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坊｜《編織故事的人》：開啟與探索新的文化場域

文｜戴錦華

熙青的新作《編織故事的人》是一次對新的社會、文化、學術場域的開啟與探索。此書副標題直觀凸顯了三組關鍵詞、三種觀照對象或場域：同人文化、間性寫作與禮物社群。這與其說是陳列出某種新的文化現象或研究對象，不如說是嘗試測繪一處新的社會文化現場的方位圖，至少是嘗試標記出一組新的社會、文化、代際、性別、心理的交會處。此書也因此成為新的觀察視域、研究路徑與方法論的展示、探究與實踐。

《編織故事的人：同人文化、間性寫作與禮物社群》

鄭熙青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因此，此書不僅是對某些事實上熱絡卻隱形的（亞）文化圈層的學術顯影，而且是一次思考與學術對文化現場的抵達。

進入21世紀，曾經如同旗幟貫穿了20世紀的、對“新”（新思想、新事物、新人、新技術、新的時段、新的可能）的創造、渴望和追逐變成日常節律而司空見慣。新技術革命重組著世界、資本格局、勞動生產、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人們曾經的、對新的追逐，成了對無所不在的新格局、新事物、新文化、新現象的驟臨與激變的被動順應或麻木不仁。因此，人文或社會科學之思想、學術與現實或現場間的落差漸次深廣甚或完全游離，這并非“密涅瓦的貓頭鷹黃昏才起飛”所可能予以解釋或劃過的。《編織故事的人》因而顯現了自己的價值。一次直面，一重反觀，一處代際文化與亞文化的自我與現場言說，一個獲得顯影的、新的文化與社會現場。

不錯，我們可以將同人寫作約等于故事新編，側目而視，發掘其綿長且悠遠的起源與歷史線索；我們可以將同人社群約等于同好者的匯聚或俱樂部，引證前現代不同段落中“令都城為之紙貴”的流行或文化名人、“明星”與名作。然而，我們亦目擊并知曉，是互聯網的蒞臨，是移動通訊技術的應用，令同人社群及其寫作成為全球性的文化或亞文化的事實。不僅是數碼技術令某些隱形的文化與社群顯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數碼技術創生出新的社群、新的文化、新的匯聚與新的切割。他們在網絡上、在虛擬世界中生存，因網絡和虛擬技術而生存。事實上，始自J.K.羅琳寫作《哈利·波特》的年代，同人寫作已然在世界范圍內不僅是對原作的環繞或增補，而且成了對原作和原作者的圍困與入侵；不可盡數的追隨與“領先起跑”的同人寫作，甚至令原作者被迫大幅修訂原有的思路、構想和情節走向。今日，當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邊界漸次模糊，乃至消融，同人寫作或許早已不僅是其原作／原典／原點的衍生、補白與后傳、續寫，而聯系著原作，甚至圍繞著、纏繞著、改寫或某種程度上偏移于原作，構成了前網絡技術時代無可想象的文本群與文化現象。于是，相對于文學研究，不再僅有對文學史意義上的同一文本序列之間的“互文”“互文性”的討論與追索，而且可能也應該有對諸多超級文本、流行文本的、密集的同人文本群的研究。類似文本群事實上是某種特定階層、特定趣味、特定社群的社會文化性展演，是社會對話、談判的文化現場。因此，類似研究注定不止是傳統意義上文學研究的拓展，而必然成為文化研究——跨學科的社會文化實踐。它必然成為文學研究、粉絲研究、媒介研究與性別研究的交會處與岔路口。熙青的新作正是一個開始。

同樣，同人社群并非只是同好者俱樂部的當下形態，它亦宛如冰山一角，提示著互聯網、數碼技術所造就的新的社會形態與結構：趣緣社會、文化圈層。其耐人尋味之處在于，類似社會文化變化，是互聯網最初理想的實現：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同好者、同氣相求者因網絡媒介而匯聚、“認親”。它也是對互聯網初始負載的社會理想的偏離和背叛：當數碼技術事實上終結了大眾文化時代，將世界帶入分眾文化的狀態之中，區隔趣緣社會的圈層／次元壁，正在成為與階級、性別、種族的昔日壁壘、與代際溝壑同樣聳立，甚或更為深刻的隔絕與隔膜。因此，類似研究必然成為某一種破壁、某一種自內而外的展露和告知。它因此構成了研究者身份的內在演化：研究者不可能只是超然的觀察者，研究對象亦不只是其學術田野，他／她必然首先是參與者、踐行者，類似研究是自我言說，也因此要求著自我指涉的表述所必須的反思精神。在萌動欲顯與躍然而出之間，此書也是對人文學科的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主體位置的提問與踐行。

于我，此書的若干論題尤感觸動。一則是同人寫作間或造就的“溢出”，再則是對亞文化社群實踐的禮物靈性的勾勒與捕捉。前者展示了今日文化間或造就的機遇：令我們在對歷史的掩埋之中與歷史迎面相遇；后者記錄了互聯網實踐中曾經的美好的時段、瞬間，是寄予新技術打造別樣可能的實現，也是我們仍寄予亞文化實踐開創別樣世界的期盼。

隔著不止一個代際、一重次元壁，我閱讀、獲知、思考。熙青的論題在我觀察視野之內，在我的生命體驗之外。與之共情的基礎是我們間的共識，人文學首先是與社會現場的對話，是對現實的追問與沉思，是回應，也是質詢。

（本文為《編織故事的人》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