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萬余日軍在通化暴亂，我軍兩小時激戰，斃俘日軍4000余人

1946年2月的東北，年味還沒散盡，通化城卻已隱隱透出一絲說不清的緊張。家家戶戶門上剛貼上的春聯還透著新糊的漿味，街頭卻能看見持槍巡邏的戰士來回穿梭。有人悄聲嘀咕：“這年過得一點不踏實。”事實證明，這種不安并非空穴來風。

那一年，抗戰剛剛結束不到半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才過去幾個月。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總算盼來了“打完日本鬼子好過年”的日子。然而，有意思的是，恰恰在這個人人以為可以喘口氣的時候，一場蓄謀已久的血腥暴亂，正在通化逼近。

要理解這場暴亂的來龍去脈，不能只盯著2月3日的那兩個小時。通化這座城，在戰前戰后的幾個月里，暗流早已層層翻涌。表面上燈火輝煌，背地里卻是特務串聯、土匪流竄、舊日本軍人伺機而動，環環相扣。

一、從“后方根據地”到危機四伏的通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讀投降詔書，侵華戰爭走到終點。就在這一天之前，中共通化分支部已經作出準備，在日偽統治搖搖欲墜之際發動武裝起義。日本宣布投降后，通化黨組織重新開會，討論是不是還要繼續原定行動。經過權衡，決定不變更計劃，照樣起義接管政權。

不得不說，這一步走得極為關鍵。

通化所在的區域，當時不單是一個普通縣城。這里包括今天通化市及白山市的一部分，地處長白山南麓，連接南滿、北滿和東滿，是東北東部的重要交通樞紐。抗戰時期，日軍關東軍東邊道司令部就設在通化，通化城中有兵工廠、飛機場、軍械庫、貨幣印刷廠、醫院等一整套軍事與后勤設施，日本人苦心經營多年。

中共通化分支部在暴動中迅速控制住這些要害單位，有序接收日偽機構，為后來我軍在東北站穩腳跟贏得了寶貴時間。抗戰結束后，黨中央根據“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從各個根據地抽調干部和部隊進軍東北，通化因此被選為建立后方根據地的重要支點。

1945年9月，冀熱遼區行署遼吉辦事處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在通化設立，隸屬安東省政府。同年10月，中共通化地委成立，書記由劉西元擔任，直屬安東省工委領導。12月，東北局向中央請示在通化等地建設后方基地，中共中央復電同意，并明確提出要在通化、延吉等地區“建立后方，建立工業，組織與訓練部隊，開辦學校”。

從這封復電可以看出，當時的通化，被賦予了類似“漢中之于漢高祖”的戰略意味。隨著東北民主聯軍的部隊和機關陸續進駐，通化逐漸成為東北根據地的重要后方。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這座城的重要性，隨后的一切危險，也幾乎都圍繞它而來。

在日偽統治時期，日本在通化大量移民。到抗戰勝利那年，通化14萬居民中，日本僑民就有一萬六千余人。加上偽通化省舊官員、偽滿警察、日本特務，各色勢力交織。同時，周邊山區土匪猖獗，僅1945年9月統計，大小匪幫上百股，總數約一萬六千人，對通化一帶安全構成尖銳威脅。

蔣介石集團看到我軍在通化扎根，自然難以釋懷。想要在東北形成對東北民主聯軍的南北夾擊之勢，通化是繞不過去的一環。然而當時國民黨軍主力還在關內，短時間內無法大規模進軍東北，只能不斷派遣特務潛入通化，聯絡日偽殘余、土匪武裝、地方惡霸，企圖從內部搞破壞。

1945年10月至11月間，偽通化保安隊殘部就勾結八百余名土匪，在輯安、通化縣、臨江一帶襲擊民主政權機構。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一個運糧班遭到匪徒伏擊，全班戰士全部犧牲，匪徒還化裝成運糧班戰士混入輯安縣大隊，誘騙兩個中隊集體叛變成匪。這些事件一件接一件，充分說明通化周邊治安環境極其惡劣。

