腫瘤標志物上升是腫瘤進展了嗎？腫瘤科醫生揭秘真相

作者：趙行

在臨床中，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腫瘤標志物了。

看到CEA升高時，第一反應往往是“腫瘤負荷大了”或“疾病進展了”；看到CEA下降，則會欣慰地認為“治療有效”。可以說，很多患者對這個指標牽腸掛肚，甚至是心情的“晴雨表”。

其實，CEA不僅是我們臨床上最直觀的腫瘤負荷參考，還藏著許多被忽視的臨床價值。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關于CEA，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1

CEA與驅動基因：很多人忽略的關聯

2017年，一篇發表在《OncoTargets and Therapy》的回顧性研究納入了442例完全切除的肺腺癌患者，結果讓人印象深刻：當術前血清CEA水平在21–49 ng/mL時，EGFR突變率高達88.2%——這一數字遠超我們常規認知中亞洲肺腺癌患者50%左右的突變率。[1]

更早的2014年，《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Journal》上的一項研究則給出了量化的預測價值：血清CEA異常的患者，攜帶EGFR突變的可能性是CEA正常患者的2.613倍（95% CI: 1.018-6.710）。[2]

這兩個臨床研究清晰的揭示了CEA與EGFR突變的關系，讓我們再精讀下開頭浙江省腫瘤醫院在2017年發表的這篇文章，在細節中體會更多的發現。文章回顧了442例完全切除的肺腺癌患者（IA-IIIA期），旨在探討術前CEA水平與病理亞型、EGFR突變、ALK融合的相關性。我們來看下面這張表：

CEA在超過20這個指標后，EGFR突變概率有了明顯提升（高達74.3%）。統計學分析提示，高CEA（>20 ng/mL）是EGFR突變的獨立相關因素（P < 0.001）。

但是在超過50這個數值后，EGFR突變率反而下降。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CEA：21-49組（88.2%）確實是最高的。這個區間樣本量雖小（17例），但確實富集了EGFR突變，尤其是Exon 19突變率高達52.9%，遠高于其他組。作者推測這可能與EGFR突變通路激活后上調CEA表達的程度有關，可能是“中度升高”代表了純粹的驅動基因依賴。

而≥50組（61.1%）組，為什么反而下降了？這不是說突變率真的跌了，而是要考慮“分母”的變化。首先，樣本量小： ≥50組只有18例，統計波動大。其次，腫瘤負荷與異質性決定了，CEA極高的患者（>100甚至>500），往往腫瘤負荷極大，或合并了其他病理成分（如實體型、壞死、炎癥），甚至可能混入了極少數非腺癌成分。雖然腫瘤主體仍是EGFR突變，但由于CEA值被“撐得極高”，導致分母（CEA極高的人群）中，可能混入了一些雖然CEA高但不是EGFR突變的患者（如ALK融合或其他類型）。

最后還有彩蛋，在原文≥50組中，ALK融合率是最高的（11.1%）。這提示，當CEA極高時，雖然EGFR突變仍是主流，但ALK融合的比例也上來了，這可能拉低了EGFR突變的百分比。

所以，不是“CEA超過49突變率就下降”，而是在這個數據集中，21-49是EGFR突變最“純”的區間；CEA極高時，雖然EGFR突變絕對數量不少，但可能混雜了其他驅動基因（如ALK）或其他病理類型，導致統計上的百分比略有下降。

圖片來源：包圖網

這個對我們臨床有幾點啟示：

1.如果看到一個肺腺癌患者CEA在20-50 ng/mL左右，可以相對有信心的吃上靶向藥：這個患者EGFR突變的可能性極高（接近90%）！

2.如果CEA > 50，雖然EGFR突變率可能略有波動，但仍應高度懷疑EGFR突變，同時警惕ALK融合的可能性。（ALK融合患者的CEA水平差異較大——有的很低，有的極高，這可能與ALK融合的病理類型往往伴實體型或印戒細胞特征有關。）

