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賀麟的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精神述論||張立誠

哲人之愛 赤子其心

——賀麟的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精神述論

張立誠

引言

在20世紀中國從風雨如晦走向復興的百年長卷中，有一位學者始終將個人的學術生命熔鑄于民族命運與文化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他是溫潤如玉的君子，是學貫中西的哲人，更是風骨凜然、不肯屈節的“硬骨頭”；他生于蜀地，長于書香，負笈歐美，學成歸國，在民族危亡之際高舉文化復興的大旗，在黑暗年代堅守正義立場，在歷史轉折當口選擇光明的道路，在和平建設、改革開放歲月奉獻畢生智慧。他始終懷抱樸素的家國情懷，真誠的愛國之心，堅定的報國之志，洋溢著熾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的一生行跡，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求真報國的縮影。他，就是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翻譯家、“新心學”體系創立者、被譽為“東方黑格爾”的——賀麟先生。

一、千年變局中萌芽讀書報國的人生理想

賀麟（1902.9—1992.9）出身于四川金堂一個耕讀傳家、崇尚忠義的鄉紳家庭。他降生的年代正是中華文明遭遇“千年變局”的至暗時刻，中國人民飽受苦難，內受腐敗政治壓榨之苦，外受帝國主義侵略之災，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八國聯軍攻入北平，清政府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在四川天災人禍交迫，金堂女俠廖觀音領導的紅燈教起義震動川西，繼而保路運動如火如荼，“成都血案”激起全省反抗，武昌起義如一聲驚雷奏響辛亥革命的歷史號角。這些山河震蕩、民生疾苦的歷史大事件，被深深地烙印在少年賀麟的記憶里，也催生了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初心，立志“讀最好的書，做有為的青年，拯救孱弱的中國”。

賀麟（圖源：光明日報）

賀麟在石室中學主修宋明理學兩年后，1919年7月考入清華學堂，就在他進校的兩個多月前，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他雖未能置身其中，但聽聞之后仍然血脈僨張。在清華，賀麟的第一位老師是梁啟超，正是他，點燃熱血青年革命的火種。賀麟在刻苦學習的同時，總是積極參與校內外社會活動，先后參編《平民周刊》和《清華周刊》，由此養成了關心國事民瘼的習慣。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先感知民族苦難，也最先承擔救亡使命。正如任繼愈指出：“知識分子的感受更深，因為他們熟悉中國過去曾有過輝煌的幾千年歷史，他們也首先接受了近代科學知識，了解外國的情狀更多一些，尋求救國救民道路我國的知識分子成為先驅者。”①身處這一時代洪流，賀麟一開始就將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震動全國，學生罷課，民意沸騰。在清華，賀麟被選為后援團的兩個宣講人之一，奔赴石家莊、太原、開封、洛陽、信陽等地開展愛國宣傳，投身國民革命大潮。他親歷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爆發，深刻體會到人民渴望獨立、自由、富強的強烈愿望，極大地激發和堅定了他讀書報國的人生理想和信念。

1926年夏，賀麟自清華畢業，違背家人期許，放棄師友均為看好他的文學之途，毅然選擇哲學為終身志業。他深知，民族之困根本在文化，文化之興必賴哲學。這一年，賀麟遠渡重洋赴美留學，先后就讀于奧柏林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研習西方古典哲學與思想史。留美期間，他積極參與華人學生活動，加入耶頓夫人讀書會、芝加哥“東方學生會”（后被選為主席），參加懷特海可可茶會，并交流中國哲學問題。他時刻心系祖國，當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勝利的消息傳至大洋彼岸，賀麟振奮不已，接連發表《中國革命的哲學基礎》《中國革命勝利的主導思想》，以哲學視角闡釋中國革命的正義性與必然性。

1930年，賀麟謝絕哈佛大學烏爾夫教授挽留其攻讀博士的邀約，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潛心鉆研黑格爾哲學體系，完成《朱熹與黑格爾太極說比較觀》，正式走上中西哲學比較參證、融會貫通的學術道路。從美國到德國，從英美經驗論到德國觀念論，賀麟的求學軌跡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為中國尋找思想資源，為民族尋找精神動力。對此，陳修齋有句話講得特別好：“賀麟先生的整個哲學事業，是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的。”②胸中有國難、有民族、有中國魂，濃濃的家國情懷，正是賀麟學術生命的原點與底色！