那時的國民黨方面也曾唆使地方反動武裝策動暴亂，直接攻打通化行政專署大樓。幾次試探性的武裝行動都被東北民主聯軍迅速平定，但敵方并未死心，反而在連續失敗后將目光轉向了一個更危險的力量——還滯留在通化的舊日本軍人。

二、藤田實彥與“通化前進區”的陰謀

1945年11月20日，國民黨東北南部先遣軍司令莫德惠，秘密為原關東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送去一紙“委任狀”，授予他“通化前進區司令官”的頭銜。名義上是“組織日本僑民自衛”，實際上是讓他網羅散落在通化及周邊的舊日本軍人，對抗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和地方政權，為以后國民黨軍進駐接收鋪路。

藤田實彥作為舊日本軍參謀長，戰敗后心態極為扭曲。軍國主義思想根深蒂固，對“無條件投降”心存強烈不甘，在通化滯留期間一直尋找東山再起的機會。當國民黨特務伸出橄欖枝，他很快就明白其中的互相利用意味，但仍然選擇了合作。

1945年12月19日，國民黨通化縣黨部委員孫耕堯與藤田取得聯系，雙方開始密謀武裝暴動。按原打算，這應當是一場由國民黨當局策劃、以舊日本軍人為主力的起事。孫耕堯需要藤田的武裝力量，藤田則企圖借此保存日本勢力、延續影響，雙方各懷鬼胎，卻又一拍即合。

在談判條件時，藤田提出了兩條頗具象征意味的要求：一是保證通化的日本人不被遣返回國、不至于失業，以后集體改成“臺灣籍”；二是在暴動成功后在通化建立所謂“中日聯合政府”。孫耕堯一口答應，還許諾東邊道政權由國民黨掌握，經濟開發由日本人主導。

就事論事地看，這些承諾很多本就超出孫耕堯的實際權力范圍，更像是一張天價空頭支票。但對藤田來說，只要能利用眼前這個機會，一切都可以先往前推一步再說。雙方在這種毫無誠信基礎的交易中，迅速達成了“攻守同盟”。

1946年1月3日，國民黨通化縣黨部主任李光忱，通過通化方面聯絡員，將“準備組織日本關東軍武裝暴動”的上級指示轉達下來，同時給藤田送來活動經費。此后一個多月里，藤田、孫耕堯、近藤晴雄等人不斷收買、串聯，以通化縣三千多名舊關東軍士兵為骨干，又拉攏土匪、偽軍、反動分子等，拼湊起一支約一萬三千人的武裝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藤田在加緊組織暴動時，還打起了“日僑聯”的主意。所謂“遼東日本人民解放聯盟通化支部”，是當時在通化唯一合法存在的日本人組織，但實際控制權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藤田希望通過滲透、收買手段，把更多滯留日本人拉進暴亂中來。

不過，這一次他打錯了算盤。“日僑聯”負責人很快覺察出異常，將藤田的收買活動如實向中共方面報告。藤田本人不久即被逮捕，關押在通化支隊司令部。到1946年1月底，東北民主聯軍已陸續逮捕日軍大尉以上戰犯一百二十余人，線索越摸越清，敵方的活動范圍逐漸暴露。

遺憾的是，關鍵人物仍然僥幸脫身。1946年1月13日夜，值勤哨兵一時打盹，藤田竟用布條搓成粗繩，系在暖氣管上，順勢從高處溜下，利用黑暗逃離了羈押地點。這一出人意料的變故，也讓隨后發生的事情多了幾分變數。

藤田在逃亡后重新與潛伏勢力接上頭，敵人原定1月17日、27日發動暴亂，但由于內外聯絡不暢，遲遲未能統一行動。直到確定改在1946年2月3日——也就是農歷大年初二——正式發動。之所以挑在春節期間動手，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想趁我軍官兵和百姓大多沉浸在過年的氣氛中，打一個措手不及。

