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百萬中國家庭命運的“留學教父”，如今走到十字路口

最近，留學圈炸了。

2026年3月17日，北京的一場發布會上，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副總裁孫濤說了一句話：“過去兩個事業部都有非常成熟的打法，現在市場變了，環境變了。”

他說的“市場變了”，背后是一組讓整個行業倒吸涼氣的數字：2026財年第二季度，新東方出國留學咨詢業務收入同比下滑3%。

而就在一個月前，加拿大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11月，該國新入境國際學生僅有2485人，比巔峰期的95320人暴跌97%。

97%！這不是市場波動，這是政策級的“急剎車”。

你想想，就在兩年前，加拿大的留學市場還是“只要有錢就能去”；

現在呢？學簽配額直接砍半到15.5萬，資金要求翻倍到2萬多加元，錄取信必須進入政府驗證系統。

這就像一扇一直敞開的大門，突然被焊死了大半。

而站在這個十字路口的，正是那個被稱為“留學教父”的俞敏洪。

1993年，他拎著糨糊桶在北京街頭貼廣告的時候，肯定想不到30多年后的今天，自己一手締造的百億留學帝國，會被迫重組、轉型，甚至要重新思考“留學”這兩個字到底還意味著什么。

今天，來聊聊這個“教父”的故事，以及那扇正在變窄的留學之門，究竟會把百萬中國家庭帶向何方。

1982年，中國第一次舉辦托福考試。俞敏洪當時還在北大教莎士比亞，滿腦子都是“To be or not to be”。

但他身邊的朋友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出國，回來后那種“我在國外你還在國內”的優越感，像針一樣扎在他心上。

“大家都出去了，我沒出去。出去的朋友都會有一種傲慢心理，覺得在國內的人什么都不是了。”俞敏洪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他拼了命地聯系美國大學，申請了三年半，終于有一所二流大學答應給他3/4的獎學金。

但剩下的1/4，折合人民幣4萬塊——而他當時月薪只有120元。

4萬塊，放在今天相當于40萬。

一個北大老師，要攢多少年？

俞敏洪做了一個決定：去外面兼職教英語。

他白天在北大講課，晚上跑到中關村一帶的民辦外語培訓部做兼職。

課講得好，錢也賺得快，但麻煩也跟著來了——北大給了他一個行政記過處分，還把照片貼在櫥窗里公示。

“這等于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腳，讓我一下跳到海里去了。”俞敏洪說。

1993年11月16日，他拿到辦學執照，在“東方”前面加了個“新”字。

新東方，就這樣誕生了。

但剛開始，根本沒人來報名。

俞敏洪想了個辦法——免費講座。他找了一個1200人的場子，結果來了3000多人。

學生把圖書館的玻璃都砸破了，來了一個排的警察都控制不住場面。

他就搬了個大垃圾箱往上面一站，在零下十幾度的寒風里給學生講。

那個場景，現在想來都覺得很魔幻。

一個北大出來的老師，站在垃圾箱上，面對幾千個渴望出國的年輕人，聲嘶力竭地講托福聽力。

這就是新東方最早的“地推”——不是靠廣告，是靠情懷、靠段子、靠“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那股勁兒。

1995年，俞敏洪做了一個關鍵決定：既然不關掉新東方，那就把它做大。

他遠赴美國、加拿大，去找兩個老朋友——徐小平和王強。

在溫哥華機場，俞敏洪等了整整兩個小時。

徐小平出現的時候，他穿著那件“四千塊的帶皮毛領子的衣服”，后來被王強調侃“違反環保精神”。

徐小平后來說：“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老俞實際上是給我送來了一個舞臺。”

然后俞敏洪又開車橫穿北美大陸，去新澤西找王強。

王強當時在貝爾實驗室做軟件工程師，條件很好。

第二天，王強帶他去普林斯頓大學轉，校園里碰到的中國留學生，幾乎所有人都能叫出俞敏洪的名字。

王強被震住了：“老俞，你可以呀！我要考慮考慮也回去。”

于是，“三駕馬車”集結完畢。此后的十年，新東方幾乎壟斷了中國出國留學培訓市場——70%的中國留學生曾在新東方門下求學，年培訓學生超過20萬人次。

2006年9月7日，新東方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俞敏洪身價暴漲，被稱為“中國最富有的教師”。

他在博客里寫過這樣一段話：“由于新東方的存在，中國留學生的數量至少增加了一倍。”

這話不夸張。從1990年到2000年，大量中國學生是被新東方“鼓動”出去的。

俞敏洪把這件事的意義說得很重：“中國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時代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而真正開始大批學生出國是從90年代初。

這次大融合所帶來的結果，就是這些學生出去以后再回到中國，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東西帶回來。”