賀麟故居（圖源：成都日報）

二、哲學殿堂里綻放學術救國、文化建國的思想火花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長期閉關鎖國，錯失世界文明演進的機遇，科學技術與哲學思想長期滯后。賀麟與同時代先進知識分子一樣，堅信向西方學習、以思想圖強，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他之所以選擇哲學，正是要從根本上為民族文化“立心、立魂、立命”。在西方諸哲中，賀麟對黑格爾可以說是喜出望外、情有獨鐘。他認為：“辯證法是在自然和精神中一種轉弱為強，轉失敗為勝利的內在動力”，堅信“黑格爾到哪個國家早，就對哪個國家早有幫助，哪個國家的文化就會早興盛”。③在賀麟看來，黑格爾哲學所蘊含的歷史理性、辯證方法與民族精神，恰是積弱不振的中國最需要的思想武器。張岱年稱“早在三十年代，賀麟已被稱為黑學專家”，為中國黑格爾研究的開拓者。④而賀麟長期以來也從不掩飾對黑格爾的深情。難怪他講：“要我不研究黑格爾，比要我跟老婆離婚還困難”⑤，足見賀麟的學術信仰之堅貞。

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關于文化的論爭進入高潮，全盤西化派與中國本位派激烈對峙。此時的賀麟已將學術追求升華為學術救國與文化建國的實踐。面對民族危機，他深感“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本質是文化的危機”；“民族復興，本質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他分析：“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的自主權，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⑥他強調：“今后中國的新發展，有賴于對于西洋哲學的吸收和融會，同時中國哲學家也有復興中國文化，發揚中國哲學，以貢獻于全世界人類的責任。”⑦這一立場，體現出清醒而自信的文化主體性。周輔成稱贊其“既不作夜郎自大的民族主義者，也不作奴顏婢膝的民族虛無主義者，以堅實刻苦的工作，守護民族自尊。”⑧賀麟主張中西哲學會通，認為中西思想可相互印證、彼此互補，“不管時間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有一種文化能夠啟示我們的性靈，擴充我們的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文化。”⑨他追求的不是狹義的中國文化，也不是狹義的西洋文化，而是真實無妄有體有用的“活文化、真文化”。

歸國后，賀麟先后參與發起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編譯委員會，主編《華北日報?哲學副刊》，創辦《人文科學學報》，以陣地傳播新知、凝聚精神。目睹中國翻譯界沉寂現狀，他尖銳地指出：“最奇怪的是二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大聲疾呼要吸收西洋的學術思想，要全盤接受西洋的近代文化，然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介紹西洋學術文化的基本工作——翻譯事業，反而蕪濫不堪，消沉已甚。”⑩賀麟主動擔當起了翻譯西方哲學名著的大任。他以“信、達、雅”為準則，并開“比”的先河，嘔心瀝血移譯西方哲學經典。他的譯文以“深識原著本意、學問功力深厚、表達如從己出、行文自然典雅”（楊君游語）為特點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贊許，很受讀者歡迎。其《小邏輯》譯本傳神再現黑格爾哲學的深邃意蘊，被公認為繼嚴復《天演論》之后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譯作。王思雋等指出：“《小邏輯》中譯本的問世，可以說是賀麟成為新中國黑格爾哲學研究一代宗師的一個永放光芒的標志。”它不僅哺育了一代代哲學工作者，更成為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淵源的入門津梁。“單就這一點，賀麟對我國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貢獻就難以估量。”?。他以譯述為橋梁，打通中西文脈，把最艱深的思想轉化為民族可共享的精神資源。他以筆為犁，耕耘文化國土，以譯報國，夯實民族根基。

賀麟手稿

三、學成歸來以筆為戈闡揚抗戰必勝信念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賀麟毅然以筆為戈，將哲學思辨轉化為抗戰吶喊，成為書齋中的戰士、文壇上的旗手。他在《大公報》分七次連載長文《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態度》，系統介紹歌德、費希特、黑格爾在德意志民族遭遇拿破侖鐵蹄入侵時的愛國言行與精神氣節，借西洋哲人之志，激中華兒女之氣，表彰熾烈愛國情懷與堅韌民族精神，喚醒國人同仇敵愾、奮起御侮。文章慷慨激昂、大義凜然，在知識界與社會各界引發強烈反響，成為鼓舞抗戰士氣的重要思想文本。

