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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2026年3月,聊到一年前兒子考試交白卷的場景時,秦嶺還是覺得后怕。
秦嶺很慶幸兒子的坦誠,讓他早早發現了問題,“否則就是一場災難”,他開始反思,并用了一整個暑假和兒子溝通,幫兒子戒掉依賴AI的習慣。現在他們家庭有三條AI“公約”,對于使用AI的場景和時間都有詳細規定,要求每個人都遵守。
“在監管不完善的時候,一些AI產品會挑戰孩子的底線。”擁有家長和老師雙重身份的秦嶺更加關注AI對孩子的影響。他感覺到,最近一年來,學校、家長對于AI的態度越來越謹慎。他想用自己的經歷提醒其他家長,AI給孩子帶來的影響是隱性、長期的,同時又會影響到孩子一生,是不可逆的,需要鄭重對待。
國內已有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過AI,AI逐漸成為他們的日常。如何讓孩子與AI共存,成為尚未得到太多重視,卻需要探討的課題。這不僅是家長的課題,也是學校、AI公司和政府部門的課題。
白卷
秦嶺的兒子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接觸AI。這與秦嶺有關,他本人對科技產品很感興趣,2023年國內AI產品面世后,他第一時間使用后,也推薦給兒子。
一開始兒子對AI不感興趣,那時AI產品還比較“笨”,功能比較復雜,兒子時不時會指出AI的錯誤,并嫌棄AI太啰嗦、不好用。
直到2025年,DeepSeek(深度求索)出現后,AI產品變好用了,同時市面上出現了一批接入DeepSeek的AI教育產品。秦嶺挑選了一款自己覺得很不錯的產品推薦給兒子,后來,兒子使用AI的時間越來越長,經常一天和AI聊兩三個小時,節假日甚至能聊半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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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挑選的AI教育產品,起初功能很好,可以輔助孩子學習學科知識,但經過多次迭代后,已經和最初的版本相去甚遠。這款產品的定位也發生了改變,一開始面向小初高所有學生,改版后只面向小學生,在小學生群體中應用率很高。
兒子平時的數學作業,就是這款AI產品做的。考試時,因為他不會四則運算,最終一道題都沒做。兒子交白卷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有很濃的挫敗感,覺得自己永遠比不過AI,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戒斷
這張白卷讓秦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用了一整個暑假和兒子溝通、戒斷AI依賴。那時兒子把AI當作自己的好朋友,時不時想和AI聊天。秦嶺便想辦法讓兒子對AI脫敏,給AI降格。
他用了兩三周時間,和兒子一起做了一個AI陪伴機器人。他們從網上買硬件套件,像搭積木一樣搭好,再配置模型,并添加了幾句限制提示詞。親手做完這個機器人后,兒子意識到:原來AI不是一個真實的人,它沒有獨立的思想;原來AI會做題是因為它在模仿人類的思維;原來它和我聊天是在討好我,而不是真的懂我。
秦嶺的目的,是想讓兒子不要把AI當作朋友,而是降格為工具。通過那個暑假的陪伴和實踐,兒子對AI脫敏了,他現在也會用AI,但更多是用它搜索資料,使用時長明顯短了很多。
2026年寒假,秦嶺聽到一個極端案例,有的小朋友不愿意和家人聊天,只和AI聊天,因為他覺得家人不理解自己,很無知,只有AI才懂自己。
經過近一年的反思和觀察,秦嶺發現,AI容易讓低齡小學生產生思維惰性、情感投射和路徑依賴這三個主要問題。他認為,基礎學科教育階段不應該讓AI過多參與。
擔憂
秦嶺不是個例。采訪過程中,多位老師和家長,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家長,明確表達了對AI的謹慎態度。
小學三年級家長張帆允許孩子用iPad看視頻,也允許孩子用手機玩游戲,但不愿意孩子與AI聊天。