但時代這東西，從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2024年到2025年，加拿大對留學生系統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學簽總量直接砍半——2026年只有15.5萬個，2027年15萬個，2028年15萬個；

資金要求翻倍——以前1萬加元的標準20多年沒變，現在直接漲到20635加元；

錄取信強制核查——學校錄取信必須進入IRCC驗證系統，徹底堵住了“錄取信套利”的中介灰色操作；

校外打工從“無限制”回到每周最多24小時。

這套組合拳打下來，結果就是那組讓整個行業顫抖的數字：2025年11月，新入境留學生比2023年12月暴跌97%。

IRCC官方的回應也很直接：“這是我們措施見效的明確信號，加拿大正在重新掌控移民體系，恢復平衡和可持續性。”

翻譯成人話就是：我們就是故意讓它降下來的。

而加拿大的政策變化，只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美國政策持續波動，中國香港卻憑借地緣優勢首次躋身留學目的地TOP2。

英國連續七年穩居榜首，但競爭激烈程度已經到了“雅思7.5分及以上占比連續三年攀升”的地步。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卻迎來了擴招——2026年國際學生國家規劃名額增加到29.5萬個，比2025年多2.5萬個。

新西蘭也在放寬工簽和移民政策，計劃到2027年把國際學生規模從8.34萬人提升到10.5萬人。

你看，這就是現在的留學市場：加拿大的門在關，澳大利亞的門在開；美國的不確定性在增加，中國香港的熱度在飆升。

而這種“冰火兩重天”的局面，直接沖擊到了新東方。

2026財年第一季度，新東方出國留學考試培訓收入僅增長約1.0%，出國留學咨詢業務增長約2.0%。

第二季度，培訓業務增長4.1%，咨詢業務直接下滑3%。

你想想，這可是新東方啊！

當年那個占據全國50%以上出國培訓市場的巨無霸，現在居然出現了負增長。

新東方的應對是：合并兩大事業部。

2026年1月傳出消息，新東方將出國留學考試培訓和出國留學咨詢業務合并。

3月17日，新成立的事業部負責人首次集體亮相。

孫濤在發布會上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過去兩個事業部都有非常成熟的打法，也有很完善的經營，面對的客戶群體是有些重疊的，當市場環境變化的時候，我們面向同一個群體的動作，是不是可以更加精簡，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加高效？”

劉爍煬說得更直白：“現在我們經常遇到一些客戶，他從孩子五六歲時就決定走國際教育的路線，等到孩子18歲出國留學，中間會有十幾年的時間，這段時間里，我們沒辦法去界定孩子哪個時間是在培訓，哪個時間是在做背景提升，哪個時間再去做申請。”

聽懂了嗎？新東方正在從一個“留學考試培訓+申請咨詢”的雙環節服務商，轉型為一個貫穿孩子整個成長周期的“國際教育全鏈條服務商”。

這背后有一個更深層的信號：留學市場已經不再是“考個托福、申個學校、拿個簽證”那么簡單了。

那么，現在的留學市場，到底變成了什么樣？

我們來看新東方2026年3月發布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里面有幾組數據很值得玩味。

第一組數據：63%的本科在讀學生有留學意向，創12年新高。

加上碩博群體，高等教育階段留學意向合計占比77%。

這說明什么？留學已經從“少數精英的選擇”變成了“全民深造的多元賽道”。

換句話說，留學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某種意義上的“標配”。

第二組數據：2026年，國內普通高校學生留學意向占比達49%，長期位居各類院校首位。

中小學階段，公立普通班學生留學意向占比更是高達55%。

這才是最值得關注的信號——普通家庭的孩子，正在成為留學的主力軍。

他們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他們就是你我身邊的普通學生，希望通過留學打破學歷天花板，實現階層躍遷。

第三組數據：2026年，中國學生平均留學預算達60.5萬元，創12年新高。

學費已經躍升為第二大擇校因素，“性價比”成為核心關鍵詞。

你品品這組數據——留學預算創了新高，但家庭選擇卻越來越看重性價比。

這不是矛盾，這是理性。

家長們在說：我可以花錢，但我要花得值。

第四組數據：超過半數意向留學生計劃同時申請2-3個國家/地區的高校。

英國、中國香港、美國成為聯申熱門搭配。

這就是“全球聯申”策略——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以前可能認準一個國家死磕，現在大家都在做“對沖”。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留學家庭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單一國家的政策風險太大了。

