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才子四人趣聞：王耀武后悔題對聯，湯堯燒沈醉對聯是為何？

1961年初的一個冬日午后，北京冷風透骨，政協禮堂后面的走廊卻異常熱鬧。一群剛從戰犯管理所特赦不久的“老軍人”，一邊曬著太陽，一邊圍著一張破舊茶幾說笑。有人說起功德林里掛過的一副對聯，王耀武臉色一變，伸手把紙條搶過來，撕得粉碎：“提這玩意干啥，那是俺心煩的時候胡寫的。”

這副被他親手撕掉的對聯，后來卻成了很多人記住他的標志之一。更有意思的是，關于對聯，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還牽扯出“四大才子”的一連串趣事，其中就包括湯堯親手點火燒掉沈醉的一副對聯。這些看似輕松的掌故，背后卻映照出那一代軍人，在命運大轉折之后的心態變化與人物性格。

一九六〇年前后，一批重要戰犯被特赦釋放，從功德林等管理所陸續走出。其中名氣最大的，自然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而在文化圈里更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功德林內部被大家戲稱為“四大才子”的幾位。要講王耀武為何后悔寫對聯，湯堯又為何要燒對聯，就繞不開這幾個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個關鍵的日子。這天，沈醉、李仙洲、范漢杰、龐鏡塘、羅歷戎等十一人走出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獲準特赦。與此同時，還有三十九名戰犯從各地管理所被相繼釋放。自此，原本封閉的戰犯管理生活，開始與社會重新接軌。

這批人中，各有打算。李仙洲在山東有家人，申請回鄉團聚；龐鏡塘兒女在沈陽，希望去沈陽工作；范漢杰、羅歷戎、李以劻、董益三以及沈醉等人，則因為親屬多在北京或在外地無依，索性留在北京。他們被安排到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與稍早一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鄭庭芨等人，一起做文史資料整理工作。

那個年代，文史專員每月一百元工資，在城市里養活一家老小綽綽有余。后來單位還給分了房，生活有了穩當的落腳點。對于許多從前戎馬倥傯、顛沛流離的人來說，這種安定日子，難免讓人感慨。

不少人里，沈醉算是“轉行”最成功的一個。他出身書香門第，雖說中學沒念完就被開除，但愛讀書、愛動筆。到了文史專員崗位后，他抓緊時間寫回憶錄、寫見聞錄，稿子一篇接著一篇投出去。那時候稿費不算低，他那些書要是合在一起算賬，也確實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然而，討論戰犯中特赦、改造與文化寫作，繞不過一位人物，那就是王耀武。

一九五九年第一批特赦戰犯名單公布時，王耀武就在其中。這在當時有象征意義：山東名將、原第三綏靖區司令官，被特赦、獲新生，對許多人是一種信號。只是特赦對他個人來說，既像一份“好事”，又像一件“麻煩事”。

沈醉在回憶中曾說過一句頗帶惋惜的話：“王耀武要是晚幾年出來，說不定還能多活十來年。”他解釋說，王耀武早年做過不少生意，積累頗豐，錢多由夫人帶往香港。王被特赦后，一心盼著夫人回來團聚，卻傳來消息，說夫人與他的一個副官一同遠赴南美養老，把他撂在一邊不管。王耀武聽到，立刻渾身發抖，差點當場過去，雖經搶救保住性命，卻落下半身不遂。

關于這件事，后來有不同說法。有人堅持認為王夫人并未“背叛”，有人說是流言蜚語過于惡毒，把王耀武活活氣壞。也有人強調王耀武身體本就多病，疾病與家庭變故未必有直接關聯。到底哪一種更接近事實，現有資料還難以完全坐實，所以只能說沈醉寫的是他所聽所信，不一定就是全貌。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一九五九年特赦時，王耀武還算精神健朗；到了六十年代初，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他在功德林時期留下的那副對聯，成為后人談起他時最愛提的一段趣事。