全面抗戰爆發后，賀麟連續撰文，從道德、經濟、文化、歷史等維度論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1935年他在《經濟與道德》中指出，國家盛衰的關鍵，在于有道德的創造者與無道德的破壞者之間的力量消長。他痛陳鴉片戰爭以來民族在武力與經濟上的巨大屈辱，尖銳警示：民族抗戰不僅是軍事防線、經濟防線，更是道德防線、人格防線，絕不可自毀精神長城。1938年，賀麟發表《抗戰建國與學術建國》，提出極具遠見的思想：以軍備薄弱之中國對抗強敵，最終取勝“必因除以軍事的抗戰，經濟的抗戰，有以制勝外，又能于精神的抗戰，道德的抗戰，文化學術的抗戰各方面，我們都有以勝過日本的地方”。他從道義上判定：“日本已是正義人道的公敵，國際公法的罪犯”，精神與道德已然全盤失敗。這一論述，?將抗戰從軍事層面提升到文化立國、精神立國的高度，為持久抗戰提供了深刻的學理支撐。

在抗戰最為艱苦的1941年，賀麟發表《樂觀與悲觀》，堅定指出：“敵人陷入泥淖，愈陷愈深，我們抗戰建國，愈戰愈強。”這種基于歷史理性的樂觀主義，有力擊潰悲觀主義，增強全國軍民的必勝信念。1944 年他在《戰爭與道德》中分析：“抗戰期中，我全國人民已得到艱苦的磨練”“現在戰爭已接近勝利，我民族精神已相當發揚，我國國際地位已大為提高”，他呼喚“馬革裹尸”的英雄氣概與“聞雞起舞”的奮進精神，強調“經過戰火淬煉，民族精神已然升華，要以精神力量轉惡為善、轉禍為福，在戰火中建設現代化新中國”。?

抗戰勝利后，賀麟將此期間所發表的數十篇文章結集為《文化與人生》，他在序言中深情寫道：“八年的抗戰期間不容否定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獨特的一個偉大神圣的時代。不但高度發揚了民族的優點，而且也孕育了建國和復興的種子。”?他呼吁珍視勝利成果，以文化建設鞏固民族根基。之后在《革命先烈紀念日感言》中，他緬懷先烈為國捐軀的赤誠與勇毅，強調革命熱情需以理性建設接續，壯烈犧牲需以長期奮斗完成，彰顯了哲人特有的卓越遠見和冷靜務實的愛國理性。

從哲人勵志到抗戰吶喊，從精神動員到文化建國，賀麟以哲學為武器，以文章為號角，將書齋變成戰場，把思想化作力量，構筑起堅不可摧的精神抗戰防線。他的文字，不啻是烽火中的光明，是危局里的信心，“更是裝裹在哲學語言中的抗戰必勝信念”（張學智語）。

20世紀80年代，賀麟（前排中）與學生在一起（圖源：光明日報）

四、艱難抉擇后風雨歲月中的赤誠與自新

賀麟的愛國主義精神，從不局限于書齋與文字，更體現為危難時刻的立場堅守、正義面前的挺身而出。從參加“五卅慘案后援團”，到進入“聞一多先生喪葬撫恤委員會”，再到保護進步學生，他始終站在正義與人民一邊。1947年，賀麟出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代理主任兼訓導長。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他不顧威逼利誘，同情和保護進步學生，他對教育部長朱家驊通過胡適轉來的信件置之不理，對特務機關要求開除的學生名單拒不執行，還親自去慰問并保釋被捕學生，連同其他學校的共有兩百多人。他以學者的良知與擔當，在黑暗中守護青年、守衛正義。北大學子贈予他“我們的保姆”錦旗，正是對其仁者風范的最好致敬。

