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車隊像條河，緩緩流在深冬的風里”的作者，批時下詩壇

李瑛

當代“軍旅詩人”李瑛，河北唐山豐潤縣人，1926年12月8日生于遼寧錦州；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師承楊振聲、馮至、朱光潛、俞平伯、沈從文等大家，邊讀書邊從事進步學生運動；畢業后，曾任記者、文藝刊物編輯、文藝出版社社長、總政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中國文藝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

1942年，李瑛開始發表作品；1944年與同學合出詩集《石城底青苗》；1948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槍》，此后，共陸續出版54部詩集，多部長詩和組詩獲獎；如《我驕傲，我是一棵樹》《春的笑容》《生命是一片葉子》《我的中國》《美國之旅》《在燃燒的戰場》《一月的哀思》等。

很多人都會記得李瑛的詩句“車隊像一條河，緩緩地流在深冬的風里……”，這首《一月的哀思》是集政論性與抒情性、戰斗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結合體，表達了詩人對周總理逝世的無限哀思。

2019年3月28日，李瑛去世。值其忌日，如去選摘其2016年3月16日，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訪談時的部分內容，以致追思。

李瑛

李瑛和妻子馮秀娟

談到其早期求學經歷時，李瑛說：“我在淪陷區讀中學，對日本的統治懷著仇恨，心里有很多困惑得不到解答，就去圖書館看書，想從中找到些答案。我開始接觸到文學，嘗試寫詩，在學校里組織文學社團。后來學校把我開除了……”

“我在大學參加了地下黨，和一起搞學生運動的同學在紅樓地下室、西齋學生宿舍里印了很多宣傳品，包括黨從解放區帶回來的報紙、毛主席的講話和一些政策性文件。我們在北京買通印刷廠工人給我們印刷，然后在北京地方和學校里散發。有很多同學暴露了被抓起來，我們就請愿，校長胡適就去把學生要回來，有的要不回來就被害了……”

到了1949年，李瑛大學畢業時，“和二十多個大學生一起跟隨第四野戰軍部隊南下做軍事報道，叫‘南下新聞隊’，我被任命為隊長”。等到五十年代，總政要調一批年輕大學生到北京、成立總政治部，他就到了北京。隨后，抗美援朝開始，他又先后三次被派去朝鮮戰場工作和采訪。

到了五十年代，李瑛曾三次被審查，三次下放。第一次是因為他喜歡綠原的詩，曾寫過篇《論綠原的道路》，1955年反胡風集團時，他被揭發和綠原、胡風有聯系，是反黨分子；第二次是在1957年，老部長陳沂（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長）被打成右派，他曾給他當過秘書，受連累、接受審查；第三次是廬山會議后彭德懷出問題了，李瑛去朝鮮戰場時寫過歌頌他的作品，又遭審查。

不過，三次審查的結果都沒事。談到這這里，李瑛說：“我這一生，沒被打成右派，也沒被打成胡風分子，但都是處于邊緣。幾次下放給我帶來了精神上的刺激，但是豐富了我的生活積累，也營養了我的詩歌……”

李瑛說：“我把每一首詩都當成新的探索和嘗試。從思想上我不做那種克里空（或稱“客里空”，出自安陽方言“殼里空”，意即把殼兒扒開、里面什么都沒有，指虛假， 耍花招），任性地想寫什么寫什么，我的詩是和泥土、汗水、血淚緊密結合在一起。“

李瑛

談到時下的詩壇，李瑛說：“詩歌作為情感的載體，最直觀的首先是語言，詩是要用最準確、最生動、最形象、最富有表現力的語言，就是古人說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粗淺的大白話不是詩，但是現在詩歌中很多是這樣的大白話。”

“五四時期，何其芳曾經說過一段話，他說有的詩人寫詩是在語言和語言之間，在意象和意象之間搭了一座橋。這首詩寫完，作者把橋抽走了；他把詩交給讀者……”

李瑛認為，現在詩歌發展有很多負面影響，一是價值取向的混亂、二是社會浮躁；李瑛說“前幾年訪問山西，小雨（李瑛的女兒）陪著我去了劉胡蘭的家鄉。我看了劉胡蘭的墓，看了殺害她的地方，寫了一組詩。劉胡蘭紀念館給我來信說，現在很少有人寫歌頌劉胡蘭的詩了。像這樣的民族英雄，不感動你，不激動你么？……”

“一首詩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我寫過一首《關于生命》，自衛反擊戰的時候，一個叫劉勇的戰士，把這首詩抄在筆記本上，揣到懷里。火線上，他一個人殺了很多敵人，回來后火線入黨，立了一等功。這個戰士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是李瑛的詩激勵了我。這是我看到《廣西日報》才知道的。詩歌作用于人的感情和精神世界，它的力量甚至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