很多觀眾通過影視劇《特赦一九五九》認識了一個“七分憨厚、三分機靈”的山東大漢王耀武。劇中給他安排了一副妙趣橫生的對聯：“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對仗工整，朗朗上口，既有調侃又帶著自嘲。

不過，從史料看，電視劇里的版本是加工之后的“改良版”，并非王耀武原筆。根據沈醉等人的記載，王耀武當年寫在墻上的原話是：“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上下聯意思差不多，氣氛也相似，就是語句上略顯生硬，對仗也不算嚴謹。

有意思的是，這副對聯掛久了，紙都發黃了。直到一九六一年，龐鏡塘拿著那張泛黃的紙給王耀武看時，他突然心煩意亂，一把抓過來，順手撕得稀爛，還忍不住嘟囔：“哪壺不開提哪壺，那是俺心煩意亂時隨手寫的。”

口氣不客氣，心情卻是真實的。他為何會后悔？一是那段被囚的日子，是他人生最低谷，重提舊事，難免心里別扭；二是等他在功德林里真正看清別人的“文采”之后，就覺得自己那副對聯不夠“拿得出手”，有點丟人。

要搞清這一層，就得說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被大家戲稱為“四大才子”的這幾個角色。

一九五〇年代，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并不是單純的關押，更核心的是思想改造與文化教育。讀書、寫心得、學歷史、寫檢討，有時也搞些文藝活動。在這樣的環境下，有文化、有筆頭功夫的人，自然容易出頭。

功德林里當時被同批“同學”們公認的“四大才子”，大致有這么幾路：

其一，論作詩，非文強莫屬。文強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孫，出身就帶著一層文學光環。抗戰和內戰時期，他在徐州“剿總”前線擔任副參謀長，以指揮作戰出名，卻在戰犯管理所里，讓更多人服氣的是他的詩詞。按沈醉的說法，文強在管理所里就寫了一千多首詩，加上在淮海戰役被俘以前寫的那些，如果全部整理出來，足以成好幾冊詩集。

其二，要比書法，“大力士”邱行湘占了一個座。此人早年是國民黨軍中的猛將型人物，力氣大，性格直，可偏偏寫得一手漂亮字。在功德林里辦壁報、寫專欄、抄文稿，經常要請他出馬。他自號“第二”，沒人敢稱“第一”，也算半開玩笑半自信。

其三，論編故事、寫回憶錄，沈醉穩穩坐上頭把交椅。他的《我這三十年》、《從軍記》等一系列回憶錄，事后出版后暢銷一時。那年代稿費豐厚，有人開玩笑說，光憑那幾本書的稿費，要在一線城市買房，買好幾套都不是問題。這話有點夸張，卻也折射出沈醉筆頭的“值錢”。

其四，如要論“科班出身”的傳統文化底子，輪到王陵基登場。按照沈醉在《人鬼之間》一書里的說法，王陵基自稱是清末舉人，由清政府保送日本讀軍事，進過日本陸軍小學和士官學校，日語流利，中文功底扎實，還給光緒皇帝磕過頭。這樣一番履歷，在戰犯中確實不多見。

不過王陵基到底是不是貨真價實的舉人，倒是有爭議。有研究者查閱科舉檔案，沒有找到他中舉人科的確切證明。也有人說他考入的是李鴻章創辦的某軍政學堂或武備學堂，后來就被簡化成“舉人”。戰犯之間愛開玩笑，“舉人”這個頭銜就在功德林里越傳越響。

不管怎樣，文強的詩、邱行湘的字、沈醉的筆、王陵基“自帶光環”的傳統讀書人身份，加在一起，大家就戲稱他們是“功德林四大才子”。在這種環境下，王耀武要是拿出一副對聯，自然得過“專家”那一關，他自己拿起對聯一看，難免覺得技不如人。

有意思的是，這幾位才子并不全是天生書卷氣的“文弱書生”。沈醉也是書香門第出身，卻因為年輕時淘氣，中學還沒念完就被學校“請”了出去。后來當上軍統少將，算是半個專業特務，按理說見多識廣，結果竟鬧過一個笑話。

