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盈｜莫教入寶山空手歸：《敦煌經學文獻八講》的經學現場

《敦煌經學文獻八講》，許建平著，商務印書館，2026年1月出版，308頁，86.00元

敦煌藏經洞出土了不少經部文獻，過去百年來學術界在這方面已取得眾多重要研究成果。比如出土了目前所見最早的《周易》王弼注本、《古文尚書》寫本，其中還有珍貴的隸古定本，《毛詩正義》《毛詩音》殘卷保存古音千條，徐邈的《禮記音》《左傳集解》《左傳正義》寫本，還有不見于歷代書目記載的《春秋穀梁經傳解釋》《論語鄭氏注》《論語疏》，若干陸德明《經典釋文》寫本殘卷等。

1909年，伯希和攜帶卷子到北京，晚清學人開始接觸敦煌卷子，羅振玉、劉師培等最早開始的就是四部之學的研究。羅振玉為敦煌卷子寫跋語和題記，并影印出版；劉師培撰寫《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十九種，其后有潘重規(guī)《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為經部二十四種卷子寫的提要、陳鐵凡對敦煌本諸經的研究等。在蘇瑩輝《敦煌學概要》、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等概論性書籍里面也有介紹經部文獻，但相較簡略。

敦煌經學文獻的研究門檻

總的來說，敦煌經部卷子的個案研究不少，但與敦煌學其他領域的熱鬧相比而言，經學文獻的總體性研究稍顯沉寂。也許是因為敦煌經學文獻研究門檻較高，存在著至少三個層面的困難。一者，文獻獲取途徑方面的困難。這些寫本原件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容易接觸到。以前有影印出版的圖版，但是很多都不清晰，近些年來有了更多高清影印的圖版，但也是經費充足的圖書館才會購買。雖然有些可以通過網絡資源獲取，但若要尋找具體經籍篇目的寫卷，還是比較麻煩的。二者，寫本閱讀的困難。就算看到了這些寫卷，直接閱讀還是很難，這與研究者個人的學術素養(yǎng)有關，一方面需要有不錯的經學底子，另一方面還要有良好的文獻學功底。卷子殘缺不全，抄寫者水平良莠不齊，有很多訛字、俗字、異體字等，需要有已經校錄、整理過的本子，才方便閱讀。三者，研究成果辨別的困難。如果要研究，還需要熟悉各種已有的海內外研究成果，這些材料零散又龐雜，孰是孰非，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辨別。這就使得研究者如果想吸收敦煌經學的研究成果，首先面對著龐大的文獻之海，會感覺困難重重，難以下手。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的許建平《敦煌經學文獻八講》，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以上這三種困難。該書如一個可靠的向導，指引研究門徑，讓讀者知道去哪里尋找要看的卷子和校錄好的整理本，還通過簡明扼要的研究文獻概述，讓讀者了解學術爭論的焦點以及可以進一步深入探索之處。這樣一來，讀者面對敦煌經學文獻，不再會有深入寶山空手而歸之嘆。這本書的撰作目的雖然是給文獻學研究生的教材，但在閱讀之后，我認為也可看作一本出色的入門導讀書籍，既適合一般的文史愛好者，也是中古經學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指南手冊。因為它是作者在敦煌經學文獻研究領域多年深厚學術積淀的精華，也囊括了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

該書前言介紹了敦煌經學寫卷的學術價值，八講分別介紹《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相關的敦煌文獻及其研究狀況。全書體例統(tǒng)一，各講先介紹該經的流傳情況、傳授脈絡、重要的注疏本，論述清晰，完全不懂經學的人也能看懂。接下來介紹與該經有關的敦煌寫本篇目整理、收錄和研究狀況，附上一些重要的敦煌文獻的高清圖片。再就各類具體的敦煌寫本進行論述，按照經、傳、注、義疏、釋文的順序，提及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之處，然后是舉例介紹這個本子的校勘價值等。書中還列有表格，是該經篇目與寫卷編號的對照表。讀者若對某經某篇感興趣，據此表格，結合國際敦煌項目等網站看寫本高清圖片，再與《敦煌經學文獻合集》的整理本對照著看，極其便利，省去翻檢之勞。

