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辛焞：躬耕南開園 甘苦五十秋

今年是南開大學成立八十五周年，屈指算來，明年就是我來南開的第五十個年頭。想想這五十年的點點滴滴，自己也算沒有辜負師長的期望，沒有因個人的原因而虛度光陰。看著自己辛勤汗水凝結的一篇篇論文發表，一部部著作問世，一個個學生脫穎而出，在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時，很想借此機會對自己這五十年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作個簡單的盤點。希望自己這些年的心得和感悟能給年輕學子以啟發，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使青年才俊少走彎路。

1932年9月，我出生在朝鮮咸鏡北道素青。我們的父輩曾在朝鮮半島深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當他們輾轉遷移至中國東北后，日本的殖民統治很快就延伸到這里。孩提時代的我既不能接受朝鮮語的教育，也不能接受漢語教育，而只能在日本教官的強迫下，背誦枯燥乏味的日語課文。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東北解放后，我才開始接受朝語教育。1947年7月中學畢業后參加土地改革。1950年高中畢業時，適逢朝鮮戰爭爆發，我毅然參加抗美援朝的戰斗，并榮立戰功。轉業后于1955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58年提前一年畢業，留校任教。

在南開最初的工作是擔任助教，因為是朝鮮族，又懂日語，便被著名日本史專家吳廷璆先生選中做助手。也正是因為有這段經歷，才奠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南開大學歷史系是以學風嚴謹著稱于世的，那時除經常得到吳先生的指點外，還深受歷史學家鄭天挺教授等史學前輩的影響，為自己以后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本功。

1964年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指示，我協助業師吳廷璆先生創建了日本史研究室，開始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日本史研究生涯。建室之初，研究條件非常艱苦，資料奇缺，又無對外交流。即便如此，我還是和我們研究室的其他同志一起，克服困難，進行了一些適應時代要求的日本研究，并從1974年起，編印了《日本問題研究》(共8期)雜志，我也發表了11篇論文，為我校的日本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1978年起，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學術研究的環境也變得開放活躍起來，研究條件也得到明顯的改善，自己在史學前輩熏陶和潛移默化下形成的學術研究潛能才真正得以發揮。開始研究日本外交史，或者說是從日本史的角度研究中日關系史，這在當時我國史學界可以算是一股清風。后來有人評論說我開闊了研究視野，拓寬了研究領域。其實我信奉“勤能補拙”的古訓，自己不過比別人早起一步。研究歷史，方法的更新與史料的發掘同等重要。研究日本外交史和中日關系史，日方檔案的使用自然必不可少。1979年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我在國內首次利用日本外交檔案，從北京獲得外交文書和檔案膠卷，撰寫了《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后發表于《歷史研究》1979年5期),弄清了與“五四”運動關系最深的日本對運動的態度，為國內研究“五四”運動開辟了一個新視角。

搞外交史研究或國際問題研究，最要緊的是能同時使用相關國家的語言，材料的使用自不必說，成果的發表似乎更為重要，比如搞美國研究，不用英語在美國公開發表，其影響自然打折扣，搞日本問題研究同樣如此。自己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能很熟練地使用日語，我常要求我的學生也能很好地使用日語，最好將自己的成果在日本發表。這既便于學術交流，也有利于擴大中國學者在日本學界的影響。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因為多年的閉塞，國際學術界幾乎淡忘了中國(大陸)的存在。日本作為中國的鄰國和與中國有特殊歷史關系的國家，日本問題的研究沒有了中國的聲音實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1983年9月，我利用日本最新解密的外交檔案，第一次用日語撰寫的論文《九一八事變與幣原外交》在日本權威歷史學雜志《日本史研究》上發表，在日本學界引起不小的波瀾。此后，我又連續發表了《李頓調查團與日本外務省的對應》(《歷史評論》)、《第一次上海事變與日本外務省》(日本愛知大學《法經論集》)等系列文章。盡管一些學者并不贊同我的觀點，但他們對我鮮明的學術立場和縝密的史料論證仍表示欽服。作為中國學者，我在日本學界嶄露頭角。

