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徹底躺平：晚年乞討為生，五子無成，六十三歲餓死

中國人談起陶淵明，腦子里第一個跳出來的詞大概是"隱士風骨"，是"采菊東籬下"的從容，是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傲氣。

可這個被千古傳頌的田園詩人，晚年究竟過的是什么日子？

他的五個兒子為何一個成器的都沒有？

63歲那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陶淵明這輩子娶了三任妻子。

原配在生產時難產去世，沒留下孩子。

二妻陳氏是個命苦的女人，嫁給陶淵明之后接連生了四個兒子，老三老四還是雙胞胎，六年里生了四個孩子，身體早就被掏空了，沒多久也撒手人寰。

三妻翟玉英比陶淵明小整整十二歲，替他生了一兒一女。

算下來，陶淵明一共有六個孩子要養，壓力不是一般的大。

好在母親孟夫人還在，幫著搭把手，家里總算沒有亂成一鍋粥。

可401年，孟夫人病逝，這塊頂梁石沒了，陶淵明日子開始越過越緊巴。

五個兒子，他一個個都在詩里點了名。

大兒子陶儼十六歲，懶勁兒在兄弟里頭是數一數二的。

二兒子陶俟十五歲，平時連書都不摸一下，對讀書識字這件事毫無興趣。

三兒子陶份和四兒子陶佚同歲，都十三了，算術上六和七都搞不清楚。

最小的五兒子陶佟才九歲，每天腦子里轉的就是吃，其他的什么都不上心。

陶淵明把這一切寫進了《責子》，字里行間滿是嘆氣。

他說五個兒子沒一個愛拿筆桿子的，每個人都讓他操心。

最后那句"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意思是老天既然讓我攤上這幫孩子，那我只好喝酒消愁了。

這話說得體面，把責任推給了命運。

可把這段父子關系放在一起捋一捋，就能看出來，兒子們的問題根本不是天意，是陶淵明自己造成的。

他在長子出生時寫的《命子》里就已經交了底——孩子你要是能成才當然好，成不了也無所謂，我對你的要求就是平安長大。

話說得寬容，實際上是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對孩子的引導。

沒有目標，沒有督促，父親自己又成天泡在酒里，孩子能走出什么路來？

陶淵明酗酒的程度，在當時已經不是什么秘密。

他不是偶爾喝幾杯那種，是每天必喝、不醉不罷休的類型。

下地干活要帶酒壺，作詩要喝，待客要喝，悶了要喝，高興了也要喝。

《飲酒》二十首這組詩，題目本身就說明了一切——他的詩歌和酒幾乎是捆綁在一起的。

一個父親每天是這種狀態，孩子看在眼里學在心里。

懶散和放任一代一代往下傳，不是基因問題，是言傳身教。

陶淵明拿命運當擋箭牌，寫詩感慨兒子們不成器，可他從來沒想過換個角度問一句：是不是自己這個父親先出了問題？

405年，陶淵明從彭澤縣令的位子上辭職，這已經是他第五次辭官了。

他這輩子在做官和歸隱之間來來回回，不是沒有原因的。

家里孩子多，開銷大，靠著那點薄田根本撐不住，不得不出去謀個一官半職。

可官場的那套他又受不了——彎腰低頭、陪笑臉、看上級臉色行事，這些事跟他的性格死磕，做不了多久就想撂挑子。

這一次辭官，借了胞妹去世的由頭，徹底放下了官服。

那時候他手里還有一點積蓄，歸隱頭兩年日子過得不差，心里也踏實，寫了不少傳世的詩。

那首"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就是這段時間的心境寫照。

可這份踏實沒撐多久。

歸隱第三年，家里遭了火災，房子燒了，家當毀了，多年積攢的那點家底一夜之間化成灰燼。

這場火把陶淵明的退路徹底燒沒了。

火災之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難。

陶淵明沒有官職，沒有固定收入，靠著自家那幾畝地吃飯，這本來是可行的路——魏晉時期只要勤快耕作，溫飽不是太難的事。

問題在于，他根本就不是個能下苦力的人。

《歸園田居》里有一句詩，很多人讀了只覺得浪漫：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大清早出門，月亮下山才收工，聽起來勤勞得很。