當年他的大姨出家做了尼姑，道號“蓮某”，按舊時俗稱也可被稱作“蓮舅”。她與一位年紀很大的比丘尼同行，身邊又有一個“三老和尚”。沈醉看見，就跑去問母親：“難道年紀大的和尚，也可以和尼姑住一個廟？”他母親差點被他氣笑：“真是作孽啊，你還讀過書呢！尼姑也叫二僧，老尼姑也可以尊稱為和尚，怎么會跟男人和尚混在一塊。”

這種略帶傻氣的提問，被他自己寫進回憶錄里，也算是自我解嘲。可從側面看得出，功德林里那些看似“有學問”的人，也不是什么完人，該糊涂照樣糊涂。

有意思的是，沈醉這個“寫作能手”，在功德林里寫對聯的水平，也不過和王耀武差不多。有一回，他被分在第二組學習，同組的有覃道善、蘇本善、王耀武、馬勵武。大家改造得差不多，氣氛也隨和下來，他就動了文人的念頭，提筆寫了一副對聯：“王耀武馬勵武嘆英雄無用武之地；覃道善蘇本善喜戰犯有從善之時。”

這副對聯，立意不算復雜，一邊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嘆，一邊是“有從善之時”的轉變。站在改造的小環境里看，也算點到為止。沈醉寫完頗得意，拿出去一亮，誰料“陸軍副總司令”湯堯看了一眼，臉一沉，話都沒多說，劃根火柴，當著他的面，點著對聯燒掉，還連說兩句：“這個使不得，使不得。”

這一幕，在當時嚇了不少人一跳。湯堯也是戰犯之一，原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軍職很高，進了功德林，按理說跟大家是“同學”。可他對這副對聯的態度，明顯非常敏感。仔細想想，倒也不難理解，其中有幾個問題。

第一，“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六個字，帶著很強的情緒色彩，容易讓人聯想到舊日官場、戰場的“委屈”。在改造環境里，這種表述就顯得不太合適。湯堯敏感，怕這句話勾起別人的舊習氣，這一層應該是主要原因。

第二，把“戰犯有從善之時”寫成喜慶語氣，有變相“自我表功”的味道，好像大家改造得好就理所應當值得慶祝。以當時的氣氛來看，這樣的口吻有點輕佻，容易被認為態度不夠嚴肅。

第三，從個人關系考慮，把幾位“同學”的名字都掛在對聯上，其中還點到“英雄”“從善”等字眼，不少人心里未必舒服。有的人性格要面子，不愿意被這樣“對號入座”。

所以湯堯索性不多解釋，直接燒掉，用行動告訴大家：這類玩笑開不得。沈醉雖然嘴上不服氣，心里還是明白，自己在對聯這塊，火候是差了點。

說起才子，自然還是要看看他們的作品。文強的詩，在功德林里一首接一首。有一段廣為流傳，是他回憶早年在紅軍控制區時的經歷——當年他曾與錢大鈞作戰，也曾到延安探望生病的徐特立和陳賡。他帶去一包月餅，分給兩位老人后，寫下詩句：“山城水色凝秋意，劍影刀光映九天。話舊情殷尊太老，忘年交誼識恩賢。”

短短四句，景、事、人、情全在其中。“山城水色凝秋意”，有畫面；“劍影刀光映九天”，又把自己當年在戰場上與紅軍對峙的經歷帶出來。“話舊情殷尊太老”，對徐特立這樣的老革命，仍然以“太老”相稱，帶著敬重。“忘年交誼識恩賢”，又是承認對方的人格與品格。這種寫法，語氣平和，卻有分寸，挺能說明他的文學修養。

