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借張雪峰的身體回答

張雪峰的意外去世把死亡強行拽入公眾視野，似乎大家開始從不同角度反思，不要過度奮斗、過度運動，要更好約束身體，要更健康地生活，要及時行樂，生命的脆弱，珍惜當下、見好就收。現代世界的規訓體系不知疲倦地給你制造各種焦慮，重新塞回來的結論就是賺夠備夠才能退下來，最后還是在說身體是你的本錢，既然是本錢，那就還是要用各種方式用出去。

我們還看到了常人的平均化能力，能把一切異質性、斷裂性的事件，迅速納入熟悉的解釋框架，重新回到一個安全有序的生命管理話語，在這種時間結構中，死亡被放在線性的很遠的將來。

辛苦賺錢正是在對抗死亡的焦慮，把對死亡的焦慮轉化為對具體匱乏的焦慮，后者有具體的解決方案，從而逃避了死亡。

網友們感嘆張雪峰長期透支身體。為什么對于超高收入群體來說很難見好就收？似乎是因為這個錢是便宜的錢，為什么不去賺，賺便宜的、高性價比的錢，不僅是賺，還是加倍的賺，這樣的賺也就約等于加倍的活。從成本角度，從令創業者著迷的加速度的角度，為了讓未來的錢更好賺，對于工作投入就相當于試圖攤薄平均的時間成本。

所以處于這種結構下的張雪峰們并不是沒有“活在當下”，反而是太活在當下，過去和未來都被壓縮到今天、到當下，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在今天操作和兌現。

過去與未來都不再作為豐富的有厚度的維度存在，時間被一種過度膨脹的現在吞沒了。

與此同時，我們的身體也必定試圖反抗這種恐怖的結構，而這種反抗往往要比原來這種結構更加暴力才得以可能，也就是需要完全拒絕原來那種將生命計量化的邏輯的維度。

現代世界的暴力往往以理性的形式存在。我們感到完全被這個世界所吸納進去，被攪碎，無法撤離。我們好像擁有一個身體，但是這個身體不再對世界開放，身體不再被允許擁有自己的節律，不再可能游移、偏離，而被動地組織化、績效化、操作化了。

很多人反感張雪峰，討厭他代表的績效化、功利性的思維和價值取向，也有很多人為張雪峰辯護，會說他為貧困家庭抹平信息差，讓競爭機會更平等。

雙方其實都有些道理。志愿填報咨詢確實是某種信息平權，在缺乏一個公共的信息服務的情況下，對于經濟條件比較差的家庭來說，就應該有功利的權利，有在現有的結構之下改變不利處境的權利。

批評者說的也沒錯，張雪峰試圖告訴學生、家長如何用分數兌換一個更確定的預期的，但他教育觀是單一向度的，忽略了個人的偏好和潛能。他的工作就是向家長傳遞社會的焦慮，將家長的焦慮社會化。

他們可能會認為張雪峰代表的大學體系工業化、市場化趨勢會壓縮人文教育的空間，而現有的人文教育也是在現代學術的功能分工之中承擔一個既定而有限的角色，這種反對也沒有超過既定流程。

另一方面，很多人恰恰覺得問題出在大學現在還不夠工業化、市場化，出于非市場的目的而存在的學校、專業設置和信息差最后還是要培育適應市場的人才，服務于市場。既然如此，誠實的人文專業也要把自己定位為懂人文的具體崗位，而且市場容量是有限的。

盡管具體的大學都面臨著相對市場化的績效評估，它也確實不需要那么功能化、市場化，因為它需要抽象地合法化象征秩序的統治，社會對它的超越性的象征權威的整體認可，而非具體產出才是其魅力的關鍵來源。

大學維持其存在的重點恰恰在于其非功利性，資本主義需要這樣的代表客觀中立標準的建制，從而讓人相信成功源于努力，相信合理、不合理的一切等級制都是公正的，掩蓋階級再生產和權力繼承的真相，并繼續抱有等級提升的希望。大學系統是將資本主義社會分層合法化的工具，是精英群體進行文化資本積累和社會再生產的地方。

家長們能感受到階級結構和分數之間的聯系并感到焦慮，但拷問大學是得不出答案的，于是有了張雪峰們。

這里應該區分理性與非理性的兩個層面，底層勞動者面對生存壓力，必然產生危機意識、焦慮，必然迫他們抱著更大的希望，為爭取更好的生存條件而形成不斷向上爬的意識。

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是被勞動的痛苦所驅動，他們自己也沒有思考過，面對過自己的焦慮，只是把鄰人的生活當成自己的標準，出于盲目的攀比、貪婪而想要活得更省心和出眾。

張雪峰們作為一個顯眼的環節承載了學生、家長們的焦慮，讓問題變得更透明從而似乎更可管理，但最后在結果上會地讓這種理性化結構越來越鎖死，回到一種所有人都被裹挾、處境不利者依然痛苦的病理化的狀態中。對張雪峰們的真正的紀念，應該是挽救這個可能讓更多人痛苦甚至致命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