應該說，自己比較滿意的第一本書是日文版的《九一八事變時期中日外交史研究》,這本書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名之作。那是在1985—1986年，當時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修，受早稻田大學教務長的鼓勵，為申請早稻田大學的博士學位，我在前幾年研究的基礎上，又經過近兩年的努力，撰寫了《九一八事變時期中日外交史研究》,在以出版中國問題和中日關系問題著稱的日本東方書店出版(1986年9月)。這部著作無論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還是在資料使用和觀點上都很有新意，它改變了以往偏重從軍事史角度研究“九一八事變”的弊端，而是主要從外交史的新角度出發，運用中日兩國的原始檔案和外交文書等翔實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本書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透過“九一八事變”時期及其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關系，論證了外交和軍事在戰前日本對外侵略中的相互關系，深刻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本質。

《九一八事變時期中日外交史研究》當時被譽為是一部在“九一八事變”時期中日外交史研究中代表國內外最新水平的論著。該書出版后首先在日本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中國新華社駐日記者曾以“研究‘九一八’前后中日外交史觀點獨到——俞辛焞新著在日本獲得好評”為題，從東京向國內發回消息。《天津日報》(1986年12月9日)也特意做了報道，稱贊該書“從外交和軍事是戰前日本對外侵略的兩個車輪的觀點出發，揭露和論證了日本軍國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侵略本質。這與日本史學界在研究中強調日本軍部與外務省之間存在對立和矛盾的觀點則大不相同”。同時，由日本外交史專家、國際大學副校長細谷千博等知名學者聯合發起，專門舉行了該書出版紀念會。《朝日新聞》、《史學雜志》、《日本史研究》等日本重要報刊雜志，先后發表了7篇書評，認為該書的出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大大提高了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水平”,“充分運用了在日本尚未引起重視的各種史料，是一部具有獨到見解的高密度的研究成果；作為外國人能如此駕馭日本史料，并用日文發表成果，近年來實屬絕無僅有的壯舉”,“指出了日本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閉鎖性和漏洞”,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超過了以往的水平”,“對日本史學界是一次強烈的沖擊”,“無疑是‘九一八’事變時期外交史研究的新的必讀文獻”。隨后該書也獲得了國內專家的高度評價：“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專著,以精辟的論證，豐富的史料，探微索幽，求深創新，在中日關系史研究中跨出了新的步伐，將我國中日關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起點。”該書先后榮獲第三屆天津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首屆中國社會科學日本研究基金會優秀成果獎、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等多項獎項。

孫中山研究歷來是我國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在以往的研究中，還很少有人用第一手資料研究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日本的關系問題。從80年代后期起，我開始將日本史研究與孫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結合起來，努力挖掘整理日文原始檔案材料，并在此基礎上展開深入研究，先后撰寫了《二次革命時期孫中山的反袁策略與日本的關系》(《歷史研究》1988年第1期)等22篇有影響的論文。后來我又根據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發現的大量原檔材料，主持編譯出版了《孫中山在日活動密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和《黃興在日活動密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史料價值較高的譯著。這些研究成果，拓寬了孫中山及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領域，在邊緣學科的研究上作了成功的嘗試。這不僅在孫中山研究方面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而且其許多獨到的觀點也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好評。在此基礎上，1989年我用日文撰寫了《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日本東京六興出版社，1989年)該書大量運用了日本檔案中新發掘的史料，系統地研究了孫中山幾十年革命生涯中與日本的關系。它“以孫中山為中心，但又不就孫中山論孫中山，而是把孫中山作為一個群體的代表，刻意分析資產階級的對日態度，探討中國人對日政治思潮的演變對孫中山思想的影響，同時從國際環境、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各種政治變幻中，去探討孫中山與日本的微妙關系”。由于我在孫中山的研究中“善于從大系統去探求子系統，從子系統去反求大系統”,所以在該領域的研究中提出了孫中山對日態度一貫性和策略性并存等許多新觀點。我還很注意比較研究，對孫中山與黃興、孫中山的早年與晚年、日本的政府與民間、日本對華政策的前期與后期等多層次比較。通過這種比較容易發現問題，加深理解。日本學者評論說，“作為中國研究工作者撰寫的孫日關系的專著,超過了以往水平，是一部優秀的實證性研究成果”;中國學者評論說，是“孫中山研究的新突破”,是“孫學研究的新貢獻”,是“可譽為研究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最佳代表作之一”。

