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已逾百年，為何《清史》仍未作為第二十五史出版？

1928年冬天，北平已是寒風刺骨。東華門里的一間屋子里，七十多歲的趙爾巽捧著厚厚一摞稿紙，手有些抖。他身邊的助手小聲說了一句：“趙公，再等等校勘吧？”趙爾巽搖搖頭：“等不起了，再拖，又要黃了。”

就在那一年，《清史稿》付梓問世。這部書一出，爭議不斷，卻也成了后人重修清史的唯一基礎。時間一晃，清朝滅亡已過一百多年，“二十五史”中的《清史》卻遲遲未見面世，原因遠比想象的復雜。

有意思的是，這個故事既要從清朝滅亡說起，又繞不開中國上千年“修史”的老規矩。

一、從“修前朝史”的老規矩說起

中國史學有個很特別的傳統：一個朝代負責修前一個朝代的“正史”。唐人修梁陳北齊周，宋人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基本都按這個路數來。原因很簡單，既是學術，也是政治。

從春秋戰國時“太史”的記載，到司馬遷寫《史記》，史官的角色一直很獨特。漢以后，“國史”幾乎就等于官方立場。到了唐太宗時期，干脆設立史館，組織班子正式修史，這個“制度化”的動作，就把史學牢牢綁在政權身上。

到了清朝，修《明史》耗時非常夸張。自順治年間開局，斷斷續續到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1739年，才算定稿，前后折騰了九十多年。可見一部“前朝史”要做到盡可能完備，并不容易。

1912年，宣統帝退位，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畫上句號。按理說，清朝既然成了“前朝”，那接下來的新政權，就得承擔起修清史的責任。問題在于，這一次的“接班人”，不再是另一個皇朝，而是剛剛建立、政局搖搖欲墜的中華民國。

修史的老傳統繼續在，可時代已經完全變了。

二、北洋政府的《清史稿》：倉促的“半成品”

1914年，民國政府的國務院向大總統袁世凱上了一道咨文，核心意思很明確：大清二百多年，“文物制度燦然”，如果不趁著材料猶在、人還在，趕緊修史，后人就很難有全面了解了。

袁世凱一向講“名分”，又剛從大清手里接過江山，對這種帶有“承接舊朝”意味的事，自然樂見其成。1914年3月9日，他下令設立清史館，把故宮東華門內一百多間房子劃出來，專門用來修史。

清史館一成立，最積極的反而是前清遺老。對他們來說，參與修史，不只是謀生，更是一種情感寄托。當年萬斯同參與纂修《明史》的心情，在這里幾乎重演。

館長由趙爾巽擔任。這人出身科舉進士，做過按察使、布政使、省級巡撫，后來官至東三省總督，算是晚清顯赫重臣之一。他既熟悉清代政治運作，又在史學上有一定造詣，確實是合適人選。

在北洋政府支持和趙爾巽張羅下，一份共一百三十多人的修史名單很快列出，里面多是當時學問極硬的翰林、舊學名家，比如柯劭忞、吳廷燮、繆荃孫等。陣容很強，底子也不差。

清史館的工作大致分成兩個層次：先議體例，再分工撰寫。體例爭論其實不多，大家都清楚，既然要和“二十四史”接軌，那就得用紀傳體，分本紀、列傳、志、表等。爭議稍微多一點的，是帝紀要不要寫入多爾袞、載灃這類“攝政王”，以及各類人物、類目的設置。

總體來說，這批人還是沿用了舊史學的一整套框架。梁啟超后來批評舊史學“善因襲而少創作”，指的就是這一類修法。盡管如此，清史館的工作推進得不算慢。

最終形成的《清史稿》，內容上有十二本紀、十六志、十表、五百多卷列傳，從皇帝、后妃、公主到外戚，從禮樂典章到邦交制度，從循吏名臣到節婦孝子，應有盡有。這套稿件，如果能再經過幾年細致校勘，完全有希望達到“正史”的水準。

問題是，歷史不給他們這個時間。

三、戰亂與人事：一部史書“夭折”的背后

清史纂修之所以沒能順利做到“定稿為史”，原因有兩層，一外一內。

外部環境很殘酷。1912年之后，民國政府表面統一，實則多方割據。袁世凱死后，北洋諸派之間的爭斗不斷升級。皖系、直系、奉系各路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華北、東北時不時爆發兵戎相見。政權自身尚且難保，哪里還有閑心、財力長期供養清史館這種“文化工程”。

