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莊則棟給萬里副總理寫信提出兩點要求，萬里很快作出批示

1983年初夏的太原，夜風從汾河邊慢慢吹過來，煤城的燈光不算璀璨，卻格外踏實。山西省體工隊簡陋的宿舍里，一盞臺燈亮到很晚。燈下的莊則棟，已經不再是那個在世界大賽上揮拍如風的“三冠王”，而是一位被安排到地方工作的“有問題干部”。桌上鋪著稿紙，他頓了頓筆，又把目光移向一旁已經寫好、疊得整整齊齊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的。

這一刻，與其說是他在給國家領導人寫信，不如說是在給自己的人生做一個艱難的注腳：請求工作，允許出書，重新站起來。

有意思的是，就在寫信之前，他剛從臨汾回來。在少年體校的球臺邊，一群十二三歲的小隊員眼神發亮地望著他，追著問：“莊老師，您真是世界冠軍嗎？”這個問題聽起來略帶稚氣，卻直戳人心。因為在那些孩子的記憶中，世界冠軍是書本上的名字，而不是眼前這位穿著有些舊、說話卻很耐心的中年人。

也正是這一幕，讓莊則棟下定決心：要把手中這封信寄出去。

一、從世界冠軍到“有問題干部”

說起莊則棟，很多中年球迷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1961年北京世乒賽男子單打冠軍，1963年、1965年又先后蟬聯，連續三屆捧起世界冠軍獎杯，在國際乒壇上風光無兩。那時的他，不滿二十五歲，走路帶風，說話也帶著年輕人的鋒芒。

命運的轉折，從“文革”開始。十年動亂中，他卷入政治漩渦，被認定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榮譽一夜之間變成了包袱，掌聲仿佛都消失了。對于一個靠拼搏拿下世界冠軍的人來說，這種落差，不難想象。

粉碎“四人幫”之后，黨開始一步步為大批受到沖擊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平反、甄別。莊則棟的問題，也被列入復查。那段時間，他心里沒底，卻又只能靜靜等待結論。與此同時，他被安排到山西工作，身份既不再是國家隊主力，也不是光鮮的世界冠軍，而是一位需要“嚴格要求、妥善安排、發揮特長”的特殊人員。

山西省委對他的安置，相對比較明確：政治上嚴格要求，生活上適當照顧，業務上盡量讓他發揮乒乓球技術的專長。有領導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我們省乒乓球二十年上不去，你來了，要爭口氣。你在技術上有一套，我們支持你發揮。”

話說得不客氣，卻實在。莊則棟心里明白，這是組織給的一條路，也是一份試探。他不能再像年輕時那樣只看成績，他需要證明自己不僅能拿冠軍，還能教出人、帶出隊伍。

他先到臨汾地區少年體校幫忙，選苗子、教技術、上理論課，再到省體委為教練員培訓輪番講課。對他來說，這是一次從“臺前主角”轉向“幕后教練”的重來。講課時，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只講“怎么打”的少年冠軍，而是不斷強調“先懂道理再練動作”的中年教師。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理不明，則義不通；義不通，則技不精。”聽起來略帶書卷氣，卻是他吃透乒乓技術后壓在心里的總結。

回到太原后，他協助山西女隊訓練，把改造過的“近臺兩面快攻”系統地教給隊員。說句公道話，在當時的條件下，山西隊的基礎并不算強，他也只是“協助教練”，沒有響亮的頭銜。但他盯得細，練得狠，對細節尤其苛刻。

效果來得比預料更快。1983年春，中國國家隊赴太原進行友誼賽，山西女隊在對抗中一口氣贏了國家隊十二場，把其中幾位世界冠軍、全國一流選手都拉下馬。消息在體壇傳開，有人驚訝，有人感嘆，也有人開始重新打量這位“有問題的前世界冠軍”到底還有多少底子。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山西隊士氣高漲的時候，莊則棟卻悄悄萌生了另一個念頭——寫書。

二、“闖與創”：三年伏案，換來一紙批示

如果只看成績，很多人會以為莊則棟的人生關鍵詞只有“冠軍”兩個字。但在臨汾的一次重逢，讓他想到另一個詞。

那天，他在臨汾遇到了一位老球友——鈕琛。當年，兩人在北京少年宮同拜一師，一起練“近臺兩面快攻”。后來一個成了世界冠軍，一個在地方堅持教學，命運軌跡完全不同。更微妙的是，在莊則棟“高升”國家體委領導的時候，鈕琛覺得距離太遠，刻意疏遠過一段時間。世事變換，等到莊則棟被下放到山西，兩人才重新坐在一起，坦然聊天。

