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云南農場干部的回憶：我同“知青”相處的日日夜夜

為了擴大橡膠建設規模，1970年11月，一師六團增建了八、九、十、二十營，當時我被調任八營三連指導員。之前，我在一團二營一連擔任副指導員職務。

來到新建點之后，我們立即投入了緊張、艱苦的營建工作。根據營理布置，我們首先抓緊了房建工作，因為大批知識青年行將到來，住房問題迫在眉睫。

那時“知青”上山下鄉是黨中央“戰略部署”，迎接和安置“知青”是作為一項戰略任務層層下達的；此事不敢含糊茍且，我們認真真一絲不茍地去執行了。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參加營建的全體老同志風餐露宿，白天黑夜地干，在極其艱苦的環境條件下，很快地建起了一幢伙房和兩幢住房，雖說是竹包、茅草建構，但總算有了安身之所，而且利利索索地完成了“戰略任務”，因此大家高興，領導們也深感莫大的欣慰。

從1971年1月起，各地“知青”陸續來到農場，首批是上海川沙，繼之四川重慶，第三批上海嘉定；三連前后分來“知青”共80余人。在抽調來參加組建新連的老同志中，也有部分北京、昆明原先來農場的“知青”。這樣，在我們這個基層連隊里，全國各地“知青”匯合，可謂“五湖四海，天涯比鄰”了。

“知青”大批來場，職工規模擴大，領導的工作量也隨之成倍增加了。按那時的提法，我們的責任是對“知青”實行“再教育”。當時我對“再教育”的理解是這樣的：團結、幫助他們，讓他們在實踐中學會勞動，學會生活，并逐步加深與勞動者的感情。“知青”從繁華鬧市來到偏僻邊疆，這種生活環境上的重大轉折不是他們每個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此“知青”剛來的一段時期，我們工作的重點是愛護和關心他們，幫助他們適應環境，適應新的生活。

記得重慶“知青”剛來到農場的那天，車子停在了大山腳下，小青年們剎時一個個愣住了，他們無法想象，一向神往的西雙版納竟然是一片荒涼。一時間，哭的哭，鬧的鬧，一個個耍著脾氣就是不下車。

如此僵局一直過了很長時間，我們輕言絮語，苦口婆心，真正拿出了“哄”孩子的一套套看家本領，終于把他們一個個勸下了車，安撫著他們吃了飯，入了睡，尷尬局面才總算有了個收場。

據護送人員介紹，“知青”們身處社會變革期，大多數人見過世面，因此，他們都是有些“脾氣”的。但是，這些少男少女們對生活充滿著理想和信心，一個個都想要干一番事業而不愿枉為一生。有個知青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人生只有在不倦怠的奮斗中才能閃光，骨氣也只有在艱苦磨煉中才可能鑄就?！蔽疑L在雨前，但志向卻在祖國遙遠的南疆?！皬V大知青就是懷著一腔抱負和熾熱情在下鄉報名表上填上自己名字的。當然“知青”中有消極一面，主要表現為：遵守紀律差，義氣用事，喜歡拉“吃吃”；“知青”部落群中不時的紛爭和斗毆就是在這些“吃吃”的背景下形成的。

“知青”來場后，在“再教育”工作上我們的指導思想是：發展其積極面，轉化消極面，要熱情不要冷漠，要關心不要歧視。當時所謂“轉化”，一是轉化“知青”總體上消極一面，二是轉化“知青”中的消極成分?！爸唷眮韴?年，我們“轉”出成績，“轉”出了與“知青”日益深厚的情誼。

組建初期農場的生活境況，可謂苦不堪言；食，不足以飽肚充腸；住，不足以避雨遮風。這種苦頭偏偏“知青”來就碰上了。與“知青”相比較，在對付“苦頭”上我們老同志是多少有些經驗的，所以大家把同情和關心更多地留給了這些未經風雨的“知青”們。

從老單位過來時，我們多少帶來了一些花生、黃豆和菜油等，但大家舍不得吃上點滴，硬是一直留存到了“知青”來到連隊的時候，有一段日子，我們從50公里外的縣城買回了幾罐咸菜，酸甜麻辣五味皆俱，來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們，各對其“味”，吃得大家歡歡喜喜，贊不絕口。