3.當我們看到一個肺腺癌患者CEA顯著升高時，除了想到“病情進展”，還應該多關注下患者的基因檢測報告，這一類患者的EGFR突變概率更高，是否存在檢測的假陰性錯過了治療機會？

當然，CEA并不能完美預測EGFR突變——該研究的ROC曲線下面積僅為0.608，說明它不是一個理想的單一預測指標。[2]但結合其他臨床特征（如女性、非吸煙、亞裔），CEA可以成為我們判斷驅動基因狀態的一塊重要拼圖。

圖片來源：包圖網

2

臨床實際：CEA與影像學的“不同步”

這是臨床靶向治療隨訪中最常見的困惑之一，部分口服TKI的肺腺癌患者，CEA在緩慢上升，但復查影像學卻沒有發生明顯的疾病進展——我們到底該不該緊張？該不該換藥？

多項研究證實，這并非罕見情況。廣東省肺癌研究所2015年發表的一項研究[3]，在209例接受EGFR-TKI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觀察到27例患者出現CEA升高但無影像學進展證據。也就是說，大約每8例CEA升高的患者中，就有1例可能面臨這種“解離”困境。

圖片來源：包圖網

3

數據解讀：當CEA先于影像學升高

對于這種情況，我們不能簡單地將CEA升高等同于“耐藥”，但也不能完全忽視。關鍵在于理解CEA升高背后的時間差和量變。

CEA是“預警信號”，可比影像學早數月：

2017年發表于《BMC Cancer》的一項研究給出了一個關鍵時間節點：對于最終出現耐藥的患者，血清CEA水平的顯著升高，比CT影像學能觀察到的進展平均提前了約4.5個月。[4]這意味著，CEA的上升往往是腫瘤生物學行為發生改變的第一個“信號彈”，只是影像學還未捕捉到形態學的變化。

實際上，CEA的變化甚至早于ctDNA：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通過隨訪血清腫瘤標志物（STMs）[5]，包括CEA,CA125,CA153,NSE,CYFRA21-1,SCC六種肺癌腫瘤標志物，發現：

也就是說，血清腫瘤標志物（STMs）的變化甚至可以比ctDNA更早提示“分子進展”，是更早的預警信號。（當然，試驗中STMs是每月檢測，但ctDNA并未做到同樣高頻，因此無法精確判斷STMs與ctDNA拐點之間的“真實時間差”。）

警惕“爆發性進展”的風險：

同樣是這項研究發現，當CEA水平升高超過正常值上限的16.2倍時，預示著疾病快速進展（即“爆發性進展”）的風險顯著增高（HR=5.77）。這提示我們，對于CEA的“量變”需要設定一個警戒線。

圖片來源：包圖網

4

機制探討：為什么CEA會先漲？

最有說服力的發現來自2025年發表于《Cancer Medicine》的一項研究，它從機制上解釋了為何部分患者CEA升高但影像學穩定。

研究發現，EGFR-TKI耐藥細胞會發生一種叫做上皮-間充質轉化（EMT）的變化[6]。在EMT過程中，腫瘤細胞的形態和黏附特性發生改變，但體積可能尚未增大到影像學可識別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EMT過程伴隨CEACAM5（CEA的編碼基因）表達的下降。這解釋了為何有些患者在影像學確認進展時，CEA反而可能不高——腫瘤已經“改頭換面”，不再產生那么多CEA了。

還有個值得注意的點就是，靶向治療組中，基線CEA ≥ 5 ng/mL與更差的OS顯著相關（HR=1.45, p=0.05），也就是說CEA陽性的患者更容易合并EGFR突變，但是CEA陰性，也就是初診時CEA就不高的患者如果合并EGFR突變，那么這部分患者的預后要比初診時CEA升高的患者還要好。

圖片來源：包圖網

5

臨床對策：我們該怎么辦？

基于以上證據，當遇到CEA緩慢上升但影像學穩定的患者時，我們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