三、“大年初二”的槍聲與通化城內的血戰

1946年2月2日中午，通化城里外表仍是一派節日景象。有人在街頭買年貨，有人走親戚，酒桌上笑聲不斷。可就在這天午后，一名叫劉子周的漢奸分子，悄悄找到遼東軍區兵工部供給股股長沈殿凱，暗示希望把他拉下水，參加即將到來的暴動。

沈殿凱早已對敵人有所警惕，他裝作有意配合，一邊應付，一邊耐心套話，逐漸從對方口中打聽出暴亂的大致時間和范圍。當天下午，他立即向兵工部部長吳云清、通化支隊司令劉西元作了詳細匯報。中共通化分省委書記吳溉之接到情報后，當機立斷，下達緊急命令：全城停止一切春節慶祝活動，軍政機關進入戰備狀態。

同一天傍晚，離暴動預定時間只剩十幾個小時。街頭巡邏哨兵發現一名佩戴國民黨徽章的可疑人員，此人神色慌張、行跡鬼祟，被帶到支隊司令部審訊，很快交代出敵人當夜暴亂的更多具體安排。

通化方面迅速成立了臨時作戰指揮機構，由行署專員蔣亞泉牽頭，統一組織兵力部署。原本分散在城內的警衛部隊、朝鮮義勇軍李紅光支隊、炮兵學校等部隊，被調整為可以互相支援的機動力量，重點加強對專員公署、通化支隊司令部、公安局、電話局、電報局、飛機場、紅十字醫院等要害目標的守備。同時，公安力量迅速行動，逮捕了孫耕堯等十余名主犯，端掉了兩個暴亂指揮所，抓獲內奸一百七十余名。

從準備上看，我軍并非毫無防備。但當時的一個現實問題不容忽視：主力部隊大多奉命外出剿匪，留守市區的作戰兵力只有三個連，約五百余人。敵方參與暴亂者卻有萬余之眾，其中骨干三千多為原關東軍士兵。我方只能盡可能摧毀敵方的指揮中樞，削弱其組織力，同時依托要害建筑進行堅守，等待外線部隊回援。

就在這種極不對稱的力量對比之下，2月3日凌晨的暴亂還是爆發了。

那天凌晨四點，通化城里的電燈突然熄滅，隨即閃亮三次，又再次陷入一片漆黑。幾乎與此同時，城內傳出三聲長哨，這就是敵方提前約定的總攻信號。三千余名原關東軍士兵充當突擊隊，手持大刀、棍棒、斧頭和槍支，從各個隱蔽點沖出，向早已劃定的目標猛撲過去。

通化支隊司令部、通化專員公署、市公安局、飛機場、紅十字醫院、電話電報局、廣播電臺等地，立刻成為槍聲和喊殺聲最密集的地方。暴亂者分路進攻，偽裝成來“接管”的國民黨部隊，也有打著“保護日本僑民”旗號的武裝，更有混雜其中的土匪和反動分子。通化這座剛剛恢復些許平靜的城市，再次陷入戰火。

四、紅十字醫院的慘案與各處要地的死守

在電燈三滅之前，紅十字醫院的血腥屠殺已經悄然開始。2月3日凌晨，醫院內的日籍副院長柴田朝江，聯同一百三十余名日籍醫生和護士，對住院的八路軍傷員實施突然襲擊。很多行兇者表面上是女護士，手里卻握著手術刀、藥物和提前準備好的毒劑。

有重傷員被以“吃藥”為名騙醒，強行灌下摻了砒霜的藥水，當場口吐白沫死亡；也有人在昏迷狀態下被利器刺中要害，連喊叫的機會都沒有。短短幾小時內，醫院里有一百五十多名傷員遇害，其中不少人原本已經快要痊愈。