繼《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在日出版后，我又一鼓作氣，進一步深化對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研究，于1996年出版了《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進一步系統闡述了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歷程，探討了日本決定對孫中山政策的因素、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以及孫中山對日政策是否有轉變等重要問題。

本書在資料上主要利用了日本的外交檔案資料，突破了以往主要靠《孫中山全集》研究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局限，在資料方面勝人一籌。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國際關系理論和矛盾論來探討孫中山與日本的關系，把孫中山與日本的關系定位為一國外革命團體與日本國家的關系，“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為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理論、方法與視角”。正如有的專家所言，我的書既有深度，又“觀點新穎”、“具有說服力”。我還提出“雙重三角國際關系”理論，我認為，圍繞中國問題，日本、歐美、中國形成了雙重三角關系，歐美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在侵略中國、保護和擴大殖民權益方面他們有共同的利益，為此他們相互合作，彼此同情和支持對方；但日本和歐美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也可能因擴大各自的權益和勢力范圍而產生矛盾，相互排斥、相互爭奪也在所難免，為此他們常常支持或利用中國統治者的抵抗來限制對方權益的過分膨脹；同時中國統治者也會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此制彼。具體來說，歐美一方面借支持、縱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來維護和擴大帝國主義在華的殖民權益，壓制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國的抵抗，限制日本在華權益的過分膨脹。日本則一方面利用帝國主義的共性，尋求歐美對其侵略中國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與歐美展開爭奪，積極擴大在華權益，攫取在華優勢地位。中國則一方面利用歐美及國聯，緩解日本侵略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對日妥協，換取日本放緩侵略的步伐。在研究孫中山與日本的關系時，我又將中國因素分解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的對立面(清政府、袁世凱政府等)。我認為：孫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并力爭其援助革命，并非出自孫中山的主觀意志或對日本侵略本質認識不清，而是出于中國與列強間國際關系的雙重性。日本與歐美在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方面一致行動，但在擴大新權益方面常常相互爭奪、相互牽制。日本利用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日俄戰爭的有利時機，急劇擴大其在華權益，與歐美產生矛盾。歐美便通過支持控制北京政權的實力人物來牽制日本；而中國當時的統治者也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歐美列強牽制日本。這樣，歐美列強與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在共同牽制日本方面暫時取得一致。所以，當孫中山爭取在政治思想上與其接近的歐美等國援助時，屢屢遭到拒絕。換句話說，歐美支持控制北京政權的實力人物牽制日本急劇擴張在華權益，孫中山則想利用日本的支持促使革命盡快成功。孫中山把國內革命作為首要任務，他利用國內外敵人的矛盾推進革命只是一種策略。而日本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也是從自己的利益考慮，是想借孫中山的勢力牽制和打擊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多數研究者常常困惑于孫中山對日認識的矛盾和多變，困惑于日本對孫中山的態度，只要循著思想認識論和國際關系論兩種不同研究方法仔細梳理，循著《孫日關系和矛盾論》展開，困擾孫中山研究的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我在書中指出，孫中山把依靠日本援助作為達到革命目的的手段和策略，是導致“革命尚未成功”結局的重要原因。被學界評論為“這種結論，可以說是大膽的、新穎的，也是基本符合歷史實際的”。該書“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史及中日關系史研究領域出現的一部有價值的力作”。

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關系史研究，是我傾心的又一重要研究領域。2000年和2002年，中日文版本的《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關系史研究》先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日本東方書店出版。該書的原版日文版厚達768頁，有74.5萬字，是國內外第一部系統研究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的重頭巨著。我對于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研究，與在其他時期的中日關系史研究一樣，是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之上的。該書使用了大量日本外交檔案資料、防衛研究所及其他第一手原始資料，以及保存在臺灣的辛亥革命時期的原始資料，充分保證了論從史出和本書較高的史料價值。該書把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關系史放到紛紜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去分析、研究，運用“雙重三角國際關系論”,闡明了孫中山與日本，袁世凱、北洋政府與日本，列強與中國及日本等關系中的“雙重性”特征。同時還注重中日外交活動的連續性和互動性，“使歷史的結論盡可能地避免了偏失”。本著唯物主義和實事求是的觀點，該書沒有沿襲袁世凱對日賣國外交的定論，而是對袁世凱及北洋政府在對日外交活動中的一些積極表現及作用，進行了客觀的評價，表現了一個史學工作者求真務實的追求。國外學界對該書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該書是“具有先驅性的中日外交史研究”,認為該書不受傳統觀點束縛，觀點“客觀、靈活、新鮮”,“是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中日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日中學術交流中具有紀念意義的著作”。國內學界的書評說：“視野寬廣，從大處落筆，強調運用國際關系的方法論”,是“一部具有鮮明特點，有開創性的佳作”,是“繼往開來的杰出代表”。

