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股“抄底”老破小的熱潮在成都、天津等強二線城市興起。
有投資者批量購入多套總價三四十萬元的老破小,看中的是遠超銀行存款的租售比。
天津一位投資者以350萬自有現金購入7套房,月租金達1.5萬元,平均租售比約5%。
成都一位女性買家更是貸款220萬購入8套,租金覆蓋月供后仍有盈余。
這一投資邏輯的核心在于租售比。隨著房價回調,部分房源租售比已超過5%,不僅跑贏存款利率,甚至接近或覆蓋房貸成本。
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老破小同樣受追捧,總價300萬以內房源成交占比顯著提升,京滬二手房價格在2月已止跌轉漲。
批量抄底背后風險不容忽視。專家指出,高租售比多為個案,若貸款購房,租金未必能覆蓋資金成本。
此外,租金波動、空置期、未來出手難度等因素均需考量。
在“房住不炒”基調下,市場難現大漲,投資者仍需謹慎。
在過去二十年里,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主流敘事始終圍繞著“漲價預期”展開,很多人只要相信未來房價會漲,就能夠毫不猶豫地入場。這種投資模式的核心驅動力是資本利得,是對“價格差”的博取,本質上是一種純粹的投機行為。
本輪“老破小”抄底者的思考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不再把賭注押在未來的價格上漲上,而是先算賬。
總價50萬的房子,月租金2000元,租售比4.8%,與銀行存款利率比較,與貸款利率比較,與理財產品的收益率比較。這是一種典型的“類固收”資產定價模型,其邏輯與投資商業地產、購買REITs產品如出一轍,評估的不是未來能賣多少錢,而是當下能產生多少現金流。當投資者開始用這樣的標尺來衡量房產價值時,意味著他們已經在潛意識里剝離了房產的“投機屬性”,回歸其作為“經營性資產”的“使用價值”。
要知道,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雙重屬性。在傳統的房地產投機邏輯中,人們關注的幾乎全是交換價值,房子只是一個符號,一個等待被更高價格接盤的籌碼,其居住功能被完全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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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投資邏輯聚焦于“租金”時,房產的使用價值,即其作為居住空間的功能被重新激活,并以貨幣化的形式呈現出來。
這并非某種道德說教意義上的“回歸居住屬性”,而是一種市場自發的、非強制性的金融邏輯修正。投資者不再賭未來房價“會漲到多高”,而是算現在“能租多少錢”。
在這個意義上,這場抄底潮客觀上完成了一次對廣大投資者的“金融啟蒙”,它讓“租售比”這一核心價值指標超越了單純的“漲價預期”,成為衡量房產價值的新標準。
這是市場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并實踐“房住不炒”理念的體現,如果“房住不炒”從政策口號轉化為投資者的成本收益計算,我認為才真正實現了其金融邏輯層面的落地生根。
這種邏輯轉變之所以能夠發生,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低利率時代已經持續多年,銀行存款利率、國債收益率、大額存單利率紛紛降至歷史低位,無風險收益率的持續下行使得大量閑散資金失去了傳統意義上的保值增值渠道。
股市波動劇烈,理財產品打破剛兌,投資者在資產荒的困境中四處尋找出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老破小”因其總價極低、地段成熟、租金回報相對穩定而進入投資者的視野。當一套房子的租售比能夠穩定地跑贏銀行存款利率時,它就構成了一個天然的“價值洼地”。
這并非什么高深的金融創新,而是資本在低利率環境下最樸素、最原始的逐利本能——只要存在確定的息差,資金就會自發地流向那里。
它的生命力完全取決于一個核心假設,那便是租金現金流的穩定與可持續性。
所有關于租售比的計算,都建立在一個理想的靜態模型之上,假設租金永遠不降、空置期永遠為零、利率永遠不變、房屋永遠可出租。
當這種投資行為從個例走向批量,從分散走向規模化時,我們不得不審視這個模型背后隱藏的脆弱性根源。
