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投資于人，促進高質量發展

趙忠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3月16日中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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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范圍審視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歷來至關重要。在當前背景下，探討“投資于人”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人類發展歷史長期處于相對平穩狀態，直至工業革命才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工業革命不僅直接推動了經濟增長，更深層次地重塑了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及社會治理模式。

一、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

歷史經驗與國別研究均表明，人才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在其1957年的經典研究《技術變化與總生產函數》中指出，在美國的經濟增長中，傳統要素投入（即勞動與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約12.5%，其余大部分增長歸因于技術進步。隨后，羅伯特·盧卡斯在《為何資本不從富國流向窮國》的論文中指出，通過對比美國與印度發現：盡管印度物質資本稀缺，理論上應吸引大量資本流入以獲取高額回報，但現實中并未發生。盧卡斯論證其根本原因在于，物質資本需與人力資本結合方能有效發揮作用，而當時印度極度匱乏的人力資本顯著降低了資本的實際邊際產出，從而阻礙了國際資本的流入。

回到我國的發展情境，人才也是關鍵變量。人才鏈、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載體。

二、AI時代對勞動者的多維影響

當前，我們正處于AI時代，這一技術革命將像歷次變革一樣，全方位影響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并深刻改變社會秩序、治理結構與社會規范。無論討論“AI產業化”還是“產業AI化”，人始終是核心要素，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及社會成員發揮關鍵作用。AI時代對人力資源及勞動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就業形態的重塑與新經濟形態的催生。技術進步既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也替代舊的工作崗位。隨著AI發展，勞動力供需匹配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平臺公司與人力資源服務公司改變了傳統市場運行模式，形成了全新的要素組織方式。生產方式正從傳統的機器大工業向與技術相吻合的平臺化、虛擬化轉變，新產品、新服務、新產業隨之興起。生產效率的提升與市場擴展，必然帶來就業增收的新空間。

二是工資水平的雙向影響與議價能力的削弱。一方面，技術進步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對工資產生正向拉動作用；另一方面，智能體的出現替代了部分體力與知識型勞動，許多企業嘗試將AI Agent納入人力資源管理范疇，這對工資水平構成壓力。此外，技術進步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尤其在平臺企業中形成的市場壟斷趨勢，進一步削弱了勞動要素的議價能力。

三是人力資本的加速折舊與收入分配極化。勞動者獲取收入的基礎已從依賴體力轉向依賴知識與技能（人力資本）。AI不僅直接沖擊現有技能體系，更加速了既有人力資本的折舊。這種影響是非中性的，不同崗位、行業、國家及群體受到的沖擊各異，極易導致崗位與收入分配的極化，造成中等收入群體萎縮。

三、經濟學視角下的勞動關系演變

理解AI對勞動者的影響，需回歸基本經濟學原理。企業作為用工方，始終追求成本最小化，這決定了生產要素的組織形式。工業革命后，為維持穩定生產，形成了正規的雇傭關系及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政府、企業與員工三方博弈及技術條件下的必然結果。

然而，在新技術條件下，維持龐大穩定勞動隊伍的必要性下降，靈活用工、平臺用工等新模式興起，其背后是深刻的成本優化邏輯。隨著AI產業化滲透，生產成本下降，勞動者面臨的壓力增大。但技術發展對勞動關系的影響并非既定不變，而是取決于國家戰略、技術價值導向及政策引導。

AI對就業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其在市場上的落地深度。若僅局限于傳統行業內的存量競爭，只會加劇內卷；唯有在新技術驅動下創造出新的行業、消費、產品與服務，拓展新領域與新場景，才能真正實現就業創造。

四、服務業的機遇

從家庭消費結構看，隨著收入增長與社會進步，恩格爾系數下降，服務類消費（如醫療、教育）占比顯著上升。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將進一步增強對服務的需求。

長期以來，服務業受限于“鮑莫爾病”（Baumol's Cost Disease），即服務業難以像制造業那樣通過機械化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如一名教師只能教有限學生，一名保姆只能照顧一個孩子。但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服務業面臨的標準化難題、質量管控及個性化供需對接問題有望得到解決。技術進步可能根治困擾服務業的“鮑莫爾病”，使服務行業效率突破傳統制約，成為AI產業化的重要落腳點和增長點。

五、投資于人的策略

在AI時代，教育本質上是勞動要素的生產過程，是人力資本形成和更新的過程，教育與生產的界限日益模糊，終身學習體系成為必然。面對全球化的人才市場，投資于人需聚焦以下維度：

一是構造高質量就業環境。不僅要關注就業數量，更要注重就業質量與穩定性，確保勞動者技能能夠持續提升。

二是提升產業鏈水平。產業分工決定就業質量分化。只有推動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中向高端攀升，擺脫低端鎖定，才能實現高質量就業。

三是完善勞動權益保護。針對新業態，需完善工傷、雇傭關系認定及社會保障等制度，重構勞動保護體系，在保持市場靈活性的同時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

四是建立公平的要素回報機制。當前資本規模效應顯著，而勞動群體呈現零散化、靈活化趨勢，將在要素博弈中處于不利地位。必須通過積極的政策引導，促進技術與勞動者融合，建立資本、技能與勞動回報的合理機制，形成技術進步與勞動生產力提升的良性循環。

五是強化平臺企業社會責任。平臺企業兼具企業、市場及部分監管職能特征。應將平臺企業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抓手，通過治理創新，使其社會責任與國家發展目標相一致，放大其在促進就業、保障權益方面的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投資于人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在AI時代，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創新、教育改革與政策引導，化解技術沖擊，釋放人才紅利，構建一個人盡其才、技有所用、勞有所得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