現在粗略算來，自己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績還算滿意。迄今為止，已獨立出版專著6部，大約257萬字(其中用日文撰寫3部，約145萬字；中文著作3部，約112萬字)。另外，有2部日文著作出版后又被譯成韓文、中文出版，有3部著作正在整理。合作出版著作4部，大約190萬字。合作完成譯著2部(約75萬字),論文110多篇(合160多萬字，其中37篇在日本、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的雜志上發表)。因為這些成績，我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認可。除上述研究外，我還計劃進行20世紀20年代的中日關系史研究，并為此搜集了大量資料，但后來因身體原因未能如愿，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離休前，我把搜集到的資料分送給我的學生，希望他們繼續進行研究。

我所取得的科研成就與我多年從事教學實踐是密不可分的。從1962年到1997年，我先后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了日本近現代史、日本現代史、朝鮮史、日本現代外交史研究、戰后日本史研究、國際關系論、史學方法論等13門課程。我常喜歡給學生講我的“挖坑理論”、“360度理論”和“接力賽跑理論”。我喜歡用通俗的例子講一些蘊涵哲理的治學之道，我說：治學猶如挖坑，要想把坑挖深，沒有足夠的直徑是不行的；治學欲求其深，必先以博為基礎。研究問題、分析問題，腦子里要有360度的概念，“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要從不同角度思考，要換位思維。從事學術研究，猶如接力賽跑，接棒的運動員應在接棒之前就先起跑，在跑動中完成交接，學術研究才能快速進步。

我常教導學生治學一定要嚴謹，不要滿足眼前的成就，我們研究的是國際問題，我們的成果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在國內填補空白，而應當在國際學術界占一席之地。我要求學生必須打好外語基礎，為此我一方面在課堂上盡量使用外語進行教學；另一方面我又創造更好的條件，讓我們走出去，或把外國專家請進來。迄今為止，我的所有學生都具有了在日本學習和研究的經歷，他們中大部分已成長為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和從事中日交流的骨干。我要求學生一定要較好地掌握史學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和運用史料的基本功，強調學生一定要獨立思考。我根據外國史研究的要求和特點，率先采用外語教學和討論式教學法，收到了提高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學相長的實效。在教學中，我特別注意歷史學習要與現實結合，隨時掌握日本和中日關系的動向。為此我課前總要用一段時間與學生討論中日關系的最新動向。我是一位嚴師，但我更希望是學生的益友，我懂得教學相長的道理，學生自己舉辦的各種講座和討論會我都盡可能地參加，并虛心聆聽。我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我常與不同專業的年輕學生交流，以至與許多年輕學生成為忘年至交。我先后培養了16名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國家的教育事業和中國日本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深深懂得搞學術研究離不開學術交流，尤其是搞國際問題研究，為此我傾注自己的巨大精力從事國際學術交流。早在改革開放不久的1980年，我就應邀到日本訪問研修，前后加起來有5年多的時間。先后20多次到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家以及臺灣、澳門訪問、講學。先后出席過東京裁判、日本歷史科學大會、辛亥革命、孫中山、朝鮮半島統一、中日關系、東亞問題等方面的國際學術會議34次，并多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用漢語、日語、韓語作基調報告。還應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愛知大學、國學院大學，美國堪薩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亞特蘭大大學，加拿大溫哥華大學，韓國漢城大學、韓國社會科學院等學校和科研單位發表學術演講，擴大了我國學者在國際上的影響，樹立了中國學者對日本研究的形象，并由此及時掌握了國外研究的新成果、新動態，指導自己的科研和教學工作。在我的示范和帶動下，我們研究室(后來的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的對外交流十分活躍，所有教師和許多研究生都曾赴日參加過學術交流或在日本進行過學習和研究，南開大學的日本研究也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

