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為赴烏參戰者“免罪”意味什么

3月27日，波蘭總統卡羅爾·納夫羅茨基在華沙簽署了一部法律，從此讓那些拿起武器奔赴烏克蘭戰場的波蘭公民獲得了法律保護。

這部《關于不懲罰保衛烏克蘭自由與獨立志愿者的法律》正式生效，意味著波蘭極有可能成為歐洲第一個以國家立法形式為本國公民赴他國參戰“背書”的國家。

這更像是一種戰略宣示：在歐洲安全格局動蕩、美國角色搖擺的當下，波蘭正在重新定義自身的位置。

此前，波蘭法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一樣，將未經許可加入外國武裝力量視為犯罪行為，最高可判處五年監禁。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后，已有數百名波蘭公民以志愿者身份加入烏克蘭軍隊，但他們始終處在一種尷尬狀態。在前線，他們被視為盟友；在法律上，他們卻可能成為被起訴的對象。

代表這些人的“波蘭軍團”長期推動立法，其發言人安杰伊·波德戈爾斯基曾直言，這些志愿者不僅要面對戰場風險，還要承受回國后的法律不確定性。

今年2月，波蘭眾議院以406票贊成、4票反對、19票棄權通過該法案，幾乎橫跨全部主流政治力量。這種規模的跨黨派共識在波蘭并不常見。

法案將適用范圍追溯至2014年頓巴斯沖突爆發，覆蓋所有在烏克蘭參戰的波蘭公民及在波蘭居住的外國人，并為已被定罪者提供特赦。唯一的要求，是回國后向國防部備案。這項法律并非鼓勵參戰，而是承認一個已經存在的現實，并為其提供制度出口。

為什么是波蘭率先走出這一步，很難脫離它的地理位置與歷史經驗來理解。

這個國家與烏克蘭接壤，俄羅斯始終是一個現實而非抽象的威脅。波蘭曾在18世紀被俄羅斯等國瓜分，冷戰時期長期處于蘇聯勢力范圍之內，卡廷事件更是陰影不散。

對于波蘭社會而言，安全焦慮并非短期情緒，而是代際傳遞的記憶。因此，當烏克蘭成為前線時，波蘭更容易將其視為自身安全的延伸，而非單純的鄰國戰爭。

這種認知也體現在政策上。

近年來，波蘭將國防支出提高至接近GDP的5%，在北約中位居前列，同時主動承擔駐波美軍的相關費用，試圖通過“超額投入”換取更牢固的安全保障。

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不久前還表示，政府希望從明年啟動一項新計劃，提供自愿軍事訓練，目標是在2027年培訓10萬名志愿者。

納夫羅茨基28日赴美國德克薩斯州出席CPAC（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時，用頗為直白的語言表達了這一立場，稱波蘭是“歐洲的東方守衛”，并在演講中將特朗普稱為“波蘭真正的朋友”。

但問題在于，官方姿態與社會情緒之間正在出現裂縫。

波蘭在歐洲算得上是美國的鐵哥們。但民眾情感近來出了問題。

2026年初的民調顯示，超過一半的波蘭人認為美國已不再是可靠盟友。另一項調查中，特朗普在波蘭民眾“不信任的國際領導人”排名中高居第三，僅次于普京和盧卡申科。

這種觀感的變化，與美國國內政治的波動密切相關。

特朗普曾批評北約盟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沒有承擔責任”，這一說法在波蘭引發強烈反彈。畢竟有66名波蘭士兵在這些行動中陣亡。一位曾在伊拉克服役的波蘭將軍公開批評這一言論，認為它無視事實。

更深層的擔憂，則來自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不確定性。

當華盛頓的政策出現搖擺時，波蘭不得不思考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最壞情況發生，是否仍然能夠依賴美國的安全承諾。

波蘭總理圖斯克曾表示，波蘭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附庸，這句話在國內被廣泛解讀為對“單一依賴美國”的某種修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項關于志愿者的法律顯得意義非同尋常。

它并不是在鼓勵戰爭，而是在為一種“去依賴”的安全思路鋪路：如果聯盟體系變得不再絕對可靠，那么國家與社會就需要具備更強的自主行動能力。允許本國公民合法參與烏克蘭戰事，本質上是把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外溢到社會層面。

從歐洲范圍來看，這一步依然相當激進。多數國家仍然嚴格限制本國公民參與外國武裝沖突，擔心由此帶來的法律、外交與安全風險。而波蘭的選擇，則體現出一種更強烈的緊迫感。它既來自地緣位置，也來自對盟友不確定性的判斷。

與其說它是在為志愿者提供法律保護，不如說是在提前適應一個可能到來的現實：當外部依靠變得不穩定時，安全只能更多依靠自己來承擔。

歐洲其他國家是否會跟進，還很難說。但至少在這一問題上，波蘭已經走在最前面，對歐洲民意會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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