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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JD·萬斯正迎來他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使命——特朗普已正式賦予萬斯談判主導權,由他主導美國與伊朗的和平談判。而41歲的萬斯,如今面臨的不僅是促成停火協議的難題,更需要平衡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盟友訴求的困局。
事實上,在中東沖突前期,特朗普的身側一直是國務卿魯比奧。然而現在萬斯被推到談判前臺、盧比奧被棄用,本質上代表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戰略即將轉向。作為政府內資深官員,副總統萬斯長期公開反對無底線海外干預的立場早已明確,這與此前主導兩輪失敗談判的史蒂夫·威特科夫、賈里德·庫什納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兩個人雖然是特朗普親信,但是政治立場模糊,一直被伊朗視為 “以談掩打”,已徹底失去伊朗的信任。當前伊朗已明確拒絕與威特科夫、庫什納再進行接觸,甚至認為二人是“以色列內線”。
而萬斯鮮明的反戰標簽與曾經是伊拉克戰爭老兵背景,使他成為伊朗眼中“最可接觸”的美國談判代表。反觀魯比奧,其長期秉持強硬的對伊鷹派立場,早年間便主張加大對伊朗核項目的干預力度,甚至聯名致信伊朗領導人施壓,始終堅持對伊強硬制裁與軍事威懾,這種立場與伊朗的核心訴求完全對立,伊朗方面對其毫無信任可言,若由魯比奧主導談判,只會讓伊朗徹底關閉談判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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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萬斯作為和談的總負責人,其實面臨了來自外界和美國國內的多重困局。他的第一重困局,就是美伊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自2003年以來,美伊談判一直陷入“配合”、“讓步”和“背叛”的惡性循環。無論是2015年伊核協議被特朗普政府單方面撕毀,2020年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遭美軍擊殺,還是2026年2月美伊談判取得進展后,美國和以色列隨后發動針對伊朗最高領袖的斬首空襲,這些事件讓伊朗對美國的信任降至冰點。而特朗普本人的立場也時常搖擺不定,政策反覆無常。而萬斯作為副總統,卻必須服從特朗普的指令。這也進一步削弱了伊朗對美國的信任,增加了萬斯談判的難度。
萬斯面臨的第二重困局,來自美國核心盟友以色列的掣肘與潛在破壞。當前萬斯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矛盾已逐漸公開化,3月下旬雙方的通話氣氛異常緊張,萬斯在通話中直接指出,內塔尼亞胡戰前對戰爭的預判過于樂觀,尤其是夸大了伊朗國內爆發民眾起義、實現政權更迭的可能性——戰前內塔尼亞胡曾向特朗普極力渲染“戰爭易打、政權更迭可期”,而這一判斷已被現實徹底推翻。
此次通話后,以色列右翼媒體隨即刊發不實報道,稱萬斯因約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問題對內塔尼亞胡“大發雷霆”。盡管后期美國政府證實該報道虛假,但萬斯團隊懷疑這是以色列內部勢力有意泄露、抹黑自己的手段。
究其原因,以色列部分勢力認為萬斯的立場“不夠鷹派”,損害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因此試圖通過輿論抹黑、政策掣肘等方式動搖萬斯的談判主導地位。萬斯和內塔尼亞胡的隱性對抗,無疑增加了萬斯主導美伊談判的難度。他既要想辦法安撫以色列的安全訴求,又要推動伊朗放下戒備,被迫陷入兩難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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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的第三重困局,是萬斯本人政治立場和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內在沖突。作為伊拉克戰爭老兵,萬斯曾親眼目睹了中東戰爭的殘酷與美國海外干預的代價。但是這與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的“現實主義”外交路線存在本質差異。
當前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的核心目標是為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加分,而非真正推動中東地區的長期和平。因此,萬斯雖有自己的主張,但最終必須“按照選舉節奏”談判,這種被動性讓其談判策略難以完全自主。
因此總結而言,萬斯的談判之路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需要破解美伊信任赤字,又要安撫以色列情緒,同時還要平衡特朗普的選舉訴求,任何一步失誤都可能導致談判破裂。
這場難解的“棋局”,未來不僅將決定美伊關系的發展,也將深刻影響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萬斯的每一步選擇,都將被載入美國中東外交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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