清史館經費時有時無，修史工作動輒停擺。再加上外患日重，從日本加緊侵華，到列強在中國利益爭奪白熱化，北京政府越來越捉襟見肘。修史在這種大形勢下，只能被一拖再拖。

內部因素則和趙爾巽本人緊密相關。清史館從1914年設立，到1920年代中后期《清史稿》大體完備，這中間已經過去十多年。到了1926年前后，趙爾巽已屬風燭殘年，他很清楚，若再按古法層層校勘、廣征意見，怕是看不到完工那一天。

1927年中，趙爾巽作出決定：在僅審稿大約半年、多處尚未細加訂正的情況下，將全稿付印。1928年，《清史稿》正式刊行。

這部書有其價值，保留了大量清代檔案線索，也保存了不少口傳資料。然而，由于時間倉促、審定不嚴，錯漏之多同樣令學界詬病，人物小傳有誤、紀年失誤、前后矛盾之處時有出現，在當時就引起不少批評。

更麻煩的是，《清史稿》在性質上只是“稿本”，未經過合法的“奉敕頒行”程序，從傳統意義看，不能算真正的“正史”。再加上民國之后政治更迭頻繁，這部書的地位一直尷尬：大家都得用，又都覺得不夠格。

于是，“再修清史”的愿望，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就始終在史學界回蕩，只是苦于沒有合適的政治條件。

四、新世紀的大工程：清史再修為何耗時如此漫長

到了20世紀下半葉，修史的想法并沒有消失，但在戰亂、建國、各種運動起起伏伏的現實中，也只能零星討論。真正把“新修清史”提上國家議程，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

2001年4月7日，戴逸等十多位長期從事清史研究的學者，聯合向中央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議，提議以《清史》為名，作為“二十五史”的壓軸之作。這份建議得到高度重視。

2002年8月，當時的中央領導批示同意。11月，由文化部牽頭，聯同教育部、財政部、中宣部等十四個部門，成立了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同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正式掛牌，戴逸擔任主任，負責把關整體質量。

這一次修史，與以往設一座史館、召集幾十名翰林閉門撰寫的模式完全不同，規模和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2003年，清史工程進入準備期。專家們首先對海內外清史研究現狀做了全面梳理，對清代檔案、檔冊、方志、實錄等材料進行系統整理，擬定了大體編纂方案。與舊修史相比，有幾個顯著的變化：

一是改用白話文撰寫，不再采用文言。這一點，標志著清史工程既要延續“正史”傳統，又要考慮現代學術的閱讀和傳播。

二是篇幅規劃極其龐大。原本預計約三千五百萬字，后來實際規模接近四千萬字，這在中國史書中可以說前所未有。

三是內容結構仍以帝紀、典志、史表、圖錄、人物傳記五大板塊為綱，但會更注重制度史、社會史、邊疆民族史等新領域的體現。

四是對傳統“烈女傳”等篇目作出調整，弱化或刪減一些更符合古代價值觀、但與現代視角有距離的內容。

從2004年至2005年，編纂委員會逐步把整部《清史》細分為三百多個子項目，每一個項目對應一個專題或一個卷次。這些項目下放到各大高校、研究機構、地方文史部門，由專門的課題組完成初稿。參與人數超過一千六百人，這種動員規模，在中國史學史上相當罕見。

真實的難點，則在后面幾年慢慢顯露出來。

五、從“寫出來”到“改到能用”：難就難在審稿

2006年前后，《清史》的大規模撰寫工作全面鋪開。按原本的設想，10年左右完成纂修，階段性的目標是先形成“清史稿”，再在此基礎上反復修改、統一風格、定稿出版。

參與撰寫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有本職工作。有人在高校帶課，有人在研究所承擔其他課題，還有人擔任行政職務，修史只能擠時間做。一個人手里可能同時抓著多個專題，每一個專題都需要查閱大量文獻，耗費精力可想而知。

還有一個不太被一般讀者注意，卻非常致命的問題：風格不一。

三百多個項目分給上千學者來寫，文筆、結構、取材視角都不可能一樣。有的偏重政治，有的著眼經濟，有的專攻民族與邊疆，有的強調文化思想。各篇單獨拿出來，都可能寫得不錯，但要合在一起變成“同一部書”，就得花大力氣修整。

