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88年秋季的一天，那個瞎眼算命先生干瘦的手指捏著我的生辰八字，翻著泛白的眼珠子，搖頭晃腦地嘆了一口長氣。那口長氣，把原本擠滿我家院子看熱鬧的鄉親們，嘆得鴉雀無聲。
“這后生，八字奇寒，孤星入命，是個鐵打的破窯瓦罐命。說句不好聽的，你這輩子，就是個打光棍的命，克妻斷嗣，誰跟了你，誰家倒霉。”
算命先生的話音剛落，我娘手里端著的半碗棒子面粥“哐當”一聲砸在地上，摔得粉碎。原本坐在門檻上跟我娘套近乎、準備給我介紹鄰村姑娘的王媒婆，臉色瞬間變了。她像躲瘟神一樣猛地站起來，拍了拍褲腿上的灰，連句客套話都沒留，擠出人群灰溜溜地走了。
我叫建國，那年二十二歲，正是農村小伙子相親成家的大好年紀。我自認長得不賴，一米八的大個兒，渾身有著使不完的力氣，地里的農活樣樣精通。雖然家里窮了點，住著三間土坯房，但我一直覺得，只要肯吃苦，總能娶個媳婦，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可是在那個年代的農村，一個算命先生的斷言，往往比村支書的紅頭文件還管用。
僅僅一個下午的時間，“建國是天煞孤星、光棍命”的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整個村子。從那天起，我家的門檻再也沒有媒人踏入過一步。走在村里，那些原本熱絡的嬸子大娘，看到我都遠遠地躲開，甚至有人在背后對著我指指點點，小聲嘀咕著“光棍漢”、“掃把星”。
我娘每天夜里都在屋里抹眼淚，眼睛熬得通紅。我爹本來就不愛說話，那陣子更是整天蹲在院子里抽旱煙，嘆氣的頻次比抽煙還多。看著被愁云籠罩的家，我心里憋著一團火，覺得既屈辱又絕望。難道我這輩子，真的就只能孤零零地一個人在土里刨食，最后連個摔盆送終的人都沒有嗎？
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我連續幾天沒出門，躺在散發著霉味的土炕上，死死盯著屋頂的房梁。我想了很多，想命運到底是個什么東西，想自己到底做錯了什么。直到第四天清晨，看著窗紙上透進來的第一縷陽光，我突然猛地坐了起來。
我做了一個決定。
既然算命的說我是光棍命，既然十里八鄉的媒婆都不敢給我介紹對象，那我就自己去找！既然那些條件好的、家里沒負擔的姑娘看不上我這個“命硬”的人，那我就去找那個全鄉人都公認嫁不出去的姑娘。我不信命，我只信人長了兩只手，只要心換心，總能焐熱一塊石頭。
我腦海里浮現出了一個人的名字——秀梅。
秀梅是鄰村的姑娘，比我小兩歲。她長得很水靈，兩條麻花辮烏黑發亮，笑起來嘴角有個淺淺的梨渦。按理說，這樣的姑娘提親的應該踏破門檻。但現實是，秀梅的情況比我還慘。
秀梅她爹早年在煤礦下井，出了事故，下半身癱瘓在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她娘嫌家里窮又看不到希望，跟一個南方倒賣木材的商人跑了，再也沒回來。秀梅一個人挑起了家里的重擔，既要種地，又要照顧癱瘓的親爹。因為負擔太重，她公開放出話來：誰要是娶她，必須上門做贅婿，或者把她爹一起接過去養。
在農村，娶個媳婦帶個癱瘓的老丈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誰家愿意背這么大一個累贅？因此，秀梅雖然人好，卻成了全鄉男青年避之不及的“爛桃花”。
我們倆，一個是算命先生口中注定要打光棍的“天煞孤星”，一個是全鄉人眼中誰碰誰倒霉的“拖油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