為了從根本上改善連隊生活條件，我們號召全隊職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組織“知青”開荒、備耕，平整菜地，種植農作物。我們未曾料到，這種生產自救活動竟然一下子就把廣大“知青”動員起來了。1971年里，全體職工干得熱火朝天，當豐收季節到來時候，“知青”們一個個臉曬黑了，手掌變粗糙了，與此同時，勞動也熟練了。面對豐收景象，大家笑逐顏開，有位“知青”拔起一窩結滿籽粒的花生，滿懷激情昂首呼喊著：“伙計們，看，這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奇跡！”

有一天一位“知青”沒頭沒腦對我提了一個問題：“指導員，你說什么叫幸福？”我一時咬唇不語，反問他：“你說呢？”這小家笑著回答道：“創造就是幸福，通過創造而有所收獲是幸福中最大的幸福。”你聽，說得多么生動，多么貼切！小青年發表完議論之后，我于感動之中思想上也冒出了“火花”，“知青”們成長了，進步了，這也是一種收獲，一種幸福呀。

第一批“知青”來到連隊的時候，剛跨進我們新建的草房就哇哇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說：這哪里是什么房子，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當時我想，小青年們哭得不無道理。在繁華鬧市里，這種四通八亮的竹笆草房。恐怕到歷史博物館里也無法找到?？墒欠孔訜o論怎樣的寒酸，也是我們在含辛茹苦中建造起來的呀，“知青”們看不起來，而我們住著卻有感情?？磥黻P鍵所在還是一個“感情”問題。

以后，我經常跟“知青”們講述初來連隊時老同志們作風混亂、艱苦奮戰的精神情況，“知青”們聽了后很受感觸。面對困難，新老之間感情上漸漸地貼近了。當時第一批來場的“知青”們提出，他們也要學著建造一幢茅房，以迎接第二批“知青”的到來。

時逢新春佳節，連里拿不出魚肉來供大家分享，于是這個“年”也就只好在繁忙之中草率打發了。那幾天里，“知青”們忙著伐木劈竹、編織草堆，正在忙不迭的時候，附近愛尼族村寨的村民們成群結伴支援我們來了。

建造竹笆茅草房，是愛尼人的拿手活計，你就說打草堆，那手指的輕快利索，真叫你看得兩眼發花?！爸唷眰円粋€個看呆了，連聲嘆著：神奇啊，真夠神奇。有個“知青”緊緊握著一個愛尼漢子的手說：“老庚（友好的稱呼）真偉大”。

其實我們的“知青”也是心靈手巧的，沒來幾個回合，他們的十個手指也照樣能在茅草與竹篾之間翩翩起舞了。經過近兩個月的突擊苦戰，第二批住房很快落成。當第二批“知青”來到連隊時，我們這些首批建筑“工匠”們抓緊機會展開了宣傳——這個說“你打過草堆嗎？那非凡功夫夠你學十天半月”，那個說“到底把你們給等來了，但千萬不要忘記，這草屋是誰營造起來的?！薄爸唷庇爸唷保菤夥沾_實是熱烈的，說來也怪，這回除了一片歡聲笑語外，很少聽到“哇哇”的哭鬧聲了。

“知青”來場8年，在他們的手中，從茅草房到土坯房到磚瓦房，不知道筑了多少幢又多少平方，期間不知練出了多少玩泥刀，弄斧鑿的能工巧匠。知識青年來農場僅兩三年后，這里的桌、柜、床、椅等一應家具從結構到款式年年翻新，其中不少是我們的“知青”們設計并制作而成的。從房屋建筑到家具制作，其間樣樣宗親，無不生動地反映了“知青”的成長和進步。