一旦宏觀環境變化,或區域租賃供給過剩,租金下行10%-20%,這個看似完美的現金流模型就可能瞬間崩潰。
像成都買家“貸款220萬、月供1.4萬、租金2.1萬”的模式,在社交媒體上被包裝成一個完美的“撿錢”故事,但它本質上是一個建立在多重理想化假設之上的脆弱模型。這個模型的精妙之處在于,它巧妙地將未來二三十年的租金收入貼現到今天,用銀行的錢撬動了一個看似永續的現金流機器。
但任何對這個模型中任何一個變量的擾動,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讓這臺機器瞬間停擺。
空置率是這個模型面臨的第一道考驗。
在投資者的計算中,八套房永遠滿租,月月都有2.1萬進賬。但現實中的租賃市場并非如此平滑。租客搬家、換工作、合同到期不續約,這些在任何城市的租賃市場都是常態。即便在一線城市核心區,每年一到兩個月的空置期也屬于正常波動。
對于批量持有的投資者而言,空置率的影響會被放大。一套房空置一個月,就意味著當月總收入減少約12%,直接吃掉近八分之一的年利潤。
如果空置期延長到兩個月,或者多套房同時空置,整個現金流模型就會出現缺口。更關鍵的是,空置率與租金水平往往同步波動——市場低迷時,不僅租不出去,還要降價才能成交。
而租金波動的必然性則是更深層的隱憂,當前支撐“老破小”投資邏輯的核心假設,是租金在未來二三十年保持穩定甚至上漲。但宏觀環境的變化隨時可能打破這一假設。
當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壓力增大時,租房需求會率先受到沖擊。高租金的房源可能最先被棄租,租客轉向更便宜的選項。當越來越多投資者涌入“老破小”市場,區域內的租賃供給會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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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二環內原本可能只有零星幾套“老破小”在出租,但當“小圓子”們批量買入、批量掛牌出租后,供給側的集中放量必然對租金形成下行壓力。
5%的租金下降,在這個模型中就意味著原本每月7000元的利潤被完全吞噬,現金流由正轉負。而10%的租金下降,則意味著投資者需要每月從其他收入中倒貼錢來維持月供。
另外,管理成本的“指數級”增長,更是這個模型中容易被忽視但又最為現實的問題。
一套房的出租管理或許可以交給中介,但當持有量達到七八套時,管理復雜度呈幾何級上升。找租客、簽合同、收租金、維修家電、處理鄰里糾紛、應對物業投訴、繳納各項費用,每一項都需要投入時間精力。
若每套房每半年出一次小問題,就意味著投資者平均每月要處理一到兩起事務。
對于有本職工作的個人投資者而言,這很容易演變為一場“管理噩夢”。如果將所有管理事務外包,則需要支付額外的服務費用,這又會進一步侵蝕利潤空間。
批量買入帶來的規模效應,在管理端往往體現為成本的疊加而非攤薄。
再者,利率風險也是頗大的,是懸在頭頂的利刃。
當前房貸利率處于歷史低位,這是“以租養貸”模式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但利率是周期的產物,不會永遠停留在低位。
如果未來宏觀政策轉向,市場利率上行,房貸利率隨之走高,月供壓力將驟然加大。
對于固定利率貸款的購房者而言,雖然月供不變,但機會成本上升;對于浮動利率貸款的購房者,月供將直接跳漲。
這個模型目前建立在對利率穩定的假設之上,沒有為利率上行預留任何安全邊際。
這個模式不管怎么說,都是有風險的。
投資者通過銀行信用將未來的租金收入貼現,實際上是在用信貸資金購買一種預期中的“剩余價值”轉化。
租金,是租客勞動收入的一部分,是勞動者在支付必要生活資料后可用于支付房租的剩余。當經濟景氣時,就業充分,租金收入有保障,貨幣循環順暢。
但當經濟周期下行,就業崗位減少,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下降,租金支付能力隨之減弱,預期的剩余價值就無法實現。
此時,投資者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鏈條斷裂,原本分散的個人資產負債表風險,將迅速轉化為銀行系統的壞賬。這種風險并非來自某一個大而不能倒的開發商,而是來自成百上千個“小而不能被忽視”的個人投資者,它以一種分散化、隱蔽化的方式累積,直到某個臨界點才集中顯現。