P.3315《尚書釋文》（局部）

敦煌經學文獻的學術價值

《敦煌經學文獻八講》是作者多年學術積累的精華。在此書出版之前，作者已經在敦煌經學文獻研究領域浸潤數十年，有《敦煌經籍敘錄》《敦煌經學文獻論考》等著作。據其《我與敦煌學研究》一文所載，作者在1981年考上杭州師范大學，1987年碩士畢業(yè)，碩士畢業(yè)論文做的是敦煌《劉子》殘卷，也是他接觸敦煌學研究的開始。碩士畢業(yè)之后，他在杭州師范大學古籍所工作，參與《敦煌音義匯考》項目，1997年開始參與《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整理研究，2006年以《敦煌經籍敘錄》作為博士論文拿到博士學位。

《敦煌經籍敘錄》在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的基礎上，對經學卷子進行更深更廣的拓展研究，為其所見的每件經籍寫卷撰寫敘錄，考察其定名、綴合、斷代、辨?zhèn)蔚葍热荩嘤旭g正前人之誤、自出新見者，在出版之后，得到了學界贊譽。《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皇皇十一冊，研究中古經學更是繞不過去。許建平負責其中五冊，包括群經類文獻和群經音義類文獻，對經學卷子進行錄文、校勘，每篇之前還寫有提要。可以說，《敦煌經學文獻八講》就是建立在這些學術積累之上，薈萃了作者數十年的研究洞見和心得體會，更增加了新的觀點。

許建平著《敦煌經籍敘錄》

陳寅恪《敦煌劫余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也。”許建平在《敦煌經學文獻八講》中充分展現了敦煌經學文獻在文獻學、經學等研究中的學術價值。作者提醒我們，敦煌經學文獻在文獻學方面的價值，首先就是提供新材料。比如在輯佚方面，敦煌石窟出現不少寫本是歷代書目都沒有記載的，如P.3306v《月令節(jié)義》，P.4905、P.2535《春秋穀梁經傳解釋》等。新材料的出現自然就會催生新的研究問題。其次，敦煌寫本是中古時期的寫本，保留了文本的早期形態(tài)，比如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是目前所見的最早版本，可以幫助學者探尋原貌，在校勘方面起到很大作用，為文本流傳中出現的衍字、訛字等提供佐證。再者，后世很多刻本是經注和疏文合刻的，寫本有些是單疏本，或書寫格式與傳世文本不同，如經注文連寫，不區(qū)分大小字，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探究《五經正義》等原本的格式和體裁。另外，敦煌還出土了大量音義寫卷，可以為中古方言、唐五代西北方言、魏晉南北朝音系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作者亦論及敦煌經學文獻可為傳統(tǒng)的經學研究提供新材料、新視角。以下拈出兩條比較有趣的，以饗讀者。第一，敦煌出土的經學寫本讓我們看到一些中古時期特有的經學著作體裁，比如“音隱”。《隋志》記載梁代有《毛詩背隱義》，何胤所撰的《毛詩隱義》等，關于這個“隱”字到底指什么，歷來多有爭論。姚振宗考證說是何胤注書，在書卷背后寫上去，后來凡是稱“音隱”“音義隱”的可能是從書卷背后把這些注釋謄錄出來，也是前人隱而未發(fā)的意思。而吳承仕認為，“隱”是“檃栝”的意思。在敦煌卷子中就有這些音隱文獻，如S.10、P.2669等就有在正面經傳注文背后對應的位置寫上小字來注音。許建平則認為，S.10卷背的音義不一定就是直接為正面文字作注的，因為這些音義與正面文字同字相注，無法形成有機整體，可能是抄寫者在抄寫過程中根據其他《毛詩音》寫在卷背的。所以，該怎么理解“音隱”“隱義”這個體裁，尚未有定論。另外，敦煌卷子中的《月令節(jié)義》，甚至是之前書目都沒有記錄的，許建平認為該卷是對李林甫《御刊定禮記月令注》的解釋，相當于對注進行解釋的“正義”這種義疏體裁，這就讓我們知道中古經學著述體裁的多種多樣。許建平指出P.3378、P.3382佚名《孝經注》殘卷可能是儒家講經文。經學寫本在敦煌卷子中的占比其實不大，出土更多的是變文、佛教講經文等。中古時期流行講經，卻又很少看到儒家講經文，如果這是儒家講經文，意義非同一般。潘重規(guī)之前就注意到兩條特別的注釋，如P.3378《孝經注》殘卷中用《左傳》中晉靈公與趙盾的故事來解釋《孝經》中所引《詩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還有P.3382中解釋《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在解釋“后稷”時像講故事一樣，多用口語，超出經義的范圍，敘述風格和敦煌變文相似。潘重規(guī)提出這種解經風格受俗講經文的影響，許建平進一步認為這件《孝經注》也可以說是儒教講經文，并且附上《左傳》《詩經》中的經文，以便讀者進行對比。P.3378《孝經注》在講述趙盾的故事時，增加了人物對話，情節(jié)也更加曲折離奇，甚至是有意無意曲解原文，講完趙盾的故事，再回到經文講解中來。讀者很容易發(fā)現這兩個故事與經義的關系不大，帶有神異色彩或因果報應的意味。

