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湖南省委書記毛致用拜訪王建安，閑聊時坦言：我騎自行車來的

1978年初春，湘江邊的長沙，還帶著一絲寒意。那時的湖南，剛剛從特殊年代走出不久，經濟和社會秩序都在慢慢恢復，一些老將軍、老干部陸續到地方調研。就在這樣一個略顯樸素的年代背景下，一場后來被人津津樂道的“騎車拜訪”，悄悄發生在湖南賓館里。

那天，開國上將王建安作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到長沙視察工作。按照慣例，省委主要領導要登門拜訪。王建安身邊的秘書周忠秀，提前得到電話通知，說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要來。周忠秀下樓等車，心里很自然地想著：省委那輛大紅旗，一會兒準得開過來。

十幾分鐘過去，院子里照舊冷清，沒有紅旗轎車的影子，連中紅旗、小紅旗也沒出現。正納悶時，樓上傳來警衛員的招呼聲：“周秘書，上來吧，毛書記已經到了。”周忠秀快步上樓，看見會客室里，一個穿著很普通的中年人，正與王建安坐著說話。茶杯之間，一句略帶笑意的話，讓在場的人都愣了一下——“我騎自行車來的。”

有意思的是，這個細節后來在許多老同志口口相傳，幾乎成了毛致用一生作風的“注腳”。要看懂這位省委書記騎車來的意味，不妨把目光從那輛自行車，拉長到他的人生軌跡和時代環境里去。

一、寒門子弟出村莊，命運拐點在土改

1929年11月，毛致用出生在湖南岳陽縣筻口鎮西沖村。那是個普通不過的湘北小村，田地不多，家境清苦。少年時，他正處在民族危亡的年代，戰火、物價、流民，這些詞對那一代農村孩子并不陌生。

在許多人很早就輟學下田的時代，他磕磕絆絆讀完了小學和高小。書讀得并不算多，卻足以在當年的鄉村顯得“有點文化”。動蕩年代里，很多農家子弟對前途沒有明確概念，只知道一件事：多一個字，就多一條路。毛致用也是如此，既想改變自家命運，又隱隱希望國家好一些，這兩者在他心中并不分開。

1948年，他與同村姑娘易銀秋成婚。那一年，他十九歲，新婚小屋簡陋，連像樣的家具都不多，卻撐起了此后六十年相濡以沫的家庭。熟悉他們的人后來感嘆，這樁婚事看似普通，卻給了毛致用穩定的后方，讓他有底氣在風雨年代一頭扎進工作。

真正改變命運的，是新中國成立后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1951年前后，土改運動推進到西沖村，時任鄉黨委書記的李惠林，下鄉主持工作。他急需一個能寫會記、有一定文化的秘書，考慮再三，把目光落在毛致用身上。

“要不要來鄉里當秘書？”據后來回憶，當時的毛致用并不很情愿。田里農活重，家里還指望他的勞力。他一猶豫，李惠林只好另找別人。結果新秘書干了不久就被證明文化程度不夠，工作吃力，土改文書與材料都捉襟見肘。

李惠林不死心，干脆住到毛致用家里，連著勸了三天。有村民后來回憶，說當時李書記態度很誠懇，大意就是：“你這點文化，不用太可惜了。到鄉里來干，不是只為自己，也為鄉里人辦事。”試想一下，在那個年代，一個鄉干部愿意為一個青年住三天，說明看重之深。

最終，毛致用答應了，背著簡單行李上鄉里，當了秘書。這是他公職生涯真正意義上的起點。如果說之前的人生是在泥土里摸索，這一步就是從村口走向更大的天地。

二、從縣鄉到省委，改革風起時抓住機會

在鄉里工作一段時間后，毛致用因為貧下中農出身、表現踏實，被調到區公所當財糧干事。那時成分很重要，他的“出身好”，加上干活肯鉆研，很快就轉為正式干部，并于1950年代初加入中國共產黨。