沈醉的詩則鋒利得多。他在抗戰勝利后，寫過一首諷刺“接收大員”的詩，因內容尖銳，沒有公開發表。這首詩句不短，大意是：有人在前線浴血奮戰，到頭來回到南京，滿城都是“捷報頻傳”、觥籌交錯，真正打仗的士兵、慘死的百姓，卻沒人記得。他提到“冤魂卅萬哭猶哀，忍見江頭白骨堆”，又寫到“衛國無功頻失地，有何面目又從來”，這種問句，力度很足。在南京石頭城風雨之中，他借秦淮河畔的“六朝香”做引子，把現實與歷史對照起來。不得不說，這種寫法，在國民黨軍中是很少見的。

不過文強、沈醉的詩多了，讀者不免“眼花”。反倒是王陵基那首《認罪》，因為簡單、突兀，卻被戰犯“同學”們記了幾十年。他在管理所的文學專欄里，僅有一篇署名作品，就是這首《認罪》。其中有兩句最讓人印象深刻：“上將不可當，寧愿挨一槍。”字面上挺粗糙，卻一針見血地點出他對“做大官誤國誤己”的悔意。

從詩詞水準說，這兩句和著名詩人、學者相比，當然不入流。但在當時那個特殊群體里，這樣直白的自戳痛處，倒顯得有幾分可貴。夸張點說，韓復榘、張宗昌那種“胡亂押韻”的水平，和他也差不多，王陵基能被歸到“四大才子”里，未免有點滑稽，卻也說明功德林內部的“才子”標準，是帶著玩笑意味的。

回到王耀武的那副對聯，他當年在功德林里，人緣其實不錯。很多人對他的評價，是“忠厚、誠懇、大度”，不喜歡炫耀文才。寫那副對聯，是在某個心情復雜的時刻，一時興起寫在紙上，掛在墻上。內容說得明白：“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既是自嘲，也是對整個群體命運的一種半開玩笑的概括。

然而，一旦放到“才子”云集的小圈子里，這副對聯就顯得不夠“工整”。文強的詩講究平仄，邱行湘寫字時對結構極挑剔，沈醉寫回憶錄注意布局，這些人眼里，看長短句、看對仗、看用詞，難免多一層挑剔。王耀武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這一行的，跟人家比，難免露怯。

所以他在一九六一年干脆撕了那張紙，還直來直去地說，這玩意兒是“心煩意亂時寫的”，不值得留。表面看，是不想再提舊事；討論深一點，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樸素的“自我修正”：別人有真才實學，自己不必硬往“文人”里擠。

功德林這批人，在戰場上大多叱咤風云，在那里卻換了一種生活方式。有人通過寫作、作詩，梳理過去；有人慢慢接受現實，認罪服法；有人在文化活動中找到一份新的支撐。四大才子之間時不時的互相調侃、競賽，也成了他們在高墻內有限的精神出口。

當然，若要給這“四大才子”排座次，各人心里都有譜。單看詩詞，文強占了上風；以著述數量論，沈醉無疑最“高產”；論傳統文化根基，王陵基的背景——無論是真舉人還是軍政學堂出身——都讓人不敢小覷；再加上邱行湘一手好字，算上書法這一項，他也有一席之地。

問題是，如果嚴格追究科舉身份，王陵基“舉人”的稱號又未必站得住腳，那么功德林的“四大才子”名單，其實一直是個“半開玩笑”的說法。除了這四位之外，戰犯學員中也不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某些黃埔高材生、留洋軍官，都有各自擅長的領域。

不過，無論名單如何微調，那幾件繞著對聯、詩句、書法轉的小事，卻把當年的氣氛勾畫得頗為立體：曾經的上將、軍長、司令，到了一個封閉的改造環境里，又被讀書、作文、寫詩、寫對聯拉在一條線；有人靠才華找回一點自尊，有人則選擇低調示人，連一副對聯都不愿留下。

王耀武撕掉對聯，湯堯燒掉對聯，看似是對一張紙的小動作，卻折射出他們對過往身分、現實處境和未來命運的復雜感受。功德林四才子的趣聞，散見于各種回憶錄和資料之中，一件件細節拼起來，既帶幾分人的幽默，又少不了歷史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