落,落在地上還是完整的一朵,像那年慷慨赴死的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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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園民生閣
曲折艱難 斗志不息
大革命失敗后,陽江陷入白色恐怖。面對殘酷局面,陽江黨組織并未屈服。
1927年11月,陽江籍共產黨員馮寶銘、許高爵等聯絡失去聯系的黨員,根據省委指示成立中共陽江縣委,許高爵任書記,全縣黨員10多人,縣委以丹載村為據點,在福民醫院等建立秘密聯絡點開展革命斗爭。1928年4月,縣委改選,全縣建立4個基層黨支部,至8月黨員人數發展到40名。
同年秋到1929年春,國民黨反動派再次大肆搜捕,黨組織再度遭到嚴重破壞,1929年7月與省委失去聯系后,活動被迫停止。
抗戰的號角吹響后,陽江黨組織迎來重建契機。1937年10月,中共廣州外縣工委派王傳輿等到陽江恢復黨組織,領導廣東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陽江分社等抗日團體,以讀報、演劇等形式宣傳抗日,培養進步力量。1938年7月,中共陽江特別支部在濂溪小學成立,11月中共兩陽特別支部成立,王傳輿均任書記,機關均設在中山公園民生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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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中山公園民生閣,中共兩陽特別支部舊址(1938)。
1939年3月,王傳輿身份暴露后調離陽江,黨組織機關轉移至秘密據點上元春林元熙家,同時成立中共兩陽工委,張靖宇任書記。4月,兩陽工委在江城模范小學召開擴大會議,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農村,此后黨員人數從1938年底的19人發展到1939年底的90余人。1940年3月,面對國民黨反共高潮,為了更好地開展斗爭,撤銷兩陽工委,成立中共陽江縣委和中共陽春分委,中共陽江縣委機關從江城上元春遷至雅韶平嵐村林良榮家,要求黨員以商人、教師等身份隱蔽活動,在農村積蓄力量。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陽江革命斗爭再度陷入低潮。1945年2月,中共中區特委成員周天行到陽江,組織成立中共江城支部,隨后在學生和工人中組建“解放軍之友社”,動員群眾支持武裝斗爭。同年5月兩陽工委成立,7月成立江城支委干部會,11月成立江城鎮委,領導學生組建“南天音樂社”等團體,推動造船工人罷工,壯大革命力量。1946年夏天,中共大埔旅江臨時支部在國民黨陽江縣政府內秘密成立,成員利用合法身份獲取情報,保護革命同志,為斗爭作出貢獻。
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后,兩陽武裝工作委員會成立,領導群眾開展反“三征”和減租減息斗爭,建立山區游擊據點。1947年9月,李信任中共兩陽特派員,統一領導兩陽黨組織和武裝部隊,建立“彭湃隊”“雪楓隊”。
1948年3月,兩隊分別擴編為漠南、漠東獨立大隊,指戰員從幾十人增至200多人。同年2月中共江城區委成立,4月江城中心區委成立,黨組織和武裝隊伍不斷擴大,建立均祥店、廣源店等地下交通站,以及埠場丹龍等農村游擊根據地。
1949年2月,也是早春時節,陽西塘口梅花地的木棉樹剛冒花苞。木棉樹下,中共陽江縣委、廣東人民解放軍廣陽支隊第八團、陽江縣人民民主政府宣告成立,姚立尹為縣長。同月,成立中共恩陽臺縣工委,4月成立恩陽臺獨立大隊。各個游擊區互相配合,粉碎國民黨廣東當局在陽江的第一、第二期“清剿”。
1949年10月,南下大軍在陽江黨組織、人民武裝和群眾的配合下,殲滅國民黨軍劉安琪兵團等4萬余人,取得陽江圍殲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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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縣委成立舊址
血火考驗 發展壯大
在陽春市春城蟠龍村,不久前完成修繕的中共陽春縣委成立舊址旁,木棉花正開。陽春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張耀說,大革命失敗后,在白色恐怖與戰火硝煙中,陽春縣黨組織扎根農村,隱蔽精干,走出了一條艱苦卓絕的發展之路。
1937年10月,中共廣州市外縣工作委員會派出章沛、葉鏡澄到陽春,兩人持廣東省抗敵后援會的介紹信,來到國民黨陽春縣黨部,就任陽春縣抗敵后援會干事,掩護開展工作。
10月16日,章沛、葉鏡澄、劉文昭三人成立中共陽春小組(簡稱“陽春黨小組”),章沛為組長。
在他們的艱苦努力下,陽春組建青年群分社,發展地下黨組織,組織抗敵后援會宣傳工作團。
從1937年抗日救亡運動興起開始,陽春的革命火種便悄然點燃。1938年8月,黃云在陽春春城北門城樓宣誓入黨,成為黨在陽春發展的第一位中共黨員。這一標志性事件,拉開了陽春黨組織建設的序幕。當時,國民黨當局對共產黨活動嚴加打壓,黨組織只能在秘密狀態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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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市春城蟠龍村,重修的中共陽春縣委成立舊址。 龍敏 攝