隨后，他被調入岳陽地委組織部擔任組織干事，又不久到岳陽縣任副書記。基層的摸爬滾打，讓他熟悉了農村情況，也磨出一套和農民打交道的辦法。到上世紀60年代，他已陸續擔任岳陽縣委副書記、書記，再后來升任岳陽地委副書記、書記，開始主抓一方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縣、地這段時期，他格外重視農業生產。那時候全國都在探索怎樣多打糧，多種經營、科學種田剛剛起步，許多地方還停留在經驗主義上。他在岳陽一帶推動農業試驗田，鼓勵社隊搞復種、推廣新品種，還嘗試在丘陵地區發展多種經營。這些干法不算驚天動地，卻讓不少鄉親記住了一個細節：這位縣委書記經常下田，蹲在地頭看秧苗長勢，問得很細。

到1973年，他被任命為湖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下設若干書記分工負責）。四年后，也就是1977年，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成為當時湖南的主要負責人。那一年，他四十八歲，正是許多干部覺得“可以大干一場”的年紀。

時間往前推一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對省里一把手來說，這是一場觀念上的大考。舊的那套“唯政治運動論”要慢慢收起，如何抓經濟、抓發展，許多人心里沒底。湖南雖是農業大省，卻并不沿海，改革之初容易心存顧慮，要不要“冒險”學廣東？要不要打破一些舊規矩？這些問題擺在桌面上。

毛致用的態度，比較明確。他認為，中央既然定下“發展經濟”的方向，地方就得把腦筋動到“怎么干”上，而不是糾纏“要不要干”。所以在擔任湖南省委主要領導的十幾年里，他屢次強調“解放思想，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際上就是推動干部轉變觀念。

三、騎車去拜訪，暗含為官之道

再回到1978年春天那天的會面。王建安是參加過多次戰役的老上將，時任中顧委委員，對地方工作一向很關心。得知他下榻湖南賓館后，湖南省委辦公廳趕緊向省委第一書記匯報。毛致用聽完，當即表示要登門拜訪，卻沒有安排車隊、前導，而是簡單吩咐一下，便騎車出發。

在那個年代，省委那輛大紅旗轎車，在省城非常顯眼。一般重要場合，大家都下意識認定：只要書記出門，這輛車一定會出現。所以，周忠秀在賓館門口“守著車等人”，也算人之常情。等不到車，卻等來了人，這個反差本身，就很耐人尋味。

當周忠秀端茶時忍不住好奇，輕聲問了一句：“毛書記，怎么沒看到您的車？”毛致用笑著回：“這么點路，我騎自行車來的。”語氣平平，卻把一種習慣用車、不輕擺架子的態度傳遞得很清楚。此后他與王建安一邊吃飯、一邊談湖南情況，直到晚上才告辭。臨走時，幾個人特意送他到賓館車棚，親眼看到他推車上路，這段經歷也就深深刻在了回憶里。

這種樸素，不僅體現在出行方式上，也體現在他處理群眾問題時的態度。有一次，他在信訪材料中看到長沙某國營大飯店被群眾多次投訴，集中反映“服務態度惡劣、衛生狀況差”。有的信寫得很直白：“端著鐵飯碗，沖我們大吼大叫。”他看完后，沒交給下面簡單批轉，而是決定“自己去看看”。

那天，他只帶兩名警衛，換上普通衣服，悄悄來到這家大飯店。一進門，眼前景象讓他眉頭緊皺：地面油漬未擦，殘羹剩菜堆在桌上，桌布油膩斑斑，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混雜的味道。更讓人別扭的是，幾個服務員靠在一起聊天，顧客進門也沒人搭理。

他沒有立即亮明身份，而是徑直走到一張臟兮兮的桌子旁，抬手拍了一下桌面：“顧客剛坐下，桌上剩菜剩飯也不收拾，桌布也不換，這樣讓人怎么吃？”一名服務員似乎被打擾了興致，不情不愿走過來，一邊慢吞吞收拾，一邊嘟囔：“還沒吃就先提意見，像你這樣的顧客不多。”