從材料基本寫完，到真正成書，這中間的校勘、統一、刪補、平衡，往往比寫稿還難。這一點，在趙爾巽時代也是一樣，只不過那時參與人數少一些，協調難度相對低。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紀的清史工程在時間節點上是提前完成“寫稿”的。原先設想2002年啟動，2012年左右完成“清史稿”。實際情況是，到2008年，初稿基本成形，四千萬字左右的稿件已經擺在桌上。

問題來了——寫完不等于能印。

對這樣一部體量龐大、涉及面極廣的史書來說，審稿和修改是極其漫長的過程。錯一個時間，可以改；但涉及人物評價、重大事件性質、民族關系處理，一旦定下，很難再大動干戈。審稿不嚴，新《清史》就容易落入《清史稿》的老路；審稿太嚴，每一個細節都要來回推敲，時間自然拖得很長。

從2008年“清史稿”完成，到2018年9月，整整十年，清史編纂委員會都在集中力量做一件事：反復審定和修改，將零散風格揉合成統一文本，把該商量清楚的問題逐一商量清楚。到2018年，審定稿終于報送中央。

之后，中央又將稿件交給中國歷史研究院繼續審讀，這屬于更高層面的學術和政治把關。再往后，還要經歷出版社的三審三校、版面設計、索引編制等出版程序，每一個環節都不可能草率。

從2002年立項，到2018年審定稿形成，前后跨度十六年。如果算上之后的深度審讀和出版流程，總時間顯然還要向后延伸。歷史確實走得不快，但在這樣一部書面前，慢一慢，倒也不難理解。

六、《清史》遲遲未出：并非“拖延”，而是慎重

從民國清史館的《清史稿》，到新世紀的大型清史工程，中間隔了七十多年。很多讀者難免會有疑問：清朝都滅亡一百多年了，怎么一本清史還印不出來？

原因歸納起來，大致有幾層。

其一，清朝本身是一個跨度很長、內涵極復雜的王朝。從1636年建國號大清，到1912年宣統帝退位，中間經歷了入關、康乾盛世、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連串巨變。既有傳統王朝的一面，也有近代轉型的一面，還牽扯到列強入侵、資本主義沖擊、民族危機等因素，要用一部“正史”的框架把這些講清楚，沒有想象中那么輕松。

其二，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涉及多民族、多區域、多政治力量的互動。東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都在清代產生過重大轉折。邊疆問題如何寫，民族關系如何表述，既要符合史實，也要掌握尺度，僅此一項，就必須反復斟酌。

其三，新《清史》既要承接“二十四史”的傳統，又不能簡單照搬舊有筆法。舊正史強調“春秋筆法”，評價人物時有濃厚的道德色彩，重帝王將相，輕社會民生。現代史學更看重材料實證和多維度分析，這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編纂者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其四，這一次修史的體量和參與范圍都已經到了“國家工程”的級別。超過一千六百名學者參與，三百多個項目同時推進，每一個項目后面，又有若干年甚至幾十年的研究積累。把這些成果“揉”到一起，不只是技術問題，也關乎整個學界對清史認識的重新整合。

再往深一點說，《清史》這種“定本”，一旦出版，對后面的教科書編寫、學術研究的總體框架都會產生長遠影響。既然如此，審慎就成了必然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遲遲未出”，并不是懶散拖延，而是一種盡量避免留下大缺憾的努力。趙爾巽當年是“等不起”，所以只好匆匆付印；這一次，則是在有條件慢下來之后，盡量把當年來不及做完的工，再認真做一遍。

七、清史之“未成”，也是一種“尚待”的狀態

回頭看，從1914年設立清史館，到21世紀的新清史工程，清史纂修已經走了一條頗為坎坷的百年之路。

在民國時期，《清史稿》誕生于風雨飄搖的時代，內容有價值，形式有缺陷；在新中國成立后，清史研究逐漸扎實，檔案不斷開放整理，學界對清代政治、經濟、文化、邊疆等問題的認識日益細化，這些都為后來重新修史打下基礎；到了新世紀，國家層面正式出手，把“再修清史”提升為大型文化工程，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今天說“清史尚未出版”，既是事實，也隱含著一種“未竟”的意味：這部書正在路上，還沒有停筆定稿。對研究者而言，這段漫長等待本身，就是學術積累的一部分。

清史的故事，還要從書頁繼續展開。待到《清史》真正面世，那將是對一百多年曲折纂修過程的一個階段性交代，也會在中國傳統正史體系中，補上最后一塊拼圖。至于其中的細節、取舍、評判，終究要交由讀者和后來學者，在一頁一頁翻讀中慢慢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