70年代中期，部分“知青”情緒易于激憤，有的甚至專愛惹是生非，因此一段時期打架斗毆事件連續不斷發生，輕者在自己“圍子”里斗，重者跑到“圍子”外邊去斗，如此種種，說得大多數人很不安寧。對于“知青”中的不良表現，我們領導在看法和處理方式上是不盡相同的。例如有的同志提出，對少數尋事生非者，要采取措施整治整治；有的提議各單位采取“封閉”，減少“知青”往來等辦法；更多的則傾向于采取積極措施，做好轉化工作。對于少數“劣跡”青年，要主動接近他們，熱情關心和幫助他們，領導們認識統一后，連、排干部分散到各班組，一方面展開工作局面，同時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重點做好消極成分的轉化工作。

“知青”朱××，經常帶著人去外單位打架鬧事，連隊里拿這個“疙瘩”實在是束手無策了。有一次，朱××把一無辜者當場打得昏死，送進醫院后院方當即下了“病?！蓖ㄖ獣?。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一些單位的“知青”趁機到三連來鬧事。情勢危急之中，我們一方面保護好朱××，一方面耐心規勸外單位“知青”，請他們先回去，朱××打人之事容我們嚴肅認真處理。誠心是能感化人的，這些小家伙握著拳頭氣勢洶洶而來，通過“感化”后搖著手高高興興離去了。朱××因受保護感化尤深，連里趁著“火候”對他進行了大量工作，這個“疙瘩”終于松動了。朱××是“知青”消極面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轉變給全連“轉化”工作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在一次全連大會上，朱××淋漓痛快地向大家作了檢查，并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朱××居然愿意接受批判，這是我們未曾料到的，我們沒有批判他，而是更加關心和愛護他了。

1973年冬天里，連里開展梯田會戰，我們連里的“四大金剛”（原來的“疙瘩”人物）在連隊的突擊營中成了全連風云人物。有幾天里，連里發現他們經常去買南瓜、芋頭等來夜里煮吃，不用問，小家伙們一定是糧食不夠吃了。大會上我只作了稍許動員，全連廣大“知青”紛紛支援，一下子，80多斤飯票便送到了他們手中，這次“感化”面遍及全連“知青”，那情景是十分動人的。

事后在一次交談中我問朱××：“索取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用拳頭威脅，一種是被感動后熱忱相送，你們說哪種方法好？”幾個小青年的回答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最好是自己用雙手創造?！?

1972年以來，在營黨委“白天治坡，晚上治窩”的號召下，我們全連“知青”一個個生龍活虎，許多人歇工了喊死不下山，有的人生病了也不愿離開工地。1974年9月，我調離三連到25營工作，臨行前“知青”們獲連長批準后要殺一頭肥豬來歡送我。感動之余，我耐心對他們進行了說服工作，建議把豬留到國慶那天，大家高高興興地答應了。

為支持我搞好新單位的營建工作，八營三連“知青”全體出動，砍了幾車木料送到25營，我們機關里的辦公桌椅，就是這幾車木料做成的。

1979年，“知青”紛紛回城。“知青”回城后，我們老同志驟然感到了一種寂寞，以后天各一方，我們思念“知青”，“知青”也思念我們。

1985年，我陪愛人到昆明看病，千里外的重慶“知青”娃兒們得知此情后，便立即發電報邀請我們到重慶一聚。到重慶后，熱心的娃兒們早已候在車站了。

重慶一聚，感情是凝重的?！爸唷眰兊膸е覑廴巳メt院看病，有的陪著我四處游玩；他們早晚問寒問暖，關心備至，真叫我們兩口子感激不盡。在一次聚會中，大家七言八語，但主題集中，談的都是農場的情況。有的問：我們老營長近來身體好否？有的問：而今馬鹿塘變成啥樣子了？有的問：我親手定值的××山××帶的橡膠樹長得有多高多粗了……

種種詢問中，提得最多的是農場里留下的老同志；從營長、連長到老張、老李，有的甚至問起了“我干爹、干媽”，“我曾經戀愛過的那一位”。聽得出，“知青”們對農場的思念是深沉的，而且思念的也絕非一人一事。

“知青”，不論從工作、生活及其作為上看，都是我們國營農場整個70年代發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們的農墾事業中，傾注著他們的心血和汗水，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永遠永遠地記著他們，懷念他們。 （本文來源知青情緣）

作者：秦本華，系農場工會主席、政工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