之所以說這起慘案非常典型，是因為它暴露出暴亂者的一個殘酷特點：不僅敢正面進攻軍政機關，也敢對毫無還手之力的重傷戰士痛下殺手。稍有疏忽，后果極其嚴重。

所幸醫院中仍有少數人保持高度警惕。一名營長在夜里聽到異常動靜，起身盤問陌生護士，察覺不對后暗中隱藏，觀察情況。等他發現同病房戰士已經死亡時，立刻拔槍反擊，擊斃行兇者之一，并制服一名參與屠殺的護士，從其口中逼問出醫院內的真實情況，隨即組織仍有戰斗力的傷員反抗。

槍聲驚動了附近駐守的朝鮮義勇軍某連隊，部隊隨即趕往醫院增援。經過一番激戰，暴亂者倉皇逃離，柴田朝江丟下八十多具同伙尸體狼狽出逃，醫院最終有五十余名傷員得以保全。紅十字醫院慘案，就這樣成為通化暴亂爆發的序幕之一。

與此同時，城內其他目標也在激戰之中。

通化支隊事先曾秘密關押了一百多名日本戰犯，暴亂一開始，這個地點很快暴露，遭到暴亂分子圍攻。被關押的戰犯企圖里應外合，一旦奪下武器，很可能形成新的敵對核心。負責看守的只有一個班，形勢十分危急。班長見敵人突破在即，當機立斷，下令將這些戰犯就地擊斃，避免其脫逃后造成更大禍患。這一決斷雖然極為嚴厲，卻有效防止了戰局失控。

通化專員公署（“飛機樓”）和通化支隊司令部（“龍泉旅館”）則是暴亂者重點攻擊的中心。

專員公署內的工作人員和警衛連，一開始就接到“敵人要圍攻大樓”的消息，在各樓道口和窗口壘起沙袋，搭建簡易火力點。一旦聽到外面槍聲驟起，守軍立即進入戰斗位置。大樓四周被暴亂者團團包圍，槍聲、喊叫聲、爆炸聲交織在一起，空氣里都是火藥味。

有當事人回憶，當時夏駿青以秘書長、黨支部書記身份，一邊督戰一邊高聲對外喊話：“上當受騙的兄弟們，不要再聽信謊言，掉頭和我們一起打才是真出路。現在回頭，還能記功，你們犯過錯，我們可以既往不咎；要是一味跟著敵人亂來，只能被當炮灰。”

在這樣的喊話中，也確實有少數被蒙蔽的舊部隊人員放下了武器。但絕大多數暴亂骨干仍然瘋狂進攻，大樓一層二層先后失守，守軍被迫退到二層與三層之間的樓梯口，憑借有限彈藥一邊射擊，一邊阻止敵人沖上高層。

戰斗持續到天色微亮，守軍彈藥漸緊，蔣亞泉從四樓下來，簡單地說了一句：“彈藥不多了，都節省著打。”這話說得很平靜，卻讓每個人心里更明白，當時已經到了真正的生死關頭。

就在大樓戰況吃緊的同時，通化支隊司令部那邊也打得異常慘烈。那里的警衛部隊同樣依靠臨時工事苦撐，難以抽出兵力馳援專署。直到朝鮮義勇軍和炮兵學校部隊陸續趕到，內外夾擊，才逐步壓制住包圍專員公署和支隊司令部的暴亂者，救下了困守大樓的干部和戰士。

渾江以南的飛機場也沒能幸免。日軍航空隊副隊長鈴木亨率二百五十余名暴亂分子趁夜襲擊機場，妄圖奪取飛機和設備。機場警衛部隊憑借工事堅決抵抗，敵人攻不進去，居然一怒之下縱火焚燒機場設施。支隊長見局勢危急，竟冒著密集火力，獨自沖出掩體，與敵人展開白刃戰，當場擊斃八名暴亂分子，極大鼓舞了守軍士氣。