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底，中共地下工作者向賀麟送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他認真研讀，豁然開朗，終于找到長期求索的救國真理，認清中國與人民的光明前途。國民黨當局四次派飛機接他南下，均被他斷然拒絕。他堅定選擇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抉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賀麟積極響應號召投身社會實踐。1950年冬，他赴陜西參加土地改革，看到農民艱難的生活，聽到群眾控訴舊社會的黑暗，深受觸動，思想發生深刻轉變。他在《參加土改改變了我的思想》中坦言，土改經驗使他否定了脫離實踐的唯心觀點，真切體會到基于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改造的真實意義。事實上，賀麟對唯心論的觀點在那個年代也曾備受責難。從信奉唯心論到轉向唯物論，賀麟的轉變歷盡坎坷和痛苦，但真誠而徹底，這都源于他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主席在豐澤園邀請周谷城、金岳霖、賀麟、胡繩等學者座談，肯定了賀麟的思想進步和哲學研究，鼓勵他說“你還是個少壯派嘛，還可以與胡繩多打幾個回合”。?（胡過去批判過賀）賀麟深受鼓舞，在《人民日報》發表《必須集中反對教條主義》一文，并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此后數十年，他初心不改，三次遞交申請書，矢志追隨中國共產黨。1982年9月，年屆八旬的賀麟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日寫下一首絕句：“老來經風雨，更覺朝陽暖；求真得歸宿，壯心期奮勉”，?表達自己激動的心情和今后的決心，真真道出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歷經滄桑后的赤子心聲。

“文革”期間，賀麟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近十年的風雨人生，蒙受屈辱，屢遭批斗甚至毒打，數次抄家，并下放河南農村干校“勞動改造”，但他始終以哲人的冷靜與堅韌默默承受，他“相信目前這種遭遇一定不會長久的”。對賀麟的那一段歲月的精神生命，好些舊友都百感交集，也無可奈何。

動亂結束后，科學的春天到來，賀麟已然垂垂老矣，但他老當益壯，精神煥發，他整理舊譯、撰編論著、出國訪問、外地講學、帶研究生，以畢生余力奉獻祖國學術事業。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化黑格爾哲學研究，學術生涯進入全新境界，《黑格爾哲學講演集》《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等成果相繼問世，屢獲大獎；他還接續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哲學人才，成為新中國哲學事業的重要奠基人。

從愛國學者到共產黨員，賀麟以一生踐行求真與報國的統一，在時代風雨中堅守赤誠，在觸及靈魂的思想淬煉中實現自我革新，展現了一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祖國同行、與人民同心的崇高品格。

賀麟著《文化與人生》（圖源：光明日報）

五、中華傳統與蜀中文脈映照初心和晚晴

賀麟的家國情懷和愛國精神，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于蜀地深厚文脈，養成于家族淳正家風。1937年冬，賀麟因父親病重返川，適逢賀氏重修族譜，他當仁不讓撰寫《重修賀氏族譜序》。?序言莊重典雅，縱論族譜的科學依據、道德價值、社會功能與宗族教育意義，提出“追懷往德，垂范來茲”，主張由愛宗族而愛國族，將家族倫理升華為家國大義，呼應孫中山“由家族而宗族而國族”的團結興邦思想。

賀氏家訓云：“家族者國家之基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有國方有家，愛家必愛國。”又以“愛國家，重教育，倡簡樸，慎交友”為傳家之本。賀麟一生恪守家訓，孝親友悌，報國惠民。留學歸來時，他將微薄積蓄“寄奉家中，以盡孝道”。關愛家人，至于微末，弟子任繼愈看在眼里時常感慨：“他真是一個好父親！”攜帶四弟賀蘊章入京求學，聯大畢業后又鼓勵他投筆從戎、赴緬抗日作戰，后隨部隊到臺灣。從此骨肉分離、隔海相望四十載。1982年已屆耄耋的賀氏兄弟得以重逢，執手相看，兩位老人更是殷切期盼祖國早日統一。賀麟還始終心系桑梓，情牽故土。1946年回鄉，他到私立四明小學演講，勉勵學子立志報國、熱愛家鄉；1985年，83歲高齡的賀麟再返金堂，訪問學校、捐資助學，用全部稿酬在淮口中學設立“賀麟獎學金”，為金堂中學師生題贈“業精于勤”條幅。他反哺桑梓、教化后生，其行懇懇，其情殷殷。

作為蜀中學人，賀麟深受巴蜀文化與蜀學傳統滋養，重視鄉邦文脈，提攜后學后進。弟子楊祖陶、楊憲邦踵武其治學之路，其傳承有道為學界公認；他敬重感恩前輩鄉賢張頤先生為其《黑格爾學述》指點助力；他熱情關注四川文化及“蜀學”的發展，熱心總結川籍學人的學術成就；與陳銓、唐君毅、楊一之、蒙文通、蕭萐父等川籍學者交誼深厚，切磋學問，砥礪氣節。唐君毅逝世后，賀麟赴港講學專程瞻仰遺物并撰《唐君毅早期的哲學思想》一文以作紀念，彰顯了蜀中同仁的精神契合與文化傳承。蜀地崇文重教、堅韌不拔、心憂天下的精神氣質，在賀麟身上得到完美體現，其家國情懷更見根性和溫度。