S.498《毛詩正義》（局部），經文用朱色筆寫就，義疏用墨色筆。

這個現象非常有趣，提醒我們應該注意中古時期儒家注疏的生成與講經活動的關系。這種在講經中“講故事”的行為，可以追溯得更早。根據勞悅強《借題發(fā)揮——從〈注維摩詰經〉看中古佛教講經》的研究，他認為《毛傳》在訓解《小雅·巷伯》中講了兩個故事，進而推測漢代經師講經時也會講其他故事，但是在寫定成文之時則會把故事刪掉。這也是口頭講經與寫定文本之不同。勞悅強進一步注意到《注維摩詰經》中鳩摩羅什的注釋與其弟子的不同，羅什的弟子注經更多關注概念，而羅什講經中喜歡講故事，介紹外國的風俗掌故，他總結為“借題發(fā)揮”。羅什講經中所說的三十多個故事，很多是隨機應變，與經文原意未必相關，為了宣教，往往刻意出奇，引人入勝，鼓勵人心向善。而中國人沒有以“講故事”來注釋經典的習慣，或者寫下注文的時候把故事刪掉了。勞悅強這個觀察可以佐證佚名《孝經注》殘卷所受的佛教講經之影響。

此外，皇侃《論語義疏》在解釋“公冶長”時，花了不少篇幅來講述了公冶長解鳥語的故事。皇侃在疏文末端則說：“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籍相傳，云冶長解鳥語，故聊記之。”皇侃雖然認為這個故事未必可信，但還是專門記下來了，一方面是展現博學，另一方面也是記異，帶有獵奇的意味。這種六朝人解經采取講故事的方式，材料還是太少了，至于儒家注疏與講經文、變文的關系，還待有識君子闡明。

皇侃《論語義疏》

另外，作者還提醒我們可以通過敦煌經學卷子去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與文化交流。其一，敦煌卷子有些是學生抄寫的，他們會在卷子末寫上自己的感想，比如P.3433號卷末題記“丁未年十月十六日張堅堅寫畢功了。手惡筆苦，多有錯厥，朋師見者，即與蓋卻”，讓人讀了忍俊不禁。不由得想起吐魯番地區(qū)出土的《論語鄭氏注》，當地小朋友卜天壽抄寫《論語》之后，在卷子末寫上“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充滿童趣。其二，敦煌曾經被吐蕃占領統(tǒng)治，這些經學卷子上也有藏文的痕跡，比如P.3402《論語集解》有藏文署名和紀年。甚至還有藏文的《尚書》寫本，這可能是吐蕃占領時期，吐蕃人主動學習儒家經典的材料。其三，P.2617《周易經典釋文》寫卷末的題記顯示這是由兩個人抄寫、校勘的，抄寫人應該是為科舉考試準備的，抄寫于河東道卻不知為何最后出現在敦煌藏經洞。還有P.3573皇侃《論語疏》寫卷正面有“宣諭使圖書記”朱印，還有一句“判官氾塘彥尋覽”，學者推測可能這是宣諭使從中原帶來，留在了敦煌的，所以才有氾塘彥的閱覽痕跡。當時敦煌并不流行皇侃的《論語疏》，只有這一件。這些歷史的因緣際會，充滿了神奇的巧合，也讓我們了解到敦煌與內地的文化交流。