在市公安局那邊，暴亂者一度利用人數優勢奪取了武器庫，攻占了大樓。等其他戰場陸續穩住后，我軍調來炮兵學校的一個中隊，對公安局大樓實施炮擊壓制。幾輪炮火之后，困守樓內的暴亂分子失去繼續抵抗的膽量，選擇舉手投降。

通化城內戰斗從凌晨四時左右開始，持續兩個小時左右。隨著外線部隊陸續進城，暴亂逐漸被全面壓下。東北民主聯軍付出較小傷亡代價，就在市區內斃俘暴亂日軍和參與者近四千人，其中包括校級以上軍官八十八名，這個數字從側面說明了敵人投入的組織力量之強。

五、暴亂之后的清剿與主謀的下場

城內槍聲停息后，通化并沒有立刻恢復平靜。暴亂剛被平定，東北民主聯軍便展開全城范圍內為期兩周的搜捕與清剿行動。原因很簡單：參與暴亂的人數眾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顯眼位置，許多人會脫去軍裝、藏匿在民房、地窖和山溝中，如果任其潛伏下來，后患無窮。

在這種背景下，搜捕行動的力度極大。口令答不上來者，隨時面臨被當場擊斃的危險；躲在暗洞或隱蔽處的，一枚手榴彈丟進去就是“先打再查”；躲在地窖不出來的，出口和通風口有的被直接封死。那幾天通化城周邊的溝壑和僻靜角落，到處都能見到暴亂分子和舊日本軍人的尸體，這種景象在不少參與者記憶里終身難忘。

還有一個細節，頗能反映當時搜捕的方式。由于日本僑民一般不過春節、不貼春聯，而中國家庭大多在門口貼上紅對聯，搜捕部隊干脆以此為粗略標志。凡是大門上沒有春聯的，一律重點檢查；一旦發現有成年男子企圖逃跑或者支支吾吾說不清身份，很容易就被當作暴亂嫌疑對象抓捕。對商社職員也好，鐵路公司員工也罷，只要與暴亂有牽連，結局都不會輕松。

暴亂的主要策劃者中，有的人沒能走到最后。孫耕堯在暴亂前，就已經被捕。原本按程序，他很快就會被處決，只是因為暴亂驟然爆發，槍決尚未實施。等戰斗結束后，部隊清點時發現他仍然存活，就地補槍執行。可以說，這是他一手推動的陰謀最終反噬自身的典型寫照。

至于藤田實彥，這個在幕后拉線、組織舊關東軍暴亂的前師團參謀長，結局頗為復雜。他在通化暴亂后再次落網，被關押起來，后來還有一段特殊經歷。一段時間內，他被押著在展覽場所露面，向前來參觀的人，尤其是日本僑民一再鞠躬道歉，說“真對不起了”。這種安排某種程度上帶有警示意味，讓滯留日本人直觀看到軍國主義分子下場。

幾天以后，藤田在監禁中因支氣管炎、腸炎發作，最終死在醫院病床上。也有說法提到他選擇自盡，但無論哪個版本，結果都已無可更改——這場失敗的暴亂沒有給他帶來所謂“扭轉敗局”的機會，只給他本人和跟隨者留下了沉重的代價。

通化暴亂，從醞釀到爆發，從鎮壓到清剿，時間并不算長，但牽扯到的人物與勢力卻極多：有舊日本軍人，有國民黨特務，有土匪武裝，也有被蒙蔽的普通士兵。它發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全國局勢尚未完全明朗的節點上，也把東北城市在那個時期的復雜政治生態，暴露得格外清楚。

對通化這座城市而言，1946年2月的一夜與一晨，留下的不是簡單的“戰斗勝利”四個字，而是一串難以抹去的數字：醫院中一百五十多名傷員的冤死，市區中近四千暴亂日軍的斃俘，日軍校級軍官八十八名被清除，以及之后兩周里漫山遍野的搜捕場景。所有這些細節交疊在一起，構成了這場暴亂在記憶中的真實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