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弟弟慈禧孫子溥任追悼會，百余皇族后裔現場悼念

2015年4月16日上午十點，北京八寶山。清明剛過，天空有些陰，風不算大，卻有股說不出的涼意。靈堂外，隊伍已經排出老遠，許多上了年紀的北京人，一邊輕聲交談，一邊下意識地整理胸前那朵白花。有人低聲問：“這位老先生，真是末代皇帝的弟弟？”旁邊的人壓著聲音回了一句：“可不嘛，愛新覺羅溥任，金友之，慈禧的孫子。”

這一場告別，看上去與普通老人的追悼會沒什么兩樣。黑紗、白花、挽聯、遺像，流程樸素而規整。但有意思的是，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隊伍里隱隱有些特殊的面孔和稱呼——“溥”字輩、“毓”字輩、“恒”字輩、“啟”字輩，一個個都改隨“金”姓，卻仍按老規矩排輩分。溥任的孫女后來介紹，那天到場的兩百多人中，有一百多位都是愛新覺羅家族后裔，算是近代皇室少有的一次大規模聚集。

靈堂中央，一幅大幅遺像格外醒目。照片拍攝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服、中山式眼鏡、面容清瘦，怎么看都像是普通中學的教導主任。旁邊悼詞寫著：“愛新覺羅溥任先生千古。”再看挽聯，“生在攝政王府 歷經風雨滄桑 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 深明大義 威武不屈 贏得國人倍尊敬 賢明傳頌”“創立競業小學 傾盡畢生心血 自力更生 自食其力 淡泊名利 貢獻國家 培育桃李滿華夏 成就斐然”，說得凝練，卻并不夸張。

在這位九十七歲老人身上，清王朝的余暉、新舊社會的縫隙、共和國早期的艱難歲月，竟然被串成了一條完整的生命線。追溯他的經歷，就等于把一段塵封在胡同深處的近代史重新翻開。

一、生在王府的“清末孩子”

溥任出生于1918年，那時距離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已經過去六年。大清亡了，紫禁城外的新世界正在生長，但老王府里，習慣和規矩一時間還來不及跟著時代一起改。用北京老話說，他趕上的是個“夾縫年月”。

溥任的父親，是第二代醇親王載灃，也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親生父親，曾在1908年到1911年間擔任監國攝政王。再往上追，第一代醇親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的生父、光緒皇帝的義父，在晚清權力核心轉了一輩子圈子，臨老卻刻了一面樺木鏡，自題一行字：“有鏡之名無其用，吾人鑒之宜自重。”意思很直白：鏡子掛在那兒不一定照人，但人得時時學會自照。

這種帶幾分自嘲的警醒，從奕譞到載灃，再到子女一輩，多少有點傳承。載灃親歷過從“權勢頂點”跌到“退居王府”的巨大落差，到了兒女這代，他對政治這攤事，避之唯恐不及，更愿意在書房里讀書、在園子里靜坐。他常對家里孩子講：“咱們家的遭遇，已經夠讓后人警醒了。”

不過，家風再怎么清簡，出身終究擺在那里。溥任的童年，是在醇親王府深宅大院里度過的。王府在今天的北京，位置依舊顯眼，那時候卻不再是權力中樞，而更像一塊被時代遺忘的角落。外面是軍閥混戰、民眾覺醒，里面是殘存的家法、規矩和逐漸冷清的禮儀。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溥任很早就意識到，“皇族”這種身份，在新社會里已經不再是依靠，反而容易變成負擔。這種意識真正變成堅定的方向，是在他十三歲那年之后。

二、東北一行：看清“兒皇帝”的代價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侵占東北，中國東北大片國土淪入敵手。局勢動蕩之中，前清皇室內部也不太平。溥儀在東北日本人的操作下，先成了“執政”，后又在1934年被扶上了所謂“滿洲國皇帝”的虛位。

1931年前后，十三歲的溥任隨父親載灃，以“家屬探親”的名義，悄悄去了趟東北，住在偽滿洲國的“新京”（今長春）。這趟行程外界少有人知，卻悄悄改變了他的一生。

在那座被日本軍隊嚴密控制的“都城”里，溥任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兄長溥儀、溥杰的處境。名義上，是皇帝、親王；實際上，行蹤被嚴密監視，言談要看日本顧問臉色，出門得經過層層請示。日本軍官可以隨便出入宮廷，甚至當著他們面數落呵斥。

有一回，日本方面為了顯示“恩賜”，安排載灃一家“合家團聚”。宴席上，氣氛看似熱鬧，溥任卻發現，兄長們說話非常謹慎，眼神里總帶著壓抑。他后來回想，那種感覺就像是“人坐在這兒，魂兒卻被拴著”。

飯后，載灃在住處氣得直嘆氣，對溥任說了一句很重的話：“當人家的兒皇帝，有什么好處？連石敬瑭都不如！”石敬瑭是五代時期的后晉皇帝，因為割燕云十六州給契丹，被后代罵為“兒皇帝”。載灃把溥儀的處境拿來和這個歷史人物對比，憤懣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之后，載灃以“重病”為由絕食抗議，偽滿當局和日本人擔心出事影響輿論，只好同意讓他和溥任返回北平。臨走前，父子倆對視良久，誰也沒再提“帝位”“復辟”這樣的話題。

