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部隊二戰后將首次登陸！

文︱陸棄

在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聯合軍演的籌備過程中，一個看似技術性的安排迅速引發廣泛關注——日本作戰人員將參與并進入菲律賓本土。這一安排之所以引發強烈反應，并不在于軍演本身，而在于其象征意義：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軍事力量首次以實際部署形式重返這一曾經的戰場。

與此同時，日本至今未就戰爭期間在菲律賓實施的暴行，尤其是“慰安婦”問題作出具有國家責任性質的正式道歉與賠償，使得這一軍事動作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歷史審視之下。圍繞這一節點，菲律賓國內的質疑聲迅速聚集，從幸存者群體到歷史學界，再到民間組織，爭論的焦點逐漸清晰——在歷史尚未被充分回應的前提下，現實合作是否具備正當性。

這一爭議首先呈現為一種明顯的現實與記憶的錯位。對菲律賓政府而言，引入日本參與軍事合作，是安全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在地區局勢趨于復雜的背景下，多元化安全伙伴被視為提升防御能力的必要路徑。日本憑借其技術優勢、與美國的緊密協調以及逐步擴展的安全角色，成為這一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互惠準入協定》的簽署，使雙方軍事合作從象征性互動走向制度化安排，人員流動、裝備部署乃至聯合行動均獲得法律基礎。從這一角度看，日本進入菲律賓參與軍演，并非突兀之舉，而是政策連續性的自然延伸。

然而，歷史的重量并不會因現實需要而自動減輕。對于經歷過戰爭創傷的群體而言，日本不僅是一個當下的合作對象，更是一個尚未完成歷史交代的行為主體。尤其是在“慰安婦”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分歧，使這一議題始終具有高度敏感性。受害者群體的訴求——正式道歉、國家賠償、歷史教育——在數十年間反復提出，卻始終未能得到完全回應。隨著時間推移，幸存者人數不斷減少，但這一問題并未隨之淡化，反而因“時間正在消失”而愈發緊迫。當日本軍事力量以新的形式進入菲律賓，這些未被解決的歷史問題自然被重新喚起。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法律邏輯與道義認知之間的分離。日本政府堅持認為，相關戰爭賠償問題已在戰后國際條約框架內得到解決，這是一種典型的法律立場。但在菲律賓社會看來，這種“法律終結”并未對應“道義完成”。尤其是在缺乏明確國家責任承認的情況下，個別政治人物的道歉、象征性的基金安排，難以替代制度性責任。法律上的結案，并未轉化為情感與記憶上的和解，這種斷裂，使雙方在同一問題上始終處于不同語境之中。

這種認知差異，還因歷史敘述方式的不同而進一步加劇。日本國內關于戰爭歷史的教育與表達，長期存在爭議。盡管官方強調相關內容已納入教育體系，但呈現的深度與廣度仍受到質疑。當部分政治人物曾公開否認或淡化歷史問題時，這種不一致的信號，削弱了外界對其歷史立場的信任。歷史不僅關乎事實，更關乎如何被講述；一旦敘述出現模糊，信任便難以建立。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隨著美國推動其同盟體系重組，日本在區域安全中的角色不斷擴大，從傳統的防御導向逐步轉向更具外向性的參與。菲律賓則在多方力量之間尋求平衡，通過引入多元合作來增強自身安全彈性。這種結構性互動，使日菲軍事合作不僅是雙邊選擇，更是區域戰略的一部分。在這一框架下，日本的角色轉變，既是自身政策調整的結果，也是外部需求推動的產物。

但正是在這種結構變化中，歷史問題的未解狀態成為潛在風險。軍事合作的穩定性依賴于高度信任，而歷史爭議恰恰削弱了這種信任基礎。一旦出現摩擦或突發事件，歷史記憶可能迅速被激活，轉化為現實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歷史問題被長期邊緣化處理，其影響并不會消失，而是以隱性形式持續存在，在關鍵時刻放大不確定性。

菲律賓國內的爭論，也折射出更廣泛的政策困境。國家在制定安全戰略時，往往以現實利益為導向，而社會記憶則遵循另一套邏輯。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如何平衡成為難題。部分觀點強調，應以未來為導向，避免歷史成為合作障礙；另一些聲音則堅持，缺乏正義基礎的合作難以持久。這種分歧并非簡單的對立，而是不同時間維度的交織——歷史的延續性與現實的緊迫性，在同一決策中相互拉扯。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并非不可跨越，但跨越的前提在于正視，而非回避。真正穩定的國際關系，往往建立在對過去的充分承認之上。當歷史被壓縮為“已解決”的問題，其影響反而更難消解。尤其是在涉及集體記憶與道義責任的議題上，任何模糊處理，都可能在未來轉化為更大的不確定性。

日本軍事力量再次進入菲律賓，這一事件所引發的討論，遠超一次聯合軍演本身。它揭示的是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在國際關系中，歷史責任如何與現實利益相協調。當兩者之間缺乏清晰的連接機制時，任何合作都可能面臨合法性與穩定性的雙重考驗。

時間能夠改變環境，卻無法自動完成和解。真正決定未來關系走向的，不只是戰略選擇，更是對歷史的態度。當記憶尚未得到回應，合作便始終帶有某種懸而未決的意味。這種未完成狀態，或許正是當下所有爭論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