這個被理想化的財務模型,其脆弱性便是在于它把所有變量都假設為恒定的常數,而現實永遠充滿變數。當投資者在計算器上敲出每月7000元的盈余時,他們忽略的是,這個數字只有在空置率為零、租金不下行、利率不上升、管理成本不超支的理想世界中才能實現。而現實世界,從來都不是理想世界。
恒大的故事還未涼透,一個龐然大物轟然倒塌,牽連上下游無數企業,引發系統性震蕩。這種風險的特征是集中、顯眼、容易識別,監管層可以集中力量進行監測和處置。
本輪“老破小”抄底潮所孕育的風險形態,與這種傳統認知截然不同。
它不再集中于少數幾個“大而不能倒”的巨頭,而是分散在成百上千個“小圓子”們的個人資產負債表之中。
這是一種點狀化、分散化的風險,單個來看微不足道,但一旦規模化累積,其破壞力不容小覷。
單個投資者違約,對任何一家銀行而言都是“小事件”。
一筆幾十萬、上百萬的房貸壞賬,在銀行的資產規模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可如果經濟周期下行、租賃市場遇冷、租金普降時,成百上千個“小圓子”可能同時遭遇現金流危機
特別是“以租養貸”模型,必然會因為租金下滑10%或空置期拉長而瞬間崩潰。
當這些投資者集中出現斷供時,其累積效應就不再是小事件了。
提供這類房貸的銀行,尤其是那些深耕本地市場、業務集中于這類“老破小”按揭的中小銀行,其資產質量將面臨實質性沖擊。
這種風險從點狀向面狀的轉化,正是其最令人擔憂之處。
其可怕之處,在于它的隱蔽性和普遍性。
它不像大型開發商違約那樣“顯眼”,不會登上新聞頭條,也不會立即引發市場的恐慌。它潛藏在無數個普通家庭的財務安排之中,以潤物無聲的方式累積。只有當大規模違約實際發生時,監管層才可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這種風險的波及面遠比單一開發商違約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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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老破小”抄底的,多是擁有一定積蓄的中產或準中產家庭,他們試圖在低利率環境下為自己的積蓄尋找保值增值的出口。
如果這部分群體集中遭遇財務困境,其社會影響將遠超一家開發商的倒閉。這是一種“小而不能被忽視”的風險——單個個體雖小,但群體規模巨大;單個違約雖輕,但累積效應沉重。
這種新型風險對金融監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細化挑戰,傳統的房地產調控工具——“三限”政策(限購、限貸、限價)——在設計之初,主要針對的是投機性購房和房價過快上漲,其監管邏輯是“堵”。
面對這種分散化、批量化、基于“租金”預期的個人投資行為,傳統政策可能“失靈”。限購?這些投資者已經通過全款或貸款合法購得多套房源。限貸?他們的貸款申請在現有框架下完全合規。問題的核心在于,這類貸款的還款來源高度依賴于未來不確定的租金收入,而現行監管體系對此缺乏足夠的穿透式監測。
未來需要更精細的監管工具,比如對以租金為還款來源的個人貸款進行壓力測試,評估其在租金下降、空置率上升等情景下的違約風險;建立重點城市租金市場的動態監測預警機制,及時發現供給過剩、租金下行的苗頭;甚至考慮對批量持有租賃房產的個人投資者設置差異化的信貸政策。
這些精細化的監管手段,是應對這種新型風險的必由之路。
那么,在“房住不炒”的總基調下,這場由“租售比”驅動的“啟蒙運動”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它標志著市場在自發地向價值回歸,卻又在回歸的過程中埋下了新的風險隱患。
這種“喜”與“憂”的交織,正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在轉型期所面臨的復雜現實的縮影。
無論是天津的李先生、成都的“小圓子”,還是上海沿著一號線買入的投資者,他們手中的房源無一例外都位于城市的核心區域——成都二環內、天津核心區、上海靜安或徐匯。
這些選擇是他們的舒適區,集體共識:即便房屋本身破舊不堪,即便沒有電梯和像樣的物業管理,但它們腳下的土地承載著成熟的城市功能——優質的教育資源、便捷的醫療服務、密集的交通網絡、豐富的就業機會。
這些要素構成了城市最稀缺的“空間價值”,是任何新建郊區樓盤在短期內都無法替代的。投資者購入的不是那幾十平方米的破舊建筑,而是這片土地所附帶的城市功能和確定性。這是一種對城市空間價值的再投資,是對“地段、地段、地段”這一房地產鐵律的極致演繹。
