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張雪峰先生的頭七。這幾天看了幾篇對他的簡介,原來他是身價上億的企業家超級網紅,勵志的高考和考研指導教師,出身貧寒而又高處不勝寒的他工作非常之拼命,終于在41歲正值壯年的時候倒下了。
上文從張雪峰之死談到里根說的努力工作累不死人,但是里根可能不懂一個詞,Algorithm,算法。
張雪峰的升學咨詢辦的火,除了他的口才好,有激情,還有他重視用具體的升學和就業數據說話,再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抖音直播辦的火。特別是在高考階段,他曾經連續15場直播連麥,基本為每天一場,多為晚上時段,每次長達兩小時以上。他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場直播是邊吃外賣邊完成的。
搞自媒體,公眾號其實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海明威曾說:寫作很容易,你只需要坐在打字機前,切開血管,讓血流去吧。(There's nothing to writing. All you do is sit down at a typewriter,open a vein and bleed)。
這還僅僅是寫作而已。 搞直播就更甚了,腦口眼手并用,思路噴涌口吐蓮花,收益是點擊率和帶貨的轉化率,但是噴出去又何嘗不是自己的氣血和元神?
為什么厲害的自媒體主都那么拼?主要是系統的算法和推送機制在后面用鞭子抽著趕著。很多平臺的推薦有個所謂的15分鐘優選窗口,你的內容被丟到一個幾百人的小pool里看反映,如果反映好就會激發下一步推薦機制的級聯放大作用,你就火了。
這是不分大小號眾生平等的一個機制,不依賴你的粉絲量。小號在這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機制里也能小幻想一下。10年前的張雪峰就是這樣一個小號,他成名的第一桶金《七分鐘解讀34所985高校》在這個機制下全網播放量上億。
今天擁有幾千萬粉絲的大咖張雪峰,難道不會拼命繼續保持創作量和密集的刺激點嗎? 他是個搞數據的人,深諳自媒體算法的門道兒,當然希望拿到15分鐘窗口里的平臺推薦的指數級增長,而不僅僅是靠訂閱數量的線性增長。
他自主停不下來,終于以一種最慘烈的方式被停了下來。
算法壓榨人類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外賣小哥。
2017年美團技術團隊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介紹智能配送系統優化升級。該篇文章指出,優化算法讓平臺降低了19%的運力損耗,過去5個騎手能送的餐,現在4個騎手就能送了。這個往好聽了說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實際上就是科技公司開四個人的工錢拿到五個人賺來的利潤,這個代價就是騎手被榨干最后一滴油。
當然算法的提升也會提高用戶的消費體驗, 你訂餐當然是希望來的越快越好,系統也正是這樣干的。十年前三公里送餐距離系統給的最長是1小時,一年后,變成了45分鐘,3年后,又縮短了7分鐘,定格在38分鐘。食客更爽了,但是騎手更累了,也更容易違反交規了, 也許轉眼就把吃的心滿意足的食客給撞了。您也甭賴系統,他還真不是一拍腦袋瞎做的決定。在大數據驅動下算法好像一個冷酷但是絕對公正的法官,它說配送時間可以從一小時減到四十五分鐘就必然有它的道理,必然是人類可以做到的,而且有上億條數據的支持。但是騎手在這樣一分鐘一分鐘的碾壓之下會在生理和心理上付出多大的代價可就在算法的算度之外了。
張雪峰雖然身價上億,但是他這樣一個不停追求更高更快更火的人設,在精細算法的滾滾車輪碾壓之下, 又何嘗不象風里來雨里去掙辛苦錢的外賣小哥一樣脆弱呢?
算法和人性均衡的問題早就有人想到了,還是外賣小哥。
幾年前餓了嗎在算法上推出了一個人性化的改革,把決定送單員是否遲到的一個時間點改成了一個區間。這樣,你如果緊趕慢趕也趕不上在七點整敲響客戶的家門,如果你能在七點十分之前趕到就不算誤單。十分鐘雖短,卻可能讓騎手在紅燈闖與不闖之間多猶豫一秒,在自行車道高速超越一個騎車帶小孩婦女的時候會捏一下閘。
可是如果我告訴你,有時候就連人性和溫情也是算法的一部分,你會怎么想?
我的第一份工作有七天的帶薪病假,如果超過這個數就要扣工資了。這個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我的第二家公司是財富五百強,它給員工的帶薪病假是無限期的(超過兩星期可能需要轉成短期傷殘假),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我覺得這個公司真好,之前那個太摳門。
后來才知道,大公司的人力資源部是很會汲取最新社會學研究成果的。有一項心理學研究發現,如果一個公司把員工的帶薪病假數字給規定死了,比如一年七天,員工就會有把這七天都“花完”的潛意識,就算沒有真病,也會找個頭疼拉肚子的借口在年底之前把這七天病假都請掉。而擁有無限病假福利的員工反而覺得時間都是自己的,何必請沒有必要的病假?