你看加拿大這次，一個政策調整，就把整個市場打回了原形。

如果你把所有賭注都押在一個國家，那當這個國家的門關上的時候，你就只能站在門外干瞪眼。

第五組數據：42%的意向留學生傾向于畢業后先在留學地積累工作經驗，再擇機回國。

而考公/考編的實際比例，比計劃比例翻了一倍，達到15%。

這背后的邏輯是：海歸就業越來越“求穩”。

直接找工作仍是主流，但考公、考編成了越來越多人的選擇。曾經“海歸回國創業”的豪情萬丈，正在被“上岸”的現實理性所取代。

還有一個細節：2026年，超60%的學生秉持“躺平中卷一卷”的心態。

他們既重視努力付出，也注重生活質量，拒絕極端內卷與徹底躺平。

這可能是這一代留學生最真實的寫照——不是不想卷，是卷不動了；不是想躺平，是躺不平。

所以只能在兩者之間，找一個讓自己舒服的姿勢。

而面對這一切，新東方這個“留學教父”，也在悄悄轉身。

2026年3月的發布會上，新東方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歐洲將成為留學業務的重點發力區域，目前正在積極推進歐洲海外業務布局。

從北美到歐洲，從英語國家到非英語國家，從單一目的地到全球布局——這不僅是新東方的轉型，更是整個留學市場的縮影。

寫到這里，你可能會問：那俞敏洪自己呢？他現在在干什么？

說實話，今天的俞敏洪，已經很少出現在留學業務的聚光燈下了。

他的身份更多是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民盟中央委員、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那個拎著糨糊桶貼廣告的年輕人，那個站在垃圾箱上講課的“教父”，已經變成了一個企業家、一個投資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但“留學教父”這個標簽，依然牢牢貼在他身上。

因為無論新東方怎么轉型，無論留學市場怎么變化，俞敏洪創造的那個時代，是不可復制的。

他曾說過一句話：“中國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時代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而真正開始大批學生出國是從90年代初。未來20年依然是中國學生的出國高潮。”

這句話是在2009年說的。

現在回頭看，他預判得沒錯。

從90年代初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學生的出國潮確實一直在持續。

但有一點他沒說——或者說，他當時可能也沒想到——這扇門，會忽大忽小。

2026年的留學市場，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洗牌”。

加拿大的“斷崖式”下降，不是孤例。

美國的政策波動，英國的激烈競爭，澳大利亞的擴招，新西蘭的移民新政，中國香港的崛起……每一個變化背后，都是各國在爭奪全球人才資源。

而對中國家庭來說，選擇留學國家、選擇專業、選擇學校，已經變成了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

你不再只是選一個學校，你是在選一個國家的政策穩定性、選一個專業的就業前景、選一條回國的職業路徑，甚至是在選一種生活方式。

新東方的應對策略，其實也反映了這種變化。

從“兩個事業部”到“一個國際教育事業部”，從“考試培訓+申請咨詢”到“全鏈條國際教育服務”，新東方正在把自己從一個“通道”變成一個“平臺”。

以前的新東方，是幫學生“出國”。

現在的新東方，是幫學生“規劃人生”。

這背后，是百萬中國家庭的共同選擇。

2026年3月發布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發展報告》里，有一組數據特別耐人尋味：本科及以上學歷家長占比創歷史新高，超25%的家長擁有海外學歷。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今天的留學家庭，很多就是當年的留學生。

他們自己走過這條路，現在輪到他們為孩子規劃這條路。

他們對留學這件事，比任何人都清醒。

他們知道，留學不再是“鍍金”，而是“能力升級”；他們知道，學校的排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畢業能不能找到工作；他們知道，花60萬出去讀書，回來可能月薪只有一萬，但如果不出去，可能連一萬都拿不到。

這種清醒，既讓人欣慰，也讓人心酸。

欣慰的是，中國家庭越來越理性；心酸的是，留學的“光環”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市場競爭。

2026年的留學市場，早已不是俞敏洪當年拎著糨糊桶貼廣告的那個市場了。

那個時候，你只要考個托福，申請個學校，拿到簽證，就能出國。

留學的門檻不高，回報卻很豐厚。

現在呢？留學的門檻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高，回報卻越來越不確定。

但即便如此，2026年的數據依然顯示：留學需求沒有下降，只是門變窄了。

正如加拿大移民局說的那句話：“水時代結束，精英篩選時代開始。”

這句話，不僅適用于加拿大，也適用于整個留學市場。

曾經的“留學教父”俞敏洪，用三十年時間，幫助百萬中國家庭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如今，這扇門并沒有關上，但它變成了一道篩子。

能過去的，是那些有準備的人；過不去的，只能站在門外，望著門里的世界。

這不是俞敏洪一個人的十字路口，這是百萬中國家庭的十字路口。

新東方的下一步選擇，將考驗這個教育巨頭對市場變化的應對智慧；而百萬留學家庭的下一步選擇，將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走向。

因為在這個時代，選擇比努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