可仔細想想，他描述的全是自己的勞動姿態，從來沒說地里的收成怎么樣。

草比豆苗還茂盛，這一句已經把結果說清楚了。

從早忙到晚，地還是沒種好。

再加上每天酒不離手，喝起來就忘了時間，地里的活兒也就那么荒著。

一到冬天，家里連粗茶淡飯都擺不上桌，簞瓢空了，灶臺冷了，屋子里透著一股凄涼勁兒。

這不是偶爾的困難，這是他歸隱后年年都要經歷的常態。

陶淵明50歲那年，身體開始出問題。

具體是什么病，史料沒有細說，但從他自己的詩里能拼出一個大概：常年風吹日曬、吃不飽睡不好、酒喝個沒完，這幾樣加在一起，五十歲的身子撐不住是正常的。

他自己寫過"負疴頹檐下，終日無一欣"，病著，趴在破屋檐下，一整天找不到一件高興的事。

這個階段，他的詩風變了。

早年那些寫田園之美、寫歸隱之樂的句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首接一首地寫窮、寫冷、寫餓。

54歲時寫《飲酒》十六，里頭有一句："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經；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直白到了不需要解釋的程度——屋子破，風往里鉆，院子里草都沒人清，肚子餓是常事，凍著也不稀奇。

后世有人替他惋惜，說他若是沒那么倔，肯出去重新做官，晚景未必這么慘。

這話說的也有道理。

當時確實有人來找他，朝廷也不是沒給過機會，他都推了。

這里有個細節值得說：他拒絕做官，一部分是真的不想做，但另一部分，是他那個年紀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像年輕時那樣在官場周旋了。

病著的人，走路都費勁，哪里還撐得住朝堂上那些勾心斗角？所以他的"固窮節"，到了晚年，多少也有幾分身不由己的成分在里頭。

五個兒子，這時候一個靠得住的都沒有。

他們自己也就是種地的命，養活自己勉強，給父親打饑荒的能力根本談不上。

這一點，是陶淵明晚年最大的困境——不是沒有孩子，是孩子們根本接不住他摔下來的這個爛攤子。

426年，距離陶淵明去世只剩一年，這一年趕上了饑荒。

田里沒有收成，家里斷了糧，眼看著就要撐不下去。

陶淵明出門了，不是去訪友，是去找人蹭飯。

他寫了一首詩把這件事記下來，題目就叫《乞食》，一字不差地描述了敲別人家門、說不出話、被主人領進去吃飯喝酒的全過程。

這首詩讀來有一股說不清楚的勁兒。

詩里最讓人注意的是那句"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主人招待他，聊了一整天，酒端來了就喝干。

就算是出門討飯，他那個逢酒必喝的毛病還是改不掉。

那年他已經六十出頭，一個年逾花甲的老人，帶著滿身病，走到別人家門口，靠著張嘴討來一頓飯，回去還不忘寫首詩記念。

這場景，擱在他年輕時那句"不為五斗米折腰"旁邊，對比之大，叫人不知道該說什么。

遺書《與子儼等書》里，他拐彎抹角地提到了悔意。

他援引了一個典故——王霸隱居后兒子見到客人衣著光鮮，自慚形穢，幾天不說話，王霸的妻子說你既然選了隱居就該料到這個結果，不必為此難過。

陶淵明用這個典故安慰自己，說是讓子孫跟著受苦，都是自己當年的選擇。

話說到這個份上，是后悔還是認命，他自己恐怕也分不清楚了。

427年，陶淵明在貧病中去世，享年約六十二三歲。

后來研究他的人普遍認為，他走的時候雖然有病，但并不是病死的，是吃不上飯，活活餓死的。

死后一千多年里，陶淵明這一支后人里頭很少出過有名有姓的人物。

直到現當代，有一位名叫陶勇祥的電臺主播，網名"有聲的紫襟"，自稱是陶淵明五子陶佟的直系后人，才讓"陶淵明后人"這幾個字第一次出現在現代人的視野里。

不過這個說法至今沒有得到確認，姑且存疑。

一個人，他的選擇從來不是孤立的，它會一圈一圈地往外擴，擴到孩子身上，擴到晚年的飯碗上，擴到死后是留名還是留困。

陶淵明的田園詩寫得再好，也繞不開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那個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