面對嚴峻形勢,黨組織迅速調整策略,貫徹“扎根農村”的方針。1939年至1940年,中共兩陽工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將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這一戰略轉移至關重要,黨員們深入鄉村,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在先農鄉、金堡鄉等地建立據點。1940年3月,也是木棉花開之時,中共先農鄉支部成立,這是陽春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標志著黨組織在農村扎下根來。
同月,中共陽春分委成立,機關設在屯堡小學,進一步加強了對全縣黨組織的領導。
在國民黨掀起反共逆流的背景下,陽春黨組織堅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黨員們巧妙利用合法身份開展工作:鄭宏璋發揮土木專長設計門樓和校舍,借建校之名掩護黨的活動;關永以泥水匠身份往來兩陽城鄉,負責兩陽特派員與陽春分委之間的通信工作。
黨組織還創辦“大眾藥物供應所”,鄭宏璋發揮懂中醫專長,以免費為群眾看病為掩護開展革命斗爭。
盡管環境險惡,陽春黨組織仍不斷壯大。到1941年,全縣黨員已發展至60多人。1942年7月,中區特委審查認為“陽春黨組織是比較好的,領導機關是可靠的”,充分肯定了其純潔性與戰斗力。即便在1948年國民黨重點“掃蕩”時期,先農鄉黨支部仍堅持活動,黨員家屬雖遭迫害(如鄭宏璋家被拆、鄧泰升家屬被捕),但革命意志毫不動搖。
1941年,黨組織籌備成立抗日人民武裝隊伍。1945年春,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向西發展,挺進到陽春開辟新游擊區。3月18日,木棉花正開,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第六團在陽春先農鄉成立,黃云被任命為團長,這支兩陽人民子弟兵開辟了不少游擊區。1948年12月,粵中區第一個縣級人民政權——陽春縣人民民主政府在蟠龍成立,接著在漠陽江牛暗埗等地設立稅站,打擊土匪,保護商旅,為革命籌集經費。
張耀說,新中國成立前的陽春黨組織,是在血與火的考驗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以堅定的理想信念、靈活的斗爭策略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實現了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為陽春的解放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記者手記
英雄花下的新陽江
3月的木棉,紅得耀眼,一如百年前年輕革命者的熱血。傳說中,黎族英雄吉貝化作木棉,鮮血染紅花朵。而在陽江,敖昌骙、譚作舟、陳必燦,以及眾多無名游擊隊員、交通員、堡壘戶,何嘗不是長眠于木棉樹下的“吉貝”?
1926年,革命者在文昌宮點燃星火,許下“謀多數人之幸福而死”的誓言。百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撿起一朵落花——花瓣依然厚實,花蕊依然鮮紅——恍然間明白,英雄的故事從未褪色,它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這片土地上年年綻放。
看今日陽江,廣湛高鐵、江湛鐵路兩條巨龍穿城而過,海疆邊城融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春砂仁、荔枝、海鮮夕發朝至,從田間到舌尖,山海與遠方緊緊相連。英雄們用生命換來的,不就是這尋常而溫暖的煙火氣嗎?
更令人振奮的是,陽江正從交通末梢邁向開放前沿。億噸大港崛起,萬噸巨輪駛向深藍,續寫海上絲路新篇章;海上風電從無到有,葉片迎風轉動,為灣區輸送澎湃綠電;先進合金材料產業集群異軍突起,產值突破千億。“綠能之都,海絲名城”——這八個字,是對先烈最好的告慰。
鄉村振興畫卷,正在漠陽大地徐徐展開。當年的游擊區梅花地、表竹、蟠龍和先農等,如今成為游客紛至沓來的網紅打卡地。紅色遺址旁,農產品走出大山,民宿開始發展,綠水青山真正變成了金山銀山。老百姓臉上的笑容、口袋里的殷實、家門口的便捷,不正是先烈們追尋的“多數人之幸福”嗎?
木棉花的花語是:珍惜眼前的幸福,珍惜身邊的人。這大概是先烈最想對后人說的話。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正是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日常。敖昌骙在獄中寫下“英魂長不滅,夜夜繞羊城”,若能看到今日陽江之巨變,當含笑九泉。
從文昌宮的煤油燈到高鐵站的璀璨燈火,從游擊隊的秘密交通線到聯通世界的高速路網——陽江人用百年奮斗,讓英雄花年年開得火紅、熱烈、生生不息。
抬頭望去,滿樹紅花在春風中輕輕搖曳,仿佛在對人點頭。英雄花又開了。這盛世,如革命先輩所愿;這木棉,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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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陽江日報(記者/劉再揚)素材來源于《中國共產黨陽江縣歷史(第一卷)》《中國共產黨陽春縣歷史(第一卷)》
圖片 | 劉再揚
編輯 | 何朋鍵
校對 | 孫星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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