“舊學商量轉邃密”

《敦煌經學文獻八講》有些內容延續(xù)了《敦煌經籍敘錄》中的觀點，有些在《敘錄》中是有詳細分析的，在《八講》中則只是簡要概括，也有增加了新觀點的，正所謂“舊學商量轉邃密”。比如，許建平在論述P.3573《論語疏》時，介紹該卷子研究中面臨的棘手問題，就是該如何判定此卷子的性質。P.3573的特別之處在于，它刪削注文，保留疏文。《敘錄》中列舉了三種觀點，該卷子究竟是皇侃《論語義疏》的原貌，還是李方所說的敦煌經師為講經準備的講經提綱，還是高橋均認為的這個敦煌本屬于特定編者改造過的本子。作者在當時并未對這幾種觀點進行裁斷。而在《八講》中，作者增加了丁紅旗的新說法，丁紅旗認為這個卷子是唐代士人為了準備明經科考試而偷工減料的有意摘抄，而不是講章性質的摘抄。作者顯然也不完全認同此觀點，在章后思考題提出了一個問題，P.3573究竟是刪節(jié)本還是皇疏原本，學界尚無定論，可以進一步討論。

再比如介紹S.133《群書治要·左傳》時，該寫卷無經文，只有傳文，杜注是刪節(jié)過的。作者接受陳鐵凡的觀點，認為這是敦煌地區(qū)學生學習的課本，但是也修正了陳鐵凡關于這個本子時代的判斷，認為是盛唐之后的寫本。在《八講》中進而論述，當時大量《左傳》寫本是節(jié)選，體例相似，這些寫本只是效仿《群書治要》對《左傳》進行刪節(jié)，而非全都是從《群書治要》摘抄的。還有，《敘錄》在介紹《春秋左傳》的寫本時，多次提及李索《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校證》中的錄文，而在《八講》中則直接對此著作進行嚴肅的批評，就是李索將寫卷文字原樣錄文，導致其錄文不可靠，也不可讀。這種語氣在全書的敘述中是少見的，令人深思。

《八講》在第241至243頁討論P.3274佚名《孝經鄭注義疏》殘卷的命名與該卷性質的判定，該卷省略經注、疏語也有刪節(jié)省略，缺失篇首，卷無尾題，卷末署上“天寶元年十一月八日于郡學寫了”。這個寫卷的作者、撰述時代，皆有疑問。王重民認為是元行沖的《御注孝經疏》，因為疏語似唐人《正義》，且與邢昺疏合者十三四。日本學者林秀一將其命名為“孝經鄭注義疏”，其中多有六朝特有的古字、俗字、省字，且出現的“劉先生”等對齊梁經師的尊稱，基本可以認定是六朝義疏，甚至推斷是皇侃或其同門生所撰。而陳鐵凡則反駁以上兩者的說法，提出該卷內容上來看是針對鄭玄《孝經注》的解釋，但作者非皇侃或其同門，他認為是斷在天寶元年前的孝經學者。后來陳金木在《皇侃之經學》中為陳鐵凡的說法提供了詳細的對比論證，將敦煌本的疏語與《孝經注疏》中所引的皇侃之語進行對比，沒有完全相同的，甚至有互相抵牾的。另外，陳鴻森認為這個卷子的體例和義疏體裁不同，應該改為“孝經義記”更準確，撰作時代則可以定在梁隋之間。以上諸家觀點皆值得重視。