在學習和研究中，我不僅提倡走出去，還努力把國外的著名學者請進來。在我主持日本史研究室和日本研究中心工作期間，就曾先后邀請了日本著名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和朝尾直弘、早稻田大學教授木村時夫、名古屋大學教授芝原拓自、慶應大學教授池井優和山田辰雄、愛知大學教授江口圭一、聯合國大學副校長細谷千博教授以及日本駐華使館渡邊公使、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北京事務所所長小熊旭、日本興業銀行常務理事吉永正藏等40多位日本著名學者、外交官和實業家來校講學、訪問，促進了我校日本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與日本的交流。

同時，我還積極促成我校與日本、韓國等大學的國際交流，為我校與日本早稻田大學、愛知大學、國學院大學等多所大學建立校際交流牽線搭橋。1983年和1994年，我還分別陪同當時的滕維藻校長和母國光校長訪日，為促進我校與日本和韓國教育界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校的日本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一直發展到今天成立了國內第一所日本研究院。作為當事人和見證人，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在南開學習和工作的五十年，是南開大學日本史研究及對日學術交流的五十年。20世紀60、70年代，我與日本史研究室的同仁一道艱苦創業，為我校的日本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方面拓展對日交流，走出去請進來；一方面積極引進人才，壯大研究力量，使我校的日本史研究和對外交流走在了全國的前列。80年代后期，我又與大家一起，審時度勢，在1988年將單純研究日本歷史的科研機構改組為一個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機構和學術交流機構——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使我校的日本研究走上一個新的臺階。

一個學科的發展不僅需要人才，還需要物質基礎保證。為開辟財源，我不辭辛勞，多方奔走，自1993年以來，先后為日本研究中心爭取到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大阪萬國博覽會協會兩機構和江口圭一、吉永正藏兩位日本友人的資助，共計金額15500萬日元(其中日本國際交流基金1995—1999年日本研究據點資助6500萬日元，大阪萬國博覽會協會1500萬日元，江口圭一5000萬日元，吉永正藏2500萬日元)。利用爭取到的這些寶貴的資助，日本研究中心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成了獨立的研究中心大樓，設立了江口圭一日本研究基金，為南開大學日本研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利用好來之不易的捐款，保證施工質量，在日本研究中心大樓的建設中，我從選址到設計、施工、監理，到落成儀式，全程參與、負責，傾注了心血。為了施工的順利進行，我幾乎天天到施工現場監督指導；為使工程進展順利，我甚至用自己的存款墊付工程用款。1994年日本研究中心大樓順利建成并投入使用，為我校的日本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礎，在國家“211”評審中受到了教育部專家組的好評。2004年6月，我與夫人金貞淑深感少數民族多地處邊遠地區，生活比較困難，好多孩子還上不起學，而我們經歷過上學困難的痛苦，感觸很深，故希望以南開人的身份去資助那些貧困學生，幫助他們完成學業。所以，我們夫婦決定向學校教育基金會捐款30萬元人民幣，用來資助來自農村的朝鮮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家境貧寒的學生。

2003年6月，我把自己珍藏的1600余冊藏書捐獻給新成立的日本研究院，豐富了日本研究院的藏書。今后，如自己身體許可，我還打算整理出版《近代日本政黨與工農運動》、《近代中日外交的進程》等著作，并與我的學生們一道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一書，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系列——《辛亥革命時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中日外交史研究》、《九一八事變時期中日外交史研究》。

自己的努力也確實得到了回報，黨和國家給了我很高的榮譽。1977年，我獲得“天津市第二屆教師先進工作者”的稱號。1993年，我被授予“天津市勞動模范”稱號，并當選為中國工會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參加了10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工會十二大，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94年，又榮獲“天津市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稱號。作為朝鮮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入選了《中國朝鮮族名人錄》。南開歷史學科建立八十年紀念時，我被譽為“國內外知名的日本外交史、中日關系史研究學者”。還被編入《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劍橋國際傳記中心編的《國際名人傳辭典》、美國傳記協會編的《有影響的五百名帶頭人》。

南開大學已經走過了八十五年的光輝歷程。校黨的“七大”號召，要“為把我校建成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進而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而努力奮斗”,我也決心盡自己的力量，為南開的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