茶杯放下，話題慢慢轉深。莊則棟沉吟片刻，突然說了一句：“我想寫一本書。”這一句，說得不算高調，卻透著決心。鈕琛心里大概明白，卻還是追問：“為什么？現在寫，打算怎么寫？”

莊則棟沒有回避：“我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人，走上世界乒壇的每一步，都是國家、集體給的機會。十年動亂里犯的錯誤，確實嚴重。現在痛想過去，只能說后悔晚了。但人活著，總得做點補償的事。我想把自己的乒乓路寫出來，技術、經驗，還有錯誤和教訓，都寫清楚，讓后來的人汲取一點東西，也算對得起這輩子。”

這段話，既有愧疚，也有一種倔強：不愿只留下“問題干部”的標簽，更不愿讓幾十年積累的技術和經驗爛在肚子里。

鈕琛只說了一句：“我幫你。”話不多，卻到了關鍵點。此后幾年，兩人幾乎把生活壓縮到了寫作上。

那時的生活條件，和他當年做世界冠軍時完全不同。鈕琛一家住的，是一套不大的住房，桌子不夠，兩人只好有時趴在矮桌，有時坐在炕沿，身前攤著資料和稿紙。只有在家人上班、上學之后，以及深夜家人入睡之后，屋子才能安靜下來。家里人回憶，當時看見他們倆常常半夜仍然伏案，一個翻閱資料，一個在稿紙上密密麻麻地寫字，燈光映在額頭上，顯得格外憔悴。

生活上的拮據，也是真實存在的。買點新鮮蔬菜，要去農貿市場來回砍價；為了配合書中的技術圖示，有的動作需要重新拍照。那會兒攝影還不普及，膠卷緊缺，他跑了好幾個地方，托了不少人情，才湊齊一批快速膠卷。為了拍清楚動作，他專門到太原西山煤礦，請那里一位叫陳繼益的攝影師幫忙。酷暑天，他在球臺邊一遍遍做示范，少年隊員配合對打，汗水往下滴，攝影師則反復調整角度，把每個技術動作定格下來。

這本書，既要講技術，又要講故事，還要講道理。三十多萬字的初稿，硬是磨了三年左右，才算成型。書名定為《闖與創》——“闖”，是他從少年宮走到世界賽場的過程，有沖勁、有冒險、有狠勁；“創”，則是他在技術上、訓練方法上不斷琢磨、總結、提煉的那一部分。

書稿成形后，他拿著稿子去找中國展望出版社商談出版。編輯坦率地說出顧慮：“你是立過功的，也犯過嚴重錯誤。你的技術和經驗，從專業角度講，是國家財富。書我們看過，很有價值。但有一點，得等你的問題有正式結論，如果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才敢放心出版。”

這話很實在，也很符合當時的環境。莊則棟明白，書稿寫完只是第一步，要走出書房，還得靠政策結論。

1983年，相關部門終于給出了正式結論：莊則棟“犯嚴重政治錯誤，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這幾個字，對當事人來說分量不輕，意味著問題性質有了明確評價，也意味著可以恢復一定的政治待遇。

得知結論后，他第一時間又去問書能不能出。得到的答復是：“當然允許出版。”按理說，到這一步，書應該很快就能與讀者見面。可實際情況并不順利。幾個月過去，出版手續遲遲未能辦妥。書稿仍躺在抽屜里，而他在山西的工作依舊平靜。

那段時間，莊則棟難免焦躁。他非常清楚，這本書，不僅是對自己運動生涯的梳理，也是一個向社會重新證明自己的契機。如果不能順利出版，他在專業上的積累就難以真正轉化為社會財富。

在這種復雜心境下，他做出了一個很多人不太敢做的決定——給時任副總理萬里寫信，坦率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希望組織分配正式工作，二是請求允許出版《闖與創》。

也有人替他捏了一把汗：向中央領導直接寫信，哪是隨便的事？但從他的角度看，當年的錯誤已經作了結論，個人的技術、經驗客觀存在，他既不想要特殊照顧，也不愿意悄無聲息地“退休在地方”。這一封信，既有求助意味，也有承擔后果的意思。

讓人意外的是，萬里很快在信上作了批示：立即分配工作，準其出書。文字不算多，卻切中要害。相關部門隨即落實，在為建國三十五周年準備的體育成就展覽中，還補充了莊則棟蟬聯三屆世界冠軍的資料和展品。這一舉動，不光是展柜里多了幾件展品，更重要的是，國家正式、公開地確認了他過去的功績。

隨后，他也和其他世界冠軍一樣，開始享受每月增加三十元的補助工資。數字看著不大，但在當時，是一種象征。莊則棟自己后來坦率地說：“中央對我的政策，使我的心熱乎乎的。”這句“熱乎乎”，聽著樸實，卻能感到那種壓抑了多年的情緒有了出口。