一句話點燃了火頭。毛致用沉聲說：“你們工作時間顧著聊天，本來就不對。飯店營業，起碼要窗明幾凈，讓顧客舒心，有空再聊不遲。”服務員聽出他語氣不軟，干脆頂了回去：“你說話咋這么沖？以為自己是領導來教訓人？最多就是個吃飯的主嘛。”

“有意見就去商業局反映，嫌我們不好，還可以去別家吃。”旁邊幾名服務員也圍了過來，有人語帶譏諷：“端著國家鐵飯碗，又不是吃你家的。”

這幾句話，放到今天看，似乎不過是“嘴硬”，可在當時的國營體制下，反映的卻是一種帶有代表性的心態：穩定崗位在手，對群眾意見不在乎。毛致用被當場頂撞，臉色驟變，幾乎是拍案而起：“你們端的是國家飯碗，就要為國家、為顧客負責。這樣的態度，還配站在柜臺前？”

他當場讓警衛去找市商業局負責人。等局長趕到后，他把飯店衛生、服務問題一一指出，當面批示：立即停業整頓，幾名態度惡劣的服務員停職檢查，對屢受群眾投訴、屢教不改者予以辭退。當天，他一口飯沒吃就離開了，但留下的震動不小。

從騎車去見老將軍，到親自暗訪飯店，可以看出他那一套為官習慣：對上尊重，對下嚴格，對群眾意見較真。這種作風，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扭轉一些“官本位”“鐵飯碗”慣性，還真起了一定作用。當然，從今天的視角看，某些處理方式可能偏硬，但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中，這樣的“硬”，對推動服務意識轉變，還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四、改革開放中布局湘南，再奔江西再挑重擔

時間推進到20世紀80年代。全國改革開放全面展開，沿海地區先走一步。廣東、福建憑借地理位置，被批準設立特區，很快在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方面跑在了前面。內地省份如何跟上，是擺在每個省委書記面前的問題。

湖南地處中部，外貿和工業基礎都不算突出。但毛致用注意到，湘南地區與廣東、廣西、江西毗鄰，是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天然通道。如果一直按老辦法“關起門來過日子”，就可能被遠遠甩在后面。于是，他開始推動一個看似“靠邊”的區域，進入全省發展視野。

1988年1月，他專程赴湘南考察，深入衡陽、郴州、零陵（后改為永州）等地，反復研究：“怎樣利用靠近沿海的地理優勢，把湖南的門打開？”考察歸來，他提出“以開放對開放，以開放促開發”的思路。表面看這兩句只差幾個字，實則是兩層意思：一是主動向外開放，爭取政策；二是借開放帶動本地開發，而不是單純當加工地。

同年，湖南省委決定將郴州、零陵、衡陽三地市作為全省改革開放試驗區，探索一條由沿海向內地延伸的發展通道。5月11日，國務院正式批復湖南省政府《關于加快湘南開發的請示》，同意將衡陽市、郴州地區、永州地區作為由沿海向內地改革開放過渡試驗區，設立湘南改革開放試驗區。

這份批文，讓原本被視作“邊緣地帶”的湘南，一下子站到了湖南對外開放的前沿。沿海企業、外地資本逐步進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跟著提速，湘南成為湖南追趕改革開放大潮的一個突破口。不得不說，這一安排，體現出一定的戰略眼光——既順應中央沿海—內地梯度推進的總體布局，又找到了湖南自身可以發力的空間。

與此同時，毗鄰的江西整體發展相對緩慢。到了1980年代末，這種差距愈發明顯。江西農業比重很大，工業薄弱，財政收入有限，有些地方長期處于貧困線邊緣。中央在調研后，考慮從有成功經驗的省份選派領導干部去江西“補課”，毛致用就在這種背景下被調任。

1988年4月，他出任江西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與湖南相比，江西問題更集中：一是農村基層組織有些渙散，隊伍不穩；二是經濟結構單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面對這些，毛致用沒有一頭扎進“項目”和“數字”，而是先把目光放在基層組織這一“地基”上。