P.3274《孝經鄭注義疏》（局部）

陳金木的研究確實是非常細致的，不過他認為林秀一的推測沒有足夠的依據，比如“劉先生”不一定指的是“劉瓛”，“賀步兵”不一定指“賀玚”等，這一點倒是過于保守了。陳鴻森已經論證了《隋志》所載的《尚書義》三卷撰者“劉先生”就是劉瓛，這兩個稱呼所指，疑問不大，南朝人特別是梁陳學者才會對劉瓛使用這樣的尊稱。而且更重要的是，從義疏學的體例上來講，該卷子具有六朝義疏的特點，而非隋唐義疏的體例，年代不該斷得那么晚。六朝義疏從形式上來說有些顯著特點，科段與問答，還喜歡引用諸多異說。這些在隋唐義疏中少見，唐代《五經正義》更是有意識地刪去六朝義疏里的科段與問答。而這個卷子開頭就有科段，《庶人章》“袁司空問”這個省略形式的問答體，且處于該段疏文的末尾；還多引異說，有“一解云”等說法，符合六朝義疏的特點。

另外，從解經思路來看，這個卷子疏語也有六朝人解經“辯名析理”的特點，喜歡對具體的概念進行“辯名析理”，區(qū)分那些相似的概念。比如《孝經·諫諍章》對“慈、愛、恭、敬”這幾個概念的分辨，其解經思路誠然是齊梁義疏文本，不似隋唐人所做。還有六朝人解經對“義例”非常敏感，在《孝經·廣至德章》中，撰者注意到之前的篇章里引詩“凡詩皆在章末，而此獨在中央者”這個現象需要解釋，他認為是“為義然也，故異恒例”。還有對“心”“跡”的區(qū)分，使用了“體”這個概念，像是“體用”這對概念沒有成熟之前的草創(chuàng)時期，這些內容都有六朝思想的特點。陳鴻森將此卷子斷在梁隋之間是對的，如果要更細一點，我認為應該是梁陳時期。而陳鴻森認為這個卷子應該叫“義記”，這樣的說法似乎有點冒進了，若以為六朝義疏都是隨文而釋的，恐怕是對義疏的理解太狹隘。從《隋志》所載來看，義疏體在六朝的范圍應該更廣泛，包括很多種類的義疏體裁，有隨文而釋的義疏，還有綱要型的義疏，只是解題目的義疏，聽講筆記型的義疏等等。如果因為這件卷子經注疏有所省略，而被認為不是“義疏”，那么恐怕并不妥當。當然，將其定義為“義記”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將其與能找到的六朝義記進行比對，才能確定是否為此種體裁。至于許建平所提出的，“該寫卷的經、注內容有大量的刪削，而且所刪削內容沒有規(guī)律，甚至把經文注文刪去，而使疏語沒有著落，可知不能是有意識地刪去相關內容，而是偷工減料所致”。不知是否受到丁紅旗對敦煌本《論語疏》性質判斷的影響，這個說法可能需要更多詳細的論證，才能使人信服。林秀一《敦煌遺書〈孝經〉鄭注義疏》中已經注意到“本書不類后世《孝經》義疏，涉及全體經注之解釋，而是從《孝經》各章中逐次摘出可質疑之經文、注文，加以解釋。故作為《孝經》之義疏，繁簡粗密不定，終有未成之感。然亦因如此，作為《孝經》義疏乃存其原始形態(tài)者”。林秀一所說的這個卷子保存六朝義疏的原始形態(tài)，屬于大膽猜測，不一定能成立。但他提出該卷的經注是撰者有意識摘出來加以解釋的，而疏文針對的很多地方確實是有疑難或者存在爭議的。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待研究。

