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不能向不法低頭：小宇澤案七年未決拷問法治底線

七年前，一場發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交通事故，曾牽動無數國人的心。為了挽救13歲男孩小宇澤的生命，一場跨越三省、為生命讓路的緊急救援，讓無數人在寒夜中感受到人性的溫度。然而，七年過去了，那個超速行駛、撞人前未踩剎車、撞人后見死不救的肇事司機任某某，卻依然逍遙法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日江西景德鎮類似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機一審被判處死緩。同案不同判的現實，不僅讓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在痛苦中煎熬，更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提出了嚴峻拷問。

（小宇澤的母親安國俊博士2025年接受麗澤法務論壇現場視頻截圖）

一、悲劇的底色：一場本可避免的死亡
2018年10月的那場事故，細節至今令人不寒而栗。任某某超速行駛，在遇到前方障礙物時沒有采取最基本的制動措施，而是直接轉向撞向正在應急車道護欄邊等待救助的小宇澤等三人。更令人發指的是，事故發生后，這位身為銀行經理的肇事司機既沒有撥打120急救電話，也沒有履行任何先行救助的義務，任由年僅13歲的小宇澤倒在血泊中長達四個多小時。而案發現場周邊十公里內就有兩家醫院，距離最近的醫院車程不到二十分鐘。當小宇澤最終被送往醫院時，醫生惋惜地表示：“送來太遲了，孩子錯過了最佳救助期?！?br/> 這不是一起簡單的交通事故，而是一場因肇事者多重違法行為疊加導致的悲劇——超速、未采取制動措施、事故后見死不救、拒絕履行救助義務。每一環節的失守，都讓這個13歲生命的離去變得愈發沉重。
二、法律的空白還是執行的缺位？
小宇澤案之所以引發廣泛質疑，核心在于肇事司機任某某至今未被追究應有的刑事責任。這涉及兩個關鍵法律問題：
其一，交通肇事后“見死不救”應如何定性？《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遺棄致使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應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小宇澤案中，肇事司機有能力撥打120卻未撥打，放任受害者在四個多小時內得不到及時救治，其不作為與小宇澤錯過最佳救助期而死亡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及業內專家的研討，任某某的行為已涉嫌構成故意殺人罪。然而，七年過去了，這一法律定性在當地司法機關似乎始終未能落地。
其二，案發后轉移財產逃避賠償責任，是否應作為拒執罪的量刑因素？小宇澤案發后次日，任某某就從銀行提現50余萬元，并在后續持續轉移、隱瞞財產，導致判決生效后名下無可供執行的財產。這種在明知有賠償責任的情況下惡意轉移財產的行為，直接導致受害者家屬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2025年11月，法治日報刊發的專題報道中，多位專家一致認為，交通肇事等侵犯生命權案件中，將拒執罪財產轉移責任認定的時間錨點確立為“案發后明知責任”，是權利保障需求、刑法規范邏輯與實踐漏洞填補的共同要求。然而在小宇澤案中，這一情節至今未被納入量刑考量。

（小宇澤的母親安國俊博士2025年接受麗澤法務論壇現場視頻截圖）

三、同案不同判：法治原則的撕裂
江西景德鎮交通事故肇事司機被判處死緩的消息，與小宇澤案七年未決的現實形成了刺眼的對比。同樣是重大交通事故，同樣造成了人員傷亡，司法裁決的結果卻天差地別。這種差異不僅讓受害者家屬難以接受，更動搖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同案同判”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反復強調，要規范裁量權統一法律適用，確保類案裁判尺度一致。然而，小宇澤案中，肇事司機超速、撞人后見死不救等加重情節均未被充分考慮，與2019年北京東四環追尾后不救助致人死亡被定過失致人死亡罪、浙江杭甬高速公路輪胎引發事故肇事司機被判刑等類似案例形成鮮明反差。這種反常，難免讓人質疑背后是否存在“隱形力量”的干擾。
四、七年維權路：一個母親的堅守與法治的拷問
七年來，小宇澤的母親安國俊從未停止為孩子討回公道的努力。她在失去愛子的巨大悲痛中，一邊推動維權，一邊投身公益。她按照孩子當醫生的遺愿捐獻了眼角膜，讓兩個孩子重見光明；她賣掉房子設立宇澤慈心公益項目，為全國近30個省份的兒童平安出行和急救知識普及貢獻力量。2024年，她獲評中國未成年人保護十大杰出人物。
然而，公益事業上的成就，無法抵消她在維權路上的艱辛。肇事司機案發后大額轉移財產、拒絕承擔任何救助費用、重要證物在一審審理階段“莫名其妙丟失”導致重新鑒定被迫中止……重重阻力讓這個母親舉步維艱。她在公開信中的發問直抵人心：“為何侵權者的犯罪成本幾乎為零，而受害者家屬的維權成本無限放大？為何法一直向不法者低頭？”
五、平安中國的法治底色不容褪色
交通事故已成為兒童意外傷害的主要原因，中國每年有1.8萬孩子因意外失去生命，其中交通事故居首。每年因交通事故傷亡的人數超過10萬。在這樣嚴峻的現實面前，每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的公正處理，都不僅是給受害者家屬的一個交代，更是對社會公眾安全感的維護，對平安中國法治環境的塑造。
如果小宇澤案最終以肇事司機逍遙法外告終，將向社會傳遞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超速撞人后可以不救助，可以轉移財產逃避責任，可以在一審前讓財產“蒸發”，可以無視法律的制裁。這樣的示范效應，無疑會縱容更多肇事者在事故發生后選擇不作為、不救助、不賠償，將受害者的生命和權益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
六、讓公平正義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遙遠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正義的價值在于實現。小宇澤案已不僅是某個家庭的悲劇，它已成為檢驗一地司法公正、衡量法治水平的試金石。案件的最終處理，將直接影響公眾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憲法原則的信仰。
我們呼吁當地司法機關能夠秉公執法，重新審視小宇澤案中被遺漏的細節——超速行駛的加重情節、見死不救的故意殺人嫌疑、案發后惡意轉移財產的拒執行為。我們期待司法機關能夠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參照指導性案例和兩高最新司法解釋精神，對該案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處理。
正如安國俊所言：“我不知道在為孩子討回公道的漫漫長路還能走多遠，但我會義無反顧走下去。”這份堅持，既是一個母親對逝去孩子的承諾，也是千千萬萬普通民眾對法治信仰的守護。
小宇澤離開這個世界已經七年了。七年，足以讓一個嬰兒成長為小學生，足以讓一座城市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七年，不應讓一起本可依法公正處理的案件始終懸而未決。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這起案件能夠畫上一個公正的句號，讓受害者家屬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溫暖，讓社會公眾重拾對法治的信心。
平安中國的建設，需要每一個案件都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任何“逍遙法外”的特權，都是對法治底線的侵蝕。正義或許會遲到，但它絕不應該缺席。

人物介紹：安國俊，宇澤慈心公益項目發起人，2024年入選中國未成年人保護十大杰出人物，“護娃平安中國行”倡議活動的發起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責任投資論壇副理事長，中國行為法學會資產管理部專委會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青聯委員，全國優秀紅十字會志愿者。

（作者：中國行為法學會廉政研究委員會調研室常務副主任、評論員 胡世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