對于十三歲的溥任來說，東北之行的沖擊相當直接：皇帝可以當，卻是給外人做擺設的皇帝；尊貴的名號有了，做人卻要看別人臉色。與其如此，不如過普通人的日子。他后來多次跟身邊人提到，正是那段經歷，讓自己下定決心，絕不走兄長那條路。

三、改造王府：從“攝政王宅”到“競業小學”

時間來到1947年。抗戰結束，內戰正酣，北平城表面上暫時平靜，但許多有心人已經在為將來的局勢做打算。此時的溥任，快到三十歲，既沒有去投靠任何一方軍閥，也沒有打著“皇族”的旗號另謀出路，而是在王府里琢磨一件看起來很“瑣碎”的事——辦學。

醇親王府的凈業寺舊址，一度荒著。溥任和載灃商量后，決定把這片地方改成一所小學。校名不是隨便起的，叫“競業小學”。“競業”二字既點出凈業寺舊址的諧音，又取“奮發向上”之意，算是父子倆對未來的一點愿望。

辦學之初，條件相當艱苦。既沒有雄厚經費，也沒有什么現成的“皇家基金”。為了維持學校運轉，父子倆陸續變賣王府里僅存的幾件值錢東西，銀器、字畫、古董，一件件拿出去換成薪水、課桌、黑板和粉筆。有人勸載灃：“留點值錢的在手里，將來好防身。”他擺擺手：“孩子們識字，比我多留幾件東西強。”

那幾年，競業小學的學生人數最多時超過兩百人，來源很雜，有附近胡同的普通居民子弟，也有少數舊王府、舊官宦家庭的孩子。課堂上，老師講的是算術、國語、歷史，教的卻不再是“君臣綱常”，而是更貼近現實的內容。溥任白天兼任校長、教員，晚上備課、記賬、琢磨學校發展，整個人完全融在這樣的瑣碎之中。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進城后不久，醇親王府里的王府衛兵、特務勢力被清理一空，院子里難得安靜。載灃看著這座承載了太多興衰的宅子，說不清是輕松還是惶然。既擔心產業被一股腦沒收，又不知子孫之后該何去何從。

出乎很多人意料，新的人民政府并沒有粗暴處理這個王府。北京市領導請示中央后，決定由政府出資收購醇親王府，用作高等工業學校的校舍。一方面解決了當時嚴重緊張的辦公、教學用房問題，另一方面也妥善安排了王府這一家人的生活。

同年10月，溥任受父親委托，出面與有關部門接洽，正式把醇親王府交給國家。年底，載灃一大家子搬往東城魏家胡同一處普通宅院，王府時代在他們家庭生活中徹底畫上句號。有人問溥任：“舍得嗎？”據家人回憶，他只說了一句：“一座宅子能換來這么多學生有地方讀書，值。”

1949年之后，國家提出公私合營辦學的政策，競業小學也被納入公辦體系。溥任繼續留在教育崗位，從教師做到校務負責人，一干就是幾十年。直到1988年，七十歲的他才正式退休，從教時間橫跨新中國成立前后幾個重要時期。按今天的說法，這樣的人生履歷，放在哪個學校，都夠掛在榮譽墻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溥任對自己“出身”的處理方式。1951年，在載灃的同意下，他主動將王府中保存的一批珍貴文物和典籍獻給國家：包括“醇親王寶”金印、鍍金銀冊等四十多件重要文物，和《二十四史》等七千多冊古籍文獻。這些東西，放在今天，動輒價值以千萬計；即便在當年，拿去換錢也足夠一家人衣食無憂，甚至過上優渥生活。

但溥任的態度很直接：這些東西留在家里，就是一堆擺設；交給國家、交給專業機構保存研究，才真的有價值。之后，他又陸續將府中圖書捐給北京大學、北京圖書館等單位，不少珍貴史料因此得以系統整理，成為研究晚清、清室歷史的重要一手資料。

從改造王府辦學，到主動上交文物、古籍，溥任在“家產”和“國家”之間，選擇得干脆利落。對一個出身皇室的后代來說，這樣的轉變不是一句“看開了”就能解釋的，其中既有家風影響，也有個人判斷。

四、從“王爺后人”到“胡同教師”

如果說，前半生的溥任在不斷“脫去”皇族的外殼，那么后半生，他干脆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北京老教師。

晚年時，他住在鼓樓大街附近一條幽靜的小胡同里，一座老式四合院，前后兩個小院都已經有些破敗。夏天雨多的時候，有的房間會漏雨；冬天北風一刮，屋里透風。旁人看了都覺得該好好修一修，家里人也勸過他：“您歲數大了，這樣住著不方便。”他卻笑著說：“這點風雨算什么。”

事實是，他舍不得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卻很舍得拿出來做別的事。

1991年，他和溥杰把自己書畫作品的收入一萬元，捐給北京郊區檀營滿蒙小學，用于改善辦學條件。同一年，安徽、江蘇等地遭遇嚴重洪澇災害，他又拿出五千元匯往災區。那會兒，這可不是小數目。