賀麟故居（刁覺民 供圖，圖源：四川方志圖庫）

結語：民族復興中寶貴的精神遺產與時代回音

縱觀賀麟一生，與20世紀中國同呼吸、共命運，是學者報國的一生。考察其愛國主義思想與行跡，可以得到如下啟示和結論：賀麟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強烈的民族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為核心，他的全部哲學事業是從愛國主義出發，也是以愛國主義為歸宿的，他研究、翻譯、紹述西方哲學的宗旨在于學術救國、文化建國，他的代表作《文化與人生》是以哲學語言裝裹的抗戰必勝信念和民族復興宣言，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知行合一、終身踐行的實踐哲學，他的優良家風家訓為其家國情懷、愛國精神提供了重要滋養，他把愛國與愛黨愛民的學術事業結合在了一起，他是與世紀同行的那一代愛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縮影。

賀麟（成都賀麟教育基金會 供圖，圖源：四川日報）

賀麟無愧于“一代哲學宗師”，他以一生的真誠和無私，向中國人民和中國哲學奉獻了一顆赤子之心。賀麟傳留于世的，不僅是等身著作與譯典，更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愛國主義精神遺產。作為蜀中學者，賀麟與抗戰中浴血奮戰的川軍將士一樣，以不同方式守護家國、捍衛尊嚴。他的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跨越時空，歷久彌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座談會上指出：“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賀麟以一生踐行，樹立了彪炳后世的精神標桿。

放眼世界，變亂交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進入關鍵階段，還將面臨各種挑戰和考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已經正式頒布施行，愛國主義必然成為時代最強音。從長城上誦讀毛澤東詩詞引發全網共情的青年，到億萬民眾守護家國的赤誠，我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團結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誠如一位網友所說，城墻最初只是一些散亂的石頭，因為信念相同而彼此黏合在一起便成了中國的脊梁。賀麟等先輩以信念和生命鑄就的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精神，是激勵我們走向復興、開創未來的強大動力，正在新時代綻放出璀璨的光芒，也必將在歷史長河中永遠回響！

哲人之愛，光照千秋；赤子之心，永昭后世。重讀賀麟，我們在路上。

注釋：

①任繼愈：《我所知道的賀麟先生》，《賀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②陳修齋：《愿他的精神永垂千古》，《賀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78頁。

③賀麟：《康德黑格爾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135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張岱年：《我所認識的賀麟先生》，《會通集》， 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39頁。

⑤林同濟：《賀麟關于黑格爾哲學的研究與翻譯的坎坷歷程》，《走在中西哲學會通與融合的路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51頁。

⑥賀麟：《儒家文化的新開展》，《文化與人生》， 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5、6頁。

⑦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代序》，轉引自《賀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67頁。

⑧周輔成：《哲學、文化與民族——我所了解的賀麟先生》，《會通集》，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4頁。

⑨賀麟：《文化的體與用》，《近代唯心論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頁。

⑩賀麟：《論翻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賀麟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13頁。

?王思雋、李肅東：《賀麟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5頁。

?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9頁。

?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14、187-191頁。

?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2頁。

?張學智：《賀麟的“新心學”》，轉引自《會通與建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3頁。

?張祥龍：《賀麟傳略》，《會通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第77頁。

?宋祖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賀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09頁。

?見曾加榮、方磊：《賀麟家世考》，《蜀學》第3輯，巴蜀書社，2008年，第79頁。

參考文獻：

[1]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

[2]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宋祖良范進：《會通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

[5]王思雋、李肅東：《賀麟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

[6]中國社會科學院：《賀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

[7]彭華：《會通與建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8]杜小安：《大家精要·賀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9]高全喜：《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賀麟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10]張學智：《賀麟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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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張立誠（四川金堂人，1964年生，曾任中學語文教師20年。擔任過學校校長、教育局局長、縣政協副主席、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中國教育學會、全國中語會會員，四川省人才促進會理事，成都市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在全國及省級學術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個人獲成都市政府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3項，主持數項省市級教育科研課題，獲評縣級拔尖人才、四川省課程改革先進個人等榮譽）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