兒子今年不到10歲,張帆擔心AI算法會讓心智不成熟的小朋友沉迷其中,“如果AI過早介入未成年人,它會不會成為他們唯一的朋友?這需要一代人的成長來驗證,試錯的代價是孩子的一生。這個代價太大了。”等到AI產品更成熟,或是兒子到了14歲以上時,他會允許孩子嘗試,但當下他不希望孩子使用AI產品。
張先生覺得,AI會讓孩子缺乏思考的積累,而思考過程是基礎教育中非常核心的部分。比如,他給孩子講數學題時,會先提示,這里加一條輔助線行不行?有時兩人還會一起商量,探索更多解題方法,引導孩子舉一反三,深度思考。但AI講題時,會一口氣給出所有解題步驟,缺少引導過程。
阿里巴巴千問C端事業群智能學習業務負責人程飛今年參與了一項調研,50位家長中,有16位會支持孩子使用AI,6位堅決反對,其余持中立態度。
程飛提到,很多中小學生家長對AI表示焦慮和不安,尤其在高知家庭中,這些情緒比較普遍。同時他發現,偏遠地區家長對AI認可度較高,尤其是留守兒童家長,覺得AI和孩子交流可以起到情感陪伴的作用。
2025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宏艷面向8500余名未成年人做了一份關于如何使用AI的調查,有幾個結果超出她的預料:有近一半的孩子有煩惱時只想問AI;有超過兩成的孩子只想和AI聊天,不愿意和真人聊天;有近兩成的孩子認為用AI寫作業不算作弊;兩成多學生表示不想自己思考;還有一成多學生完全相信生成式AI提供的內容。
滲透
盡管家長憂心忡忡,但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是,中小學生使用AI已經成為普遍現象,且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上述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AI調查顯示,有六成多未成年人使用過AI,AI已經成為他們的日常。
“如果你不干預,孩子成績會持續往下走,上課時精神狀態、作業質量都會受到影響。及時干預之后,約30%的孩子會緩過來。”沈巍煒感慨,AI就像一個試金石,大家一開始都往正向看,覺得AI會幫助我們,但慢慢發現AI也會帶來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今年1月,謝女士去學校開家長會,每位老師都提到了AI,這是之前沒有過的現象。
共存
謝女士并不反對兒子使用AI,但她會限制兒子每天使用AI不超過30分鐘,不能在寫作業時用AI。今年家長會上,老師專門對學生如何使用AI給出了明確邊界:一是可以用于查閱資料和詞匯學習;二是禁止用于語言輸出類作業,例如寫作;三是如果使用了AI,建議標注“byAI”(由AI完成)。
能明確制定AI使用規則的家長和老師,仍是少數。孫宏艷調查顯示,僅有三成多家庭為孩子制定了AI使用管理規則。部分家長要么采取一刀切的禁止態度,要么采取盲目放任的態度。這種認知與管理的錯位,加劇了未成年人技術使用的風險。
2026年,我國已有6億人使用過AI。當AI像水電煤一樣進入每個人的生活中時,如何讓孩子與AI共存,成為當前需要探討的話題。
“堵是堵不住的。”沈巍煒理解學生作業太多,有時被迫借助AI解決作業的問題。他覺得,現在老師和家長需要去做的,不是嚴格制止學生使用AI,而是引導學生如何正確使用AI。沈巍煒專門用了一堂課和學生討論AI,他告訴學生,可以讓AI幫忙解讀材料,而不是提供答案;可以把AI當成小老師,當成家教,但不要當成抄作業的工具。
這件事也讓秦嶺發現了AI的缺陷。他建議,老師使用AI時,應該讓AI故意出錯,或者讓AI故意示范一個不完美的答案,引發學生討論。“如果老師把AI當成問答助手,這節課就失敗了。只有把AI當成對手,我們才能引導孩子去質疑AI,而不是臣服于AI。”
孩子應該如何與AI共存,并沒有標準答案。
秦嶺認為,當代教育方式主要是為了工業化時代培養標準化人才,近100年沒有較大的變化,下一代的孩子,可能不會進入大公司或大工廠,更可能進入獨立工作室,或開辦一人公司。這種環境下應該如何教育孩子,對此,教育部門、機構和老師都還沒有做好準備。
他覺得,既然沒有更好的應對措施,那寧可慢一些,緩一些。雖然兒子已經對AI祛魅,但如果時間可以回轉,他還是希望兒子不要踩上那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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