1994年，兩兄弟合作的書畫作品在日本售出，得款六十萬日元。按當時匯率折算，也是一筆讓普通家庭眼睛一亮的收入。他們沒有猶豫，把這筆錢全部捐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用于支持希望工程。1996年，他到古北口滿回民族小學視察民族教育，又拿出錢設立“友之獎學金”，以自己的字輩為名，鼓勵少數民族孩子好好讀書。1998年，再次向這所學校捐款十萬元。

這些數字擺在那兒，相當直觀。與此同時，他自己的生活卻始終保持極低消費。參加社會活動，本可以乘出租車并按規定報銷費用，他大多數時候仍堅持騎自行車，說這樣既鍛煉身體，又省錢。有人半開玩笑地問：“您這點車費，國家報得起。”他擺擺手：“不拿白不拿，這話我不會說。”

溥任對“皇族”的態度，也一以貫之。有一次在聚會上，有人打趣：“您畢竟是王爺后人，多說說當年王府怎么風光？”他搖頭回應：“甭看我們是皇族，可我這一家人從來不靠吃‘祖宗飯’。不靠這個活著，才算心里踏實。”身邊的人聽了暗自點頭，這話直白，卻不失骨氣。

除了辦學、公益捐助，他還有一項長期堅持的工作，就是整理、研究與清室相關的史料。在很多人眼里，舊王府的人物最多淪為“談資”“趣聞”，而溥任卻更在意如何把親身經歷變成可以參考的歷史材料。

他陸續發表《晚清皇子生活與讀書習武》《納蘭性德與〈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飲食醫療偏見》《醇親王府回憶》等文章，從細節入手，記下宮廷、王府的生活點滴。有些東西在正史里不會出現，比如皇子們每天的讀書安排、練武規矩，老輩子對飲食、醫療的看法，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恰恰能讓后人補上一塊塊空白。

此外，他還整理了載灃當年出使德國的《使德日記》，對研究清末外交、列強關系，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一手資料。不得不說，這種“把自己家事當公家史料整理”的做法，在舊貴族后代中并不多見。

五、最后一次回王府：兩種人生的對比

2007年，溥任九十歲。那一年，按照家人和有關方面的安排，他回到醇親王府參加為他舉辦的壽誕活動。那天，王府花園內鋪上大紅地毯，工作人員早早張羅，迎接這位“老東家后人”。

溥任在家人的攙扶下，緩緩走上臺階，步子雖慢，卻很穩。他在園中隨意走走停停，走到恩波亭前，停了許久。有人輕聲問：“您還記得小時候的樣子嗎？”他只是抬頭看了看匾額，又低頭看看青石地面，過了好一會兒才說了一句：“人都換了，房子還在。”

那次之后，他再沒回過王府。這座昔日的攝政王府，后來改作學校、機關，再到對外開放，成了普通市民和游客可以參觀的歷史建筑。對他來說，這里既是出生地，也是他主動告別的舊世界。

如果把溥任和他那位家喻戶曉的兄長溥儀放在一起對照，很難不生出一些感慨。

溥儀三歲登基、六歲被迫遜位，此后的人生在各種政治力量的擺布中跌宕：先是“遜帝”身份的象征，再是日本人操控下的“偽滿皇帝”，戰敗后成為戰犯，經過改造重新回到社會。他的一生，幾乎始終被“皇帝”這兩個字追著走，想擺脫卻擺脫不了，最終在歷史敘述中成了一個復雜又多重的符號。

溥任則截然不同。他從小就不在帝位的光環之下，親眼看到“兒皇帝”的屈辱之后，干脆與這條路徹底劃清界限。青年時代，他選擇當教師；中年以后，他主動上交王府、文物；晚年時，他省吃儉用做公益，整理清史，活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普通公民，同時又保留著對家族歷史冷靜的反省。

如果把家族教育也算在內，兄弟倆接受的基礎影響其實并無太大差異，都是載灃一手教養。差別出在個人對時代的回應方式：一個被地位身份牽著走，屢屢被卷入政治旋渦；一個在大潮中選擇退一步，甘愿做“有一技在身”的小人物。這兩條路徑，最后匯入同一段歷史，卻留下了完全不同的評價。

2015年4月，九十七歲的溥任在北京去世。幾天后，八寶山追悼會那一幕，讓許多人意識到，這位沉默了大半輩子的老人，身后其實牽連著龐大的歷史線索。那天，靈堂內上百名皇室后裔依輩分站立，胸前白花并無貴賤之分，挽聯上寫著“寧靜致遠”四字，算是對他一生最貼切的概括。

從攝政王府的小少爺，到胡同里騎車上班的老師，從皇族后裔，到把王府文物、家藏古籍全部交給國家的捐贈人，他在九十七年間完成了一次安靜卻徹底的轉身。等到遺像前香煙繚繞，隊伍漸漸散去，他留在世上的，不是某種“失落王朝”的哀嘆，而是一條清晰可辨的選擇路徑：在大時代面前，出身可以很顯赫，活法卻可以很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