與這種對核心地段的追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房地產鶴崗化”現象所揭示的另一極。譬如資料顯示95個“鶴崗化”城市、266個收縮型城市,遍布東北、西北、西南、中部。在這些地方,同樣有“老破小”,價格可能低至幾萬一套,卻無人問津。
鶴崗的老城區、阜新的偏遠片區、雙鴨山的礦區家屬樓、玉門的老城區,這些地方的“老破小”與成都二環內的“老破小”在建筑質量上或許并無本質區別,但在資產屬性上卻天差地別。前者是無人問津的負資產,后者是被爭搶的生息資產。
這種兩極分化深刻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只有核心地段的“老破小”才具有“生息資產”的價值。
沒有人口流入,就沒有租賃需求;沒有產業支撐,就沒有就業崗位;沒有城市功能,就沒有居住價值。
當一個城市陷入“房比人多”的困境時,任何房產都將回歸其最原始的“居住價值”而徹底喪失“資產價值”。
這種回歸是殘酷的——房子依然是那個遮風擋雨的房子,但它不再能承載財富保值的功能。
而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不會因為這一波抄底潮而逆轉,反而會在未來進一步加劇。
我認為,在此后的未來,中國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將沿著兩條截然不同道路前行。
在一線和強二線城市的核心區,房產將越來越多地被市場視為“生息資產”或“類固收工具”。其價格將由租金回報率與資金成本的比較來決定,估值邏輯將逐步向商業地產或REITs靠攏。
這意味著這些區域的房價波動將更多地反映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利率下行時價格上漲,租金下行時價格承壓。
而在廣大三四線城市及收縮型城市,房產將越來越接近純粹的消費品。其價格將由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實際居住需求決定,不再具備跨周期、跨區域的資產配置功能。
在這類城市購房,與購買一輛汽車、一套家具在性質上越來越趨同——支付的是使用價值,而非未來升值的預期。這種城市間的“二元分化”,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從增量開發時代邁向存量運營時代的必然結果。
這場由“租售比”驅動的抄底潮,在“房住不炒”的總基調下,呈現出一種復雜的“喜憂交織”的情況。
從“喜”的角度看,它客觀上完成了一次對廣大投資者的“金融啟蒙”。當投資者開始用“租售比”與“存款利率”孰高作為決策依據時,意味著房產的“漲價預期”這一單一敘事被打破,“現金流”成為新的價值標尺。
這是市場在自身邏輯內對“房住不炒”理念的一次深刻理解和實踐。
從“憂”的角度看,當“以租養貸”被規模化、加杠桿復制時,它構建了一個脆弱的、對宏觀環境和微觀管理高度敏感的財務模型。
這種分散化的個人資產負債表風險,一旦形成規模,可能對金融體系造成“涓涓細流、匯成江河”式的沖擊。
所以,我感覺上,不同的主體非常需要承擔各自的角色。
投資者“抄底”不等于“盲從”,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精細化的“微操”游戲。必須具備極強的現金流管理能力、區域市場研判能力和物業運營能力,不能簡單復制社交平臺上的個例。
高收益的背后,是與之匹配的高風險和專業門檻。對于監管層而言,需要未雨綢繆。在鼓勵市場價值回歸的同時,應高度關注這種新型投資模式帶來的潛在風險。
加強對個人房貸尤其是以租金為還款來源的貸款的宏觀審慎管理,建立對重點城市租金市場的動態監測預警機制,防止局部風險累積成系統性威脅。
對于全社會而言,這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從“增量開發”時代邁向“存量運營”時代的一個縮影。它要求我們重新審視“資產”的定義,學會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在“房住不炒”的頂層設計下,探索市場自發調節與金融風險防范之間的平衡點。
這既是對市場的考驗,也是對全社會經濟金融認知的“成熟度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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