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伊朗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反擊愈發有效,前兩天在伊朗對沙特蘇丹王子空軍基地的襲擊中,一架美國軍第 552 空中控制聯隊的E-3G預警機被完全摧毀,美國僅擁有16架該型飛機,現在剩15架了。更重要的是它是美軍空中打擊的指揮中樞。
美國《空軍與太空部隊雜志》證實,美國空軍的一架E-3遭到嚴重破壞,另有多架加油機和一架 E-3 預警機在受損名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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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史詩憤怒行動”中已有超過300名美軍人員受傷,13人陣亡。
美國海軍陸戰隊預備役部隊指揮官三星中將倫納德·安德森(Leonard Anderson)不得不以發布戰備提醒通知:收拾好你們的沙漠迷彩服,安頓好家人,準備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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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伊朗如今這套精準、強硬的內部反美作戰體系,早在2005年就已開始布局。從設計、打磨到落地,他們整整等了20年,如今終于在最關鍵的時刻,亮出了這把藏了二十年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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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的起點,源于2003年的一場戰爭——伊拉克戰爭。
當年,美國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擊敗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倒臺,曾經號稱“中東軍事強國”的伊拉克,在短短幾十天內就分崩離析。這場迅勝,給鄰國伊朗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也讓伊朗高層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伊拉克為何會敗得如此之快?
經過反復復盤,伊朗得出了兩個致命結論,而這兩個結論,直接決定了此后二十年伊朗的國防和國內布局方向。
第一個致命問題:伊拉克軍隊的指揮體系極度僵化,過度依賴高層指令。一旦高層指揮層被美國收買、瓦解,底層士兵便群龍無首,失去戰斗意志,要么投降,要么潰散,根本無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第二個致命問題:利益分配的極度失衡。薩達姆個人及其家族獨占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資產和社會財富,而軍隊官兵卻常年處于貧困狀態。在美軍的金錢攻勢下,伊拉克軍方高層紛紛被收買,成為了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內應”——連自己人都倒戈,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伊朗深知,想要在虎視眈眈的美國面前站穩腳跟,就必須徹底規避伊拉克的這兩個致命錯誤。于是,從2005年開始,伊朗啟動了兩項足以影響國家走向的重要改革,為反美備戰打下了堅實基礎。
其中一項,是此前我們聊過的“馬賽克作戰體系”——打破集中指揮的僵化模式,將作戰力量拆解為多個靈活的小單元,即便部分單元被摧毀,整體作戰能力也不會徹底癱瘓。
伊朗反擊美以打擊的新戰術:分布式馬賽克防御
另一項,也是今天我們聊的,就是“富養革命衛隊”——讓這支核心反美力量,既有戰斗力,更有“拼命抵抗”的動力。
2005年,內賈德正式上任伊朗總統,一場圍繞“富養革命衛隊”的改革,就此全面鋪開。改革的核心很簡單:將國家核心資源向革命衛隊傾斜,讓這支隊伍成為伊朗最具實力、也最忠誠于反美事業的力量。
表面上,這場改革以“私有化”為名義,盤活國有資產;但實際上,絕大多數優質國有資產,都在“國家安全”的借口下,被悄悄轉移到了革命衛隊手中,幾乎沒有任何競爭和監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能源和通信這兩大核心領域。
2006年,價值高達23億美元的南帕爾斯天然氣田開發權,未經任何公開招標,就被直接授予了革命衛隊旗下的工程公司——戈爾博集團(Khatam al-Anbiya)。要知道,南帕爾斯天然氣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田之一,掌控了它,就等于掌控了伊朗能源經濟的半壁江山,也為革命衛隊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收入。
三年后的2009年,伊朗電信公司(TCI)啟動私有化進程。這本是一場面向全社會的資產出讓,但最終,革命衛隊下屬的財團成為了唯一被允許參與競標的買家,輕松將伊朗最核心的通信資源收入囊中。
除了直接掌控核心產業,革命衛隊還享有一系列“特權”,進一步鞏固自身的經濟實力。
他們旗下的所有企業,都享有廣泛的免稅權,無需向國家繳納任何稅收;可以從伊朗國有銀行獲得無息或極低利率的貸款,資金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更關鍵的是,革命衛隊的財務運作完全獨立于國家財政和議會的監管,無需公開任何賬目,資金的使用和分配,完全由自身說了算。
可以說伊朗這是為了“養兵千日,反美一時”。當革命衛隊的利益與國家的反美事業深度綁定,當他們掌控了國家的核心資源、擁有了足夠的財富,自然會拼盡全力抵抗美國——因為保住伊朗的神權,就是保住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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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承認的是,這套“富養”政策,在和平年代,有著明確的負面影響。
大量優質國有資產被革命衛隊壟斷,導致資源浪費嚴重,市場缺乏公平競爭;長期的特權和不受監管,也讓革命衛隊有了“軍閥化”的傾向,權力不斷膨脹;而資源和財富過度向革命衛隊傾斜,最終受損的還是伊朗普通民眾——他們無法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生活壓力持續增大。
其實當年蘇聯的解體就有這個原因,當年的經濟、政治體制,很大一部分都是為了應對世界大戰和世界革命而設計的,這套體制在二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保住了蘇聯的存續;但二戰結束后,進入和平年代,這套“備戰型”體制就逐漸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拖累,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伊朗的這套布局,其實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它是為“反美戰爭”量身定制的,在和平年代,很可能會拖垮自身的經濟,甚至引發內部矛盾。
其實伊朗有過“松動”的時刻,甚至一度瀕臨“自我崩潰”的邊緣。
當年伊核協議達成后,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逐漸解除,伊朗經濟迎來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隨著經濟的好轉,伊朗政府內部對革命衛隊的不滿也日益激增——很多人認為,革命衛隊的特權已經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阻礙,這套“備戰型”的體制,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如果當時川普沒有上臺,而是希拉里延續奧巴馬的政策,繼續推進與伊朗的和解,推行“和平演變”,或許伊朗的經濟根本撐不到今天,這套準備了二十年的反美體系,也會在內部的質疑和矛盾中,慢慢瓦解。
但歷史沒有如果。
川普上臺后,直接撕毀伊核協議,重啟并加碼對伊朗的制裁,甚至動用軍事力量對伊朗實施打擊。正是這一系列的操作,讓伊朗的“備戰”變得合理化——外部的威脅越嚴重,伊朗內部的凝聚力就越強,革命衛隊的存在就越有必要性。
如今,二十年過去,伊朗終于等到了動用這套體系的時刻。當美國及其盟友在中東不斷挑釁,伊朗能夠迅速反擊、毫不示弱,背后正是這二十年的布局和“富養”政策的支撐。
而這場合戰爭結合前幾年的俄烏戰爭,對世界的影響是:
打碎了戰斗民族俄羅斯的神話,讓歐洲意識到如今的俄羅斯打個烏克蘭都這么費勁,沒必要再恐懼俄羅斯。
打碎了美國軍事霸主的神話,讓俄羅斯發現,面對美國根本不用那么小心,俄羅斯從”避免引起美國干涉”到“美國干涉又能如何”的轉變。
讓全世界發現,美國和俄羅斯其實都是紙老虎。
大家的底牌都露出啦了,這個世界要么整體走向和解要么走向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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