政策的調整，讓他的書迎來了真正的機會。展望出版社正式敲定出版計劃，《闖與創》這部約四十萬字的著作，融技術性、知識性、哲理性和故事性于一體，很快贏得體育界和出版界的一致好評。有編輯忍不住把書拿回家，隨手給孩子讀了幾段，沒想到孩子聽得入迷，一再要求“再讀一點”。這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真正扎根實戰、寫得真誠的東西，很容易跨越年齡。

消息傳出后，海外多家出版機構也聞訊前來，希望能獲得該書的版權。有的出版社甚至開出數額不低的稿酬。有傳聞說，有外國出版商提出，如果把版權交給他們，可以支付二十萬美元的報酬。在當時，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

面對這樣誘人的條件，莊則棟卻沒有猶豫。他謝絕了一切海外出版商的獨家要求，并專門寫信給萬里，說明自己的態度：“我是中國人，我寫書不是為了賺錢。我的技術是黨、祖國和人民培養出來的。我出生在這片土地上，我的思想、感情、成就、錯誤，都發生在這里。我寫書，是為了還種子于土地，還種子于母親。”

這句話，語氣平靜，卻透出一種明確的價值觀：不愿把個人經驗當成純粹的商品，更不愿與國家培養自己的那條根割裂。

三、荻村訪華：一場跨越三十年的約定

談到《闖與創》的出版，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與日本乒壇名將荻村的交集。

荻村伊智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幾乎壟斷世界男子乒乓球冠軍，是那個年代國際乒壇的標志性人物之一。后來，他又擔任國際乒聯代主席，在國際體育外交領域也頗為活躍。很多中國老球迷，對他并不陌生。

1980年前后，荻村得知莊則棟被安排到山西工作后，曾多次撮合日本乒乓球隊訪問山西，希望能借此見上一面，但陰差陽錯，總未如愿。直到1983年，香港《鏡報》發表《乒壇霸主今安在》一文，披露莊則棟正與老球友鈕琛在山西合寫一本名為《闖與創》的書，荻村這才抓到實在線索。

他很快寫信給山西人民出版社，開門見山：“我和莊先生是摯友，我猜他的書可能在貴社出版。我懂日文、英文，也略懂中文，由我來翻譯這本書最合適，希望能得到翻譯版權。”信件轉到莊則棟手里，他托出版社轉達謝意，并告知工作生活一切順利。

1984年10月9日，荻村乘飛機抵達北京。那一天，北京首都機場并不喧鬧，候機樓里的場景也遠不如今天這般繁忙。莊則棟提前趕到，在到達口靜靜等待。這次會面，隔著整整十二年。

兩人一見面，沒有太多客套，直接緊緊擁抱在一起。一個是五十年代叱咤世界乒壇的日本名將，一個是六十年代連續三屆奪冠的中國選手。他們之間有過激烈對抗，也有惺惺相惜。機場休息室內，兩人坐下后，話題一下跳回到1972年。

那一年，莊則棟以中國青年乒乓球代表團團長身份訪問日本，與荻村長談了十多個小時。談比賽，也談人生。荻村曾回憶自己年輕時準備參加世界大賽，卻囊中羞澀，連路費都湊不齊。朋友們得知后，自發幫他募捐，跑了一個月，終于湊夠差旅費。當錢送到他手里時，他忍不住給朋友跪下致謝。此后，每打一球，他都當成對這些“心血錢”的回應。

這些細節，在1972年的那次長談中說過，到了1984年再提起，兩人依舊沉默片刻。荻村感嘆：“我就是靠這份心血才走上世界賽場，每一個球，都不敢打得潦草。”

交談中，莊則棟提起一件往事：1956年，荻村第二次獲得世乒賽男子單打冠軍后，與亞軍共同拍攝了一部乒乓球訓練法的電影。那部影片，很快傳到中國，但能看的地方不多。只有十五六歲的莊則棟，通過各方打聽，輾轉來到某家人民銀行的放映室，才終于看上這部片子。片子不過二十多分鐘，他卻看得眼睛都不眨。他后來回憶：“我的眼睛像照相機一樣，把你們的動作、訓練方法全部裝進腦子里。從那以后，我把你們當作沒有拜過師的老師，我算是你們的外國徒弟。”

聽到這里，荻村動情地把他摟住，說了一句：“在攀登乒乓球高峰的路上，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這不只是客套話，更是一種同行之間的認可。

那次1972年的會面結束時，荻村送給莊則棟一本書，并輕描淡寫地說：“莊先生，將來你寫出書，我在日本替你全文發表。”他當時滿口答應。經歷了十年動亂、政治風波和身份起落，這個承諾在現實面前似乎一度模糊，但在兩人心里，卻一直沒忘。