如果一定要給《敦煌經學文獻八講》挑個毛病，我覺得有些敘述的詳略之間可以斟酌。比如有時候介紹敦煌文本的相關研究狀況，只是簡單列舉文獻，沒有概括其觀點。這種情況出現得還不少，會讓讀者的閱讀體驗有種戛然而止的感覺。或許這是課堂講授中應有的留白，“點到為止”，不能什么都灌輸給學生，需要學生自己去閱讀和理解。比如前言第2至3頁“至于為什么敦煌經籍寫本中，十二經中缺了《周禮》《儀禮》《公羊傳》，趙和平教授《敦煌儒家經籍的幾個問題》一文已作了很好的解釋，可以參看”。這是個挺有趣的問題，所以還是應該概述一下這篇文章的觀點，哪怕只是一兩句話，以免讀者檢閱之煩。感興趣的讀者自然會去找相應的論文來讀，但如果只是想了解個大概的讀者，于此則會覺得閱讀突然中斷，顯得行文不夠流暢。

有些地方也應該再增加些腳注，讓全書內容更加豐富。比如在介紹P.4905、P.2535《春秋穀梁經傳解釋》時，說這是之前從未見過的《穀梁傳》注本，意義非凡，介紹了羅振玉和劉師培的研究。王天然《〈穀梁〉文獻征》一書中有章節(jié)“敦煌殘卷伯4905、伯2535《春秋穀梁經傳解釋》考”對這兩個殘卷逐條辨析，腳注中可以增加此研究成果的介紹。還有，第206頁介紹日本學者高橋均對敦煌《論語疏》的研究論文，高橋均將日本舊抄本的《論語義疏》與敦煌本進行對比研究，可以給敦煌寫本研究帶來很多啟發(fā)，他的這些系列論文已經結集成書，即《論語義疏の研究》（2013），腳注中也可以補充。另外，第242頁腳注中介紹的林秀一的論文已有漢語翻譯，也可以加上去。

敦煌經學文獻的治學津梁

就《敦煌經學文獻八講》的撰述初衷而言，是為文獻學研究生撰寫教材，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是一本非常優(yōu)秀的研究生教材，既有豐富的知識，又教授研究方法，還有研究興趣的引導。閱讀敦煌經學文獻，讀者應具備相應的經學基礎知識，所以這本書在每一講開始部分，都對相關經典的狀況有所概括。介紹得也很全面，如對《周易》的經、傳、注、義疏、音義等文獻皆有介紹，讀者可以從中獲得扎實的基礎知識。另外，還提點了研究方法。作者介紹海內外專家的代表性觀點，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梳理，概述問題癥結之所在，進行裁斷。這實際上也是在引導學生，如何從學術梳理中發(fā)現值得研究的問題。敦煌文獻研究中實際上很難獲得完全確定不移的答案，作者秉持一種嚴謹的學術態(tài)度，下結論都很謹慎，很多問題都留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這樣的引導，很容易激發(fā)讀者的學術熱情。全書在每一講之后還提供更多參考閱讀的書目，指出讀者深入研究的路徑。

此外，需要專門指出一個讀者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每章之后還附有精心設計的思考題。這些思考題并不是隨便提出來的，每一道題都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方向的指引。這些題目大概可以分為五類。一者，是專就敦煌經學文獻形式上的研究問題，即敦煌經學卷子的分類、定名、綴合方面的問題，或者是判斷寫卷本身的性質，如前文提到的《論語疏》可以進一步探討。二者，點出敦煌經學文獻有些需要解釋的現象，比如為什么敦煌寫卷中只有一件唐玄宗御注《孝經注》，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么？三者，要求學生進行比較研究，比如提出某個具體的敦煌卷子可以與其他地區(qū)的出土的漢代或戰(zhàn)國同類文獻進行對比研究。四者，針對敦煌卷子研究文獻的思考題，由已有的研究爭議焦點，而學界尚未有定論的，都可以進一步研究。五者，讓學生評述已有的某個大家的研究或者某個觀點，比如評述劉師培對P.2535寫卷的研究。因此，這本書也可以當作研究手冊，善于讀書的讀者可以從這些題目中領悟為學的門徑，如何進行研究，從中感受怎么選題，從哪方面用功，根據寫本的特點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敦煌經學文獻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不會讓人覺得題目已經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