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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的那天晚上,我正坐在客廳里刷手機。
新聞彈出來:鮑勃·迪倫獲獎。
我第一反應是:假的吧?是不是哪個營銷號又在搞事情?
然后我去搜了官網,確認了三遍。沒錯,一個民謠歌手,拿了諾貝爾文學獎。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圈徹底炸了。有人歡呼:“搖滾樂終于被承認了!”有人憤怒:“這是文學的恥辱!”還有人一臉懵:“鮑勃·迪倫是誰?唱《答案在風中飄》那個?”
爭議最大的點很明確:一個寫歌詞的人,憑什么拿文學獎?
諾貝爾獎官方給出的理由是:“他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
翻譯成人話就是:這人把歌詞寫成了詩,而且是那種能進文學史的詩。
但真正讓這件事變得有意思的,不是鮑勃·迪倫該不該得獎,而是這件事釋放出的信號: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標準,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你看最近十年的獲獎者名單就明白了。
2015年,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一個白俄羅斯記者,寫的是非虛構作品。2017年,石黑一雄,一個日裔英國作家,寫的是那種“說不清楚到底是哪個國家”的小說。2018年,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一個波蘭作家,寫的是一種把神話、歷史和現實攪在一起的奇怪文體。2021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一個坦桑尼亞裔英國作家,寫的是難民和移民的故事。2022年,安妮·埃爾諾,一個法國作家,寫的是“自我民族志”,把自己的生活當社會學來寫。
看出規律了嗎?
從鮑勃·迪倫開始,諾貝爾文學獎不再只頒給“純粹的小說家”了。它開始擁抱跨界、擁抱多樣性、擁抱那些“不好定義”的創作者。
這其實是諾貝爾獎在自救。
一個一百多年的獎項,最大的焦慮是什么?是失去“相關性”。如果諾貝爾文學獎永遠只頒給那種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作家”,那它就會變成一個“文學圈內部的自嗨游戲”,跟大眾越來越遠。
而鮑勃·迪倫的獲獎,是一個極其聰明的破圈策略。它向全世界宣告:文學的邊界比你以為的要寬得多。一首歌可以是一首詩,一段口述史可以是一篇散文,一個人的生活記錄也可以是一部小說。
石黑一雄的獲獎,則是另一個層面的“破圈”。
這個人很有意思。他出生在日本,5歲移民英國,寫的小說既不像日本文學,也不像英國文學。他寫的《長日將盡》是一個英國管家回憶自己的一生,但那種情感處理方式,又帶著日本式的克制和隱忍。他的《別讓我走》寫的是克隆人,但骨子里是在探討“什么是真正的人”。
石黑一雄自己說過一句話:“我不認為自己屬于任何國家。我的身份就是一個國際作家。”
這句話背后,是這個時代的一個深刻變化:全球化時代,作家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流動。你可以是一個日本人,但你寫的東西屬于全世界。你可以是一個英國人,但你的靈感來自你的移民經歷。
諾貝爾獎頒給石黑一雄,等于承認了這種“文化混血”的價值。
而2022年的安妮·埃爾諾,更是把這種“破圈”推到了極致。
她寫的書,嚴格來說不是小說,也不是傳記,更不是學術論文。她寫自己墮胎的經歷(《事件》),寫父母的故事(《位置》),寫自己的欲望(《簡單的激情》),用一種極其冷靜、幾乎是社會學的筆調,把私人的東西變成了公共的。
有評論家說:“埃爾諾寫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我們’的故事。她用個人的經驗,照亮了一代人的命運。”
你看,這就是諾貝爾獎現在想要的東西:文學不只是文學,它可以是社會學、是歷史學、是人類學。它不只是講一個故事,而是可以解釋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不是意味著,諾貝爾獎變得“不純粹”了?
我的回答是:文學的“純粹”,本來就是一個偽命題。
從古到今,偉大的文學從來沒有“純粹”過。荷馬史詩是歷史也是神話,但丁的《神曲》是詩歌也是神學,托爾斯泰的小說里全是社會批判,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背后是拉美的政治現實。
文學從來都是“雜種”。它吸收一切,容納一切,然后變成一種新的東西。
諾貝爾獎現在做的,只是承認了這個事實。
從鮑勃·迪倫的歌詞,到石黑一雄的跨國敘事,再到安妮·埃爾諾的社會學寫作,諾貝爾獎在告訴我們一件事:在這個信息爆炸、媒介融合、身份流動的時代,文學的定義正在被重寫。
這不是文學的衰落,這是文學的擴張。
所以,別再問“鮑勃·迪倫算不算文學家”這種問題了。該問的是:在這個一切都可以成為文學的時代,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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