1984年此番重逢，荻村來得很明確——這次是要和中國展望出版社商談聯合出版《闖與創》在海外的多個文種版本。談話間，他半開玩笑地問：“莊先生，你在這本書里，夸了誰，批評了誰？”話里帶笑，卻也帶著一點好奇。

莊則棟也用玩笑化解：“這里面，有褒有貶。所有被我戰勝過的、打敗過我的中外選手，我都寫得挺好，算是歌頌。真正挨批評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我自己。”

這種答法，不難看出他的態度：對別人多一分尊重，對自己多一分反省。荻村隨即正色地說，希望他在后半生繼續為中國和世界乒乓事業出力，“發出更多光和熱”。這句話，用在一位從頂峰跌落又重新起步的運動員身上，格外貼切。

在荻村的推動下，《闖與創》最終不僅在國內出版，還陸續以中、日、英、法、西班牙等多種文字面世。對于一名曾被視作“有嚴重問題”的運動員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別樣的修復：個人經歷從被壓在檔案柜里，轉變為公開的文字，被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讀者閱讀、討論。

四、重回少年宮：一張舊球臺，一句“從零開始”

書的出版有了著落，工作問題的解決也逐步推進。1984年，莊則棟提出一個樸素、卻很有象征意義的請求：希望回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市少年宮工作。

與國家隊、體委機關相比，少年宮的名氣并不算大。但對他來說，這里既是起點，也是情感上的歸宿。三十多年前，他還是個小少年，從這所少年宮走出，握起球拍，打進國家隊，登上世界冠軍領獎臺。三十多年后，他帶著一身曲折，又回到同一個地方，身份從天才運動員變成了教練。

北京市很快批準了他的請求。報到那天，他剛踏進少年宮，就看到當年的教練莊正芳。歲月在兩人臉上都刻下了痕跡，但稱呼沒變——師生。莊正芳張開雙手，緊緊抱住他。對于這對師生來說，這個擁抱既是歡迎，也是一次遲到多年的心安。

少年宮領導把十幾個小隊員交給他們共同帶隊，訓練由兩人一起負責。日常生活里，他們仍以師生相稱，分工卻不再那么嚴格：誰有空就多盯一會兒，誰想到新的練法就馬上在球臺邊試一試。不得不說，有名將坐鎮，加上老教練的配合，少年宮乒乓班很快又煥發出活力。

訓練間隙，有的孩子好奇地問：“莊老師，您真打過世界比賽嗎？”莊則棟笑著說：“你們好好練球，將來自己去打世界比賽，比我更厲害。”這類輕松的對話，背后其實有一層更深的心思——他不希望孩子們把精力放在他的過去，而是盡快把目光放到自己的未來。

這一年，他還被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接見。李夢華開門見山：“你過去為國家立過功，黨和人民不會忘。荻村來很有意義，書出版也很好。今后你可以常來看看國家隊，對訓練工作提些意見。”這番話，既是鼓勵，也是提醒：過去的榮譽可以被重新肯定，但真正能夠說明問題的，還是今后的工作。

莊則棟當場表示，會盡力做好，也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國家隊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議。對于一個曾經站在最高領獎臺的人來說，能夠以這樣的身份重新回到國家體育事業中，既是機遇，也是一種責任。

那天從國家體委回到少年宮，他情緒久久難以平靜。晚飯后，少年宮的走廊安靜下來，教學樓的燈一盞一盞地熄滅，院子里只剩零星幾處微光。他回到宿舍，坐在桌邊，翻看一天的記錄。腦子里一陣陣回放：山西的煤礦球館、臨汾窄小的寫字房、展覽館里的獎杯，乃至少年宮球臺上孩子們撲球時摔倒又爬起來的身影。

夜深了，他仍然睡不著。最后，他拿出一本本子，在扉頁鄭重寫下四個字——“從零開始”。

這四個字，落在紙上很輕。但對經歷過大起大落的人而言，卻不是一句簡單的自我勉勵。對莊則棟來說，“從零開始”不是否定過去，而是一種態度：不倚舊功，不躲錯誤，在新的起點上，把手里的技術、經驗，包括走過彎路的教訓，一點一滴地交給下一代。

試想一下，當年那個在少年宮里拿著舊球拍一遍遍練步伐的少年，大概想不到幾十年后，會以這樣的方式回到同一個球館。時代變了，身份變了，球臺還在，孩子們打球的認真勁兒也還在。他能做的，就是在不多的后半生里，把自己理解的“闖”與“創”，默默放進這一塊小小的球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