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權更迭為什么不是美以的首要目標？

伊朗是一個以 什葉派伊斯蘭教 為國教的國家，絕大多數國民是穆斯林，其中 什葉派占絕對主導地位 ，是全球什葉派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國家。

在伊朗的全部人口中，穆斯林約占全國人口的98.8%。非穆斯林人口約占1.2%。這里面包括基督教，猶太教和瑣羅亞斯德教等宗教。

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穆斯林中，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是絕對主體，約占全國總人口的 90%–95%。

以2025年約8855萬的總人口計算，什葉派穆斯林人數大約在7970萬至8412萬之間。

其余約5%-10%的穆斯林主要為遜尼派。在巴列維時代，也大體如此。

1921年，哥薩克旅指揮官禮薩·汗在英國默許下發動政變，控制德黑蘭，逐步掌握軍權。1925年，議會廢黜卡扎爾王朝，禮薩·汗加冕為國王，建立巴列維王朝。

1924年，禮薩·汗曾嘗試推動共和制，但遭到什葉派宗教領袖強烈反對。他隨即放棄共和主張，轉而與伊斯蘭上層勢力達成妥協，從而獲得其支持，順利建立君主制。

巴列維家族屬于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這是伊朗的主體伊斯蘭教派。作為伊朗的統治家族，巴列維王朝成員在身份上遵循伊朗國民主流的什葉派信仰。這一信仰歸屬是王朝合法性的傳統來源之一。

盡管出身什葉派，巴列維王朝（尤其是禮薩·汗及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執政期間大力推行 世俗化、西方化改革 ，試圖削弱宗教階層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

例如： 限制宗教法庭權力，推行世俗法律體系。取締宗教服飾如強制婦女摘除頭巾，推廣西式著裝。沒收部分宗教地產（瓦克夫），削弱宗教機構經濟基礎。

激進的世俗化政策導致王朝與宗教勢力（以霍梅尼為代表）關系破裂，最終什葉派宗教階層成為1979年推翻巴列維王朝的核心力量之一。

巴列維家族在身份上屬于什葉派，但其統治政策卻致力于削弱宗教對公共生活的影響。這種“世俗專制”與宗教傳統的矛盾，成為王朝最終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3年“白色革命”后，女性首次獲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得以參與議會選舉并擔任公職。女性獲得接受高等教育、出國留學及從事各類職業的權利，文盲率大幅下降。

1967年頒布的《家庭保護法》是核心進步，1975年進一步修訂。該法規定：丈夫娶第二任妻子需經首任妻子同意及法院批準。廢除丈夫單方面“休妻”特權，離婚需經家庭法院裁決，女性首次獲得提出離婚的權利。女性最低結婚年齡從9歲逐步提高至15歲（1935年）乃至18歲（1970年代）。子女監護權不再自動歸屬父親，法院可根據情況判給母親。

巴列維家族想通過世俗化，試圖在短時間內將伊朗變為“世界第五大強國”。

然而，他解放婦女權利的做法，讓底層的貧窮男人沒有了可以壓迫的對象，讓他們變成了真正的社會底層。在以前，還有霍梅尼當政后，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不管男人活的多么窩囊，回家之后總歸有一個出氣筒，然而，巴列維把這個出氣筒拿走了，就像是拿走了嬰兒的安慰奶嘴，讓底層的貧困人口沒有了最后的心理安慰劑。

同時，被解放的女性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在經濟增長后并不滿足與被給與的權利，希望進一步的獲得更多的權利，他們忽視了事情的變革需要過程，忽視了任何社會都有貧富差距和腐敗， 忽視了他們所所獲得的權利在當時來說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時代。

他們把巴列維政權視為“美國的傀儡”，民族主義者和宗教勢力均對此強烈不滿。宗教勢力利用底層貧民對貧富差距和世俗化所引起的對立以及政治上的不自由和對反對的鎮壓，進一步激化矛盾。

這些人都忘記了，他們已經擁有了他們從來沒有的東西，就像現在很多人剛吃上飽飯就開始思念以前的生活一樣。

女性成為反國王示威的主力軍之一。她們戴上傳統頭巾作為“反西化、反專制”的政治符號，與男性一同高喊反國王口號，甚至參與街壘戰斗。

參與者包括傳統宗教家庭女性、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左翼活動家、巴扎（集市）商販妻子以及海外留學生。許多人并非出于宗教虔誠，而是將戴頭巾視為對抗巴列維強制世俗化、爭取民主的象征。

女性在長袍下隱藏反政府傳單與彈藥，承擔情報傳遞、傷員救護等任務，成為革命網絡的重要節點。

巴列維做夢也想不到，他的改革給予了伊朗人權利，伊朗人卻利用這些權利，否定了巴列維的政績：

1963年啟動的“白色革命”以土地改革為核心，使92%的農戶獲得耕地，并推動工業化、城市化。

1970年代人均收入達2250美元，一度號稱“世界第九富國”。

基礎設施大幅改善：修建2.1萬英里公路、17個機場，發電量增長近14倍，建立鋼鐵、化工、汽車等重工業體系。

賦予女性選舉權（1963年），頒布《家庭保護法》限制一夫多妻、提高女性離婚權，出現首位女部長、女法官。

推行免費義務教育，文盲率從2/3大幅下降，1978年25%人口受過中學教育，18.5萬人讀大學。

建立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體系，人均壽命從41歲提高至51歲。

反對者僅僅把眼光盯在了腐敗，貧富差距和政治不自由上面，完全忽略了他的政績，認為這不可接受。然而，事后想想，巴列維政權的瑕疵就真的那么不可接受嗎？如果當時肯定他的成績，選擇慢慢改變瑕疵會不會是更好的結局？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當惡霸橫行的時候，所有人都唯唯諾諾，甚至都不敢指證惡霸的惡行，但是當一個俠客為民除害以后，那些唯唯諾諾的市民，卻敢向俠客索賠在打斗中損害的財產，然而他們卻對惡霸踢翻他們的水果攤默不作聲。

卡特政府推行“人權外交”，對巴列維政權施加壓力，限制其武力鎮壓，并在革命關鍵時刻拒絕提供軍事干預，使國王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支柱。

一切因素湊到一起，最終讓伊朗回到了原點。霍梅尼政權利用女性力量推翻巴列維后，旋即以“回歸伊斯蘭傳統”為名，通過法律與社會政策將女性重新置于從屬地位。

王朝的崩潰直接導致神權政體上臺，女性權利倒退、國際孤立至今，巴列維時代成了伊朗一個曾經的傳說。

許多參與革命的女性（尤其是世俗左翼）后來感嘆：“ 我們幫助結束獨裁，卻迎來了更嚴酷的束縛 ”。

然而，這又是誰造成的呢？

對于一個變革中的社會，你在看到他的不足時必須同時著眼于他的變革，任何社會的變革都不會一步到位，都是在變革中磕磕絆絆的前行，即便是美國婦女，也在不斷地爭取權利。

無限放大缺點忽略進步，最終的結果就像伊朗一樣，在回歸原點之后，忽然發現，自己反對的原來是自己最好的時代。

很多人在替伊朗的女性鳴不平，又有誰知道這是他們親手為自己創造的未來。很多人期望美以幫助他們，但是誰又能保證事情不會再來一次？

現在的美以伊戰爭，又處在了變革的拐點，看看人口的構成，看看以前的經歷就會明白，美以沒有選擇政權更迭作為首要目標是多么明智。

否則，很可能多年之后，新的傀儡政權又會在怒罵聲中被推翻。

或許，委內瑞拉的現狀是最好的結局。 實際上，這也是川普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