他多次深入農村，尤其是到一些基層黨支部軟弱的村莊，和干部、群眾面對面座談。有時看到支部書記對情況說不清楚，他當場提醒：“村里事，你不比我清楚可不行。”在此基礎上，江西省委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調整不勝任的干部，培養一批“帶頭人”。

同時，他并沒有忽視發展。利用江西山多水多的特點，推動林業、水利和特色農業發展，還嘗試總結生態農業經驗，其中“一欄豬、一口（沼氣）池、一片果”的模式，后來在贛南一帶推廣開來。這種經營方式，既解決了農家燃料問題，又兼顧環保和增收，逐漸被概括為“贛州模式”，在全國農業結構調整中多次被提及。

從全局看，毛致用途經的這幾步——湘南試驗區布局、江西生態農業探索——有一個共同點：都盡量結合當地實際，不照搬沿海經驗，也不空喊口號，而是在資源稟賦和政策空間之間，找到一個可行的結合點。

1998年，他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走上國家層面工作崗位。其間，他多次赴地方調研，尤其關注中西部農村經濟發展，湖南、重慶等地都留下過他的調研足跡。這時的他已近古稀，卻仍保持著在田埂上與農民聊天、走村入戶看情況的習慣。

五、卸任不戀城，回到西沖種地養雞

2002年3月，全國“兩會”結束后，毛致用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照一般人的想法，這樣一位國家級領導人，多半會在北京或省城安頓下來，享受相對便利的醫療、交通條件。但他沒有在大城市多停留，而是很快作出一個讓很多人想不通的選擇——回岳陽縣筻口鎮西沖村養老。

消息傳到當地，有人私下議論：“這個人真傻，在大城市住不好嗎？偏要回農村受累？”也有人替他擔心：農村條件有限，年紀大了，萬一有個頭疼腦熱，不比城里方便。面對這些議論，他本人倒很輕松，據熟人回憶，他笑呵呵地說：“鄉下好，空氣好，水也好，菜更好。”

他回村的過程并不張揚。鎮里和村里得知消息后，考慮到他原有的身份，專門籌了一點錢，把老屋院子重新抹了水泥地，以圖整潔體面。等他回來后，仔細問清了花費情況，把錢按成本一分不少退回去。他的意思很明確：村集體的錢，有別的地方用，這點小事不必破例。

中央也曾考慮配警衛常駐他家，他婉言謝絕。只是根據工作需要，保留基本安全安排，平時并不喜人前簇擁。西沖村的大多數普通村民，甚至說不清他是哪一天回來的，只隱約知道：“致爹有一天就又住回老房子了。”

回鄉后，他沒有把自己當成“退休干部”，而是把院后那片山坡、那口魚塘、那塊菜地，當成新的陣地。在屋后，他搭了個雞棚，養了七十多只土雞，又承包了一口魚塘，邊上開出一塊菜地，種上各種蔬菜。他還安排侄兒一起建了豬圈，養豬產的糞便，用來建沼氣池，再把發酵后的沼液用作魚塘和菜地肥料，形成一個小小的“生態圈”。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不只是“掛名戶主”，而是真刀真槍地干活。每天清晨六點左右，他準時起床，有時天還蒙蒙亮，就一個人走向后院，喂雞、看豬、檢查沼氣池、下地除草，日復一日。除非大雨大雪，他極少懈怠。這種生活節奏，和他當年在贛南推行“一欄豬、一口池、一片果”的理念一脈相承，只是從宏觀試點變成了自家實踐。

有人問他，圖個什么？他笑著說過一句：“自己種的菜，不打農藥，不施化肥。養的雞、魚，不用添加飼料。吃著踏實，送人也踏實。”家里備的土雞蛋，往往多得吃不完。每當有老同事、老領導到湖南調研順道探望，他常會提一籃雞蛋、或者幾樣土特產相贈，不講排場，只講心意。