穩住心態，

不必急于換藥：

廣東省肺癌研究所的這個研究給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定心丸[3]——前文中27例CEA升高但影像學無進展的患者，均繼續原TKI治療直至影像學確認進展才調整方案，其中位無進展時間達到了24.3個月（范圍3-111個月）。這說明，單純CEA升高而盲目換藥，可能會讓患者錯失相當長一段疾病穩定期。這其中，最長的一個患者CEA升高繼續原方案口服TKI竟然又維持了111個月，也就是超過9年的時間！

2

觀察CEA的動態趨勢，

而非單次數值：

2015年的一項研究對CEA的變化趨勢做了精細分層，可以作為預后的參考[7]：

• 最佳模式：用藥1個月后CEA下降>35%，且最低點時恢復正常（中位PFS 14.3個月）
• 中等模式：用藥1個月后CEA下降>35%，但未恢復正常（中位PFS 10.6個月）
• 最差模式：用藥1個月后CEA下降<35%或反而升高（中位PFS 7.1個月）

3

在CEA升高后，要拓寬監測指標：

關注血清腫瘤標志物（STMs），包括CEA,CA125,CA153,NSE,CYFRA21-1,SCC等肺癌腫瘤標志物的動態變化，來提前預警有無病理的轉化及了解可能的耐藥機制。

綜上，CEA，這個我們每天都在看的指標，就像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它不完美——不能取代組織病理，不能取代基因檢測；但它也不簡單——背后隱藏著驅動基因、病理亞型、治療療效、耐藥機制的密碼。

我們既要警惕CEA升高的“壞消息”，也要讀懂CEA背后的“好消息”；既要看到數值的變化，也要去多思考變化背后的生物學本質。

當CEA與影像學“打架”時，不急于站隊，而是多和臨床醫生溝通現在的病情評估狀態。有時候，CEA就像孩子的成績單一樣，你不能太看重它，但你也絕對不能忽視它。

趙行醫生的其他文章

合集整理丨腫瘤科醫生分享患者臨床診治必看經驗

參考文獻

1. Wang Z, Yang S, Lu H. Preoperative serum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histologic subtype, EGFR mutations, and ALK fusion in patients with completely resected lung adenocarcinoma. Onco Targets Ther. 2017;10:3345-3351.

2. Pan YQ, Shi WW, Xu DP,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gene mutation and serum tumor markers in advanced lung adenocarcinomas: a retrospective study. Chin Med Sci J. 2014;29(3):156-161.

3. 鐘文昭, 李巍, 董嵩, 等. 血清CEA水平在EGFR-TKI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應用價值. 臨床與病理雜志. 2015;35(6):951-959.

4. Gao Y, Song P, Li H, et al. Elevated serum CEA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xplosive progression of lung adenocarcinoma harboring EGFR mutations. BMC Cancer. 2017;17(1):484.

5. Chen, Z., Liu, L., Zhu, F., Cai, X., Zhao, Y., Liang, P., Ou, L., Zhong, R., Yu, Z., Li, C., Li, J., Xiong, S., Feng, Y., Cheng, B., Liang, H., Xie, Z., Liang, W., & He, J. (2022). Dynamic monitoring serum tumor markers to predict molecular features of EGFR-mutated lung cancer during targeted therapy. Cancer medicine, 11(16), 3115–3125. https://doi.org/10.1002/cam4.4676.

6. Kuo YS, Zheng MY, Shieh YS, et al. Prognostic and Monitoring Utility of Serum CEA in Lung Adenocarcinoma: Differential Roles in EGFR-TKI and Chemotherapy Treatments. Cancer Medicine. 2025;

7. Chen, Y. M., Lai, C. H., Chang, H. C., Chao, T. Y., Tseng, C. C., Fang, W. F., Wang, C. C., Chung, Y. H., Huang, K. T., Chen, H. C., Chang, Y. C., & Lin, M. C. (2015). Baseline, Trend, and Normalization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as Prognostic Factors i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First-Lin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Medicine, 94(50), e2239. https://doi.org/10.1097/MD.0000000000002239

與癌共舞公眾號及網站及APP上發表的文章及討論僅代表作者或發帖人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立場。

與癌共舞公眾號文章經醫學編輯和版主審核，具有明顯謬誤和不良引導的文章將禁止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