有一項研究比較了無限病假和有限病假的兩類公司,發現無上限病假福利涵蓋的員工實際請病假天數更少。所以美國現在有點水平的白領公司已經很少有給病假設上限的做法了。
可是要是有濫用體系的二皮臉怎么辦?也有可能,但是他們帶來的負面因素會被講嘗試守規矩的絕大部分人所抵消。這就是結合了心理學和真實世界數據的算法,穩賺不賠,你還得夸人家人性化。
據說未來,無限帶薪假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是基于同樣的心理學,是否具有可操作性還需要大數據算法的驗證。
算法無處不在, 你一不小心就能著了它的道。
你如果看現在美國電視上的藥物廣告,也許會覺得他們很誠實,療效和副作用都說一遍。其實廣告詞都是在算法的指導下精心寫成的:描述療效的詞匯必須是小學初中的易懂水平,并伴之以溫馨和諧的生活畫面,而毒副作用則是用中學以上水平的詞匯干巴巴地念。廣告在投放之前還要在不同受眾里做大量試驗,以確保精準投喂的效果。
算法就象一張高速運轉的縝密機器,讓任何一個在這個系統里的零部件不要保有任何玩模糊的幻想,不論你是張雪峰那樣負責驅動的軸承,還是象一個普通外賣騎手那樣的邊角螺絲釘。
但是,必要的模糊空間有時卻是保證整個機制還能潤滑運行的要件。
這個例子可以從美國大法官的遴選制度看到一些端倪。
美國的大法官一旦出缺,就由總統提名,參院表決,通過后入職,我曾經戲稱為決定美國未來幾十年走向的“九常委”制。這個提名制過去多少有點跟著感覺走的意思,先是由總統內部圈子根據他們的人脈和印象草擬一個短名單,然后總統勾一個。這就難免出現看走了眼的情況,比如保守派的總統尼克松提名了John Paul Stevens大法官,可是這位后來的表現證明他一點都不“保守”,而且一干就是35年,成為高院自由派的中堅力量。80年代的共和黨總統布什提名了David Souter,可是這個人后來也變了。
這個看似系統的缺點,從長遠看不一定是壞事。因為長期以來共和黨總統在指定大法官方面占據絕對優勢,從卡特總統到特朗普第二任的這五十年里,兩黨控制總統的時間差不多,但是共和黨總統成功地推了11位大法官而民主黨只有4位。所以如果有幾位保守法官適當地“叛變”一下,說不定反而有利于兩黨政策的平衡和社會的中庸之道。
但是,就是因為這兩個“叛變”先例,保守派的智庫不干了,他們對提名人的遴選提出了“算法”機制。一個叫做“聯邦黨人協會”的智庫出頭,對有潛力和資質成為大法官的幾百人建立數據庫,對他們起草的審判書,發表作品和演講詞進行文本和數據挖掘,兼之以統計學分析。 然后這個由算法遴選出來的短名單才能遞交到總統的手里做最后的圈定。
所以說現在能進入特朗普短名單的都是如假包換的鐵桿意識形態分子,出現“叛變”的概率基本為零,但是這樣就把這個體系的彈性也搞沒了,首先就是反對派看不到希望了,所以現在民主黨的訴求就是一旦上臺就把大法官的名額從9位提到16位,把自己人塞進去。如果真成功了,也就意味著共和黨也會有樣學樣,最后搞成上百人的大法官團。
算法就讓這個制度玩不下去了。
讓我們再回到經濟上來,算法的目的就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這條資本主義的鐵律我們中學都學過,是改變不了了。比如社交媒體通過大數據發現,具有分裂性,讓人憤怒反感的帖子得到回應和傳播的數量高于正能量的內容。在以流量為王的時代,互聯網社媒的算法就會暗地助長這種內容,但是社會代價不在算法的考慮范圍之內。
唯一的改良方案就是政府的監管,但是在今天的美國不太可能實現。 因為多年來指導美國對外政策的叫做“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義,也就是對外的干涉,強行輸出民主。而對內的經濟政策叫做“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這個新自由主義,和羅斯福新政時期強調大政府對資本的監管相比,新在哪里?就是在經濟政策里把政府干預最小化,政府不能妨礙資本掙錢。正如新自由主義的代表者克林頓總統所宣布的:大政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現在看來這并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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