六、關心鄉親不放手，嚴厲也是一種擔當

回到西沖村，他并沒有只操心自家三間小屋，而是自覺把眼光放在整個村子。村里人一開始不太適應，甚至有點發怵。曾任村支書的毛榮昌就說：“老毛是國家級領導人，回到農村，大家都怕伺候不周，也有人猜他住不久。”

事實證明，這些擔心多余。他在村里的存在感，一部分來自日常的平易近人，另一部分來自對公共事務的“管得寬”。他把村莊發展看作一項集體工程，先從兩件事入手——推廣沼氣池和修路。

在江西工作時，他就推動過以“豬—沼—果”為核心的生態農業工程，既改善生活條件，又保護環境。回鄉后，他很快意識到：如果家家戶戶都燒柴，山上的樹遲早要被砍光，水土流失也會加重。于是他鼓勵村民建沼氣池，還幫助協調技術和資金。有村民起初不理解，擔心“折騰”，但看到他自己家先做起來，用上干凈燃氣，灶膛沒有黑煙，很多人也動心了。

“有了沼氣，農民就不砍樹了，連茅草都懶得割。”這話聽著樸素，卻切中要害。十多年下來，西沖村的綠化明顯改善，山頭重新披上綠衣，村子周邊水質也有所好轉。外地人再來，常會感嘆一句：“這村子環境還真不錯。”

另一件大事是修路。沒路，農產品出不去，孩子上學、村民就醫都不方便。他深知修路要錢，要協調，也不可能完全指望上級撥款。于是，他一方面拿出自己的積蓄，另一方面托熟人引進資金和技術，推動村里建設集體養豬場，發展集體經濟。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來支持道路建設。

隨著路一點點通，村里發生的變化，村民們感受最真切。出村不用再在泥巴路上打滑，雨天也不至于被困在家里。也難怪后來大家都習慣叫他“致爹”，叫他的老伴“易娭毑”。這種稱呼里，有親近，也有發自內心的尊敬。

平日里，村民到他家串門，他和老伴常常親自端茶倒水。警衛不在時，屋里就兩位老人慢慢招呼，并不講什么“規矩”。但對待村干部和上級負責人的工作態度，他可一點不含糊。有人概括說：“對鄉親很和氣，對干部很嚴厲。”

岳陽縣曾發生過一起砷化物污染水源事件，飲用水砷含量嚴重超標，影響十萬余人的飲水安全。這件事傳到他耳朵里，他當場發火，嚴厲批評有關部門和縣領導：“怎么會拖成這樣？這么多人喝的水，你們不當回事？”這種直接的警醒，對當地干部觸動極大。

2005年5月，還發生過一件小事，進一步說明他對家人要求之嚴。當時在鎮里上學的外孫，因為想回外公家取衣服，又擔心耽誤上課，便給外公的警衛打電話，希望派車接送。警衛轉而通知筻口鎮政府安排車輛。毛致用得知后，非常生氣，把外孫和警衛一起訓斥了一頓，大意是：公家的車不能為了私事亂用，哪怕只是接送一次。

這類細節看多了，就會發現，他的“嚴”并非針對某一兩個人，而是針對一種作風，一種可能不斷滋生的特權傾向。從這個角度看，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反而有更多機會用自己的言行去提醒周圍人——規矩應該是什么樣。

2019年3月4日，毛致用在湖南因病去世，享年九十歲。西沖村的山坡、魚塘、雞棚，以及被他盯著修起來的村道，還在那兒靜靜存在。村里人提起他，往往會說一句：“致爹這個人，話有時候沖點，但心是正的。”

回過頭再看1978年那次“騎自行車來的”閑聊，那并不只是一個有趣的插曲，而是貫穿他一生的一條隱線：出身鄉村，不忘鄉村；身居高位，不離民間；離開崗位，又回到最熟悉的泥土里，像當年那個讀完高小的農家少年一樣，把心放在腳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