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山：修攀巖鞋十三年，不斷退隱的人

在攀巖圈，幾乎沒人不知道黃山。他們常會聽到這句話：“費用不著急。晚點我們會給你提供明細”。這個「晚點」，是一個很模糊的時間：有可能是一周、一個月，甚至是一年。

于是，客人們只能追著付錢。一位巖友分享道修鞋經歷：鞋齡一年半，平時以難度野攀為主，偶爾抱石。近一兩個月開始出現破洞。趁著鞋頭還沒磨穿，寄去黃山修鞋工作室，順便把底換成更耐造的材料。速度很快，四天就修好寄回。

“但說到付錢，黃山客服就消失了。果然，收錢一點都不積極。”

帶著巖友們的疑問，《戶外探險》來到了黃山巖鞋工作室。黃山笑著說，僅僅是太忙了，忙到沒時間收錢。

“總有人催我收錢，說找不到人。白天，我都在工作室修鞋，很少看手機。我只能集中在某一個時間段，去查賬本、對編號。有時候，晚上也很累了，更不想看手機了，所以就回復得很慢。”

撰文｜趙景宜

編輯｜玄天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新辰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收到鞋，滿意了再付款，這是早年定下的規則。那時，黃山修鞋還在摸索階段，很多嘗試都是第一次：這塊橡膠厚一點好，還是薄一點好？換底之后，腳感會不會發生變化？腳尖、前掌、鞋頭的每一毫米變化，都可能造成攀爬時的失誤。有時，外觀看起來沒問題，客人一句“不太對”，這雙鞋就算修失敗了。

除此之外，鞋子只有修復后，才能知道價錢。有些鞋帶斷了，有些局部開膠，有些需要直接換底。往往，鞋外表看起來是好的，但里層已經開始碎裂。“拿到鞋之后，發現鞋頭已經薄得像紙一樣，只換底是不夠的，還要加鞋頭維修。根據工序、材料的不同，才能最終確認價格。”

從2013年開始，黃山修過了三萬多雙攀巖鞋。如今，工作室有了徒弟，但仍很難處理越來越多的攀巖鞋。每一雙鞋修完后，黃山要親自參與最后檢查工作。隨后，他還要完成登記、核對，并安排發出快遞。

這種忙碌，反而凸顯出了黃山的緩慢，一種近乎于植物的特性。隨著我們訪談的深入，我總會感覺到，盡管送到工作室的鞋不斷增多，黃山卻似乎在過著一種“不斷退隱”的人生。退隱，并不意味著位居邊緣，而是一種循例著慣性的生活。

故事要從北京說起。2001年，在西單文化廣場的人工巖館，21歲的黃山第一次伸手，抓住了巖點。不久后，他聽說在北京白河有野外巖場，便一頭扎了進去。從那以后，他成了白河的常客。

高中時，黃山就喜歡爬山。大學來到北京，正趕上了國內戶外運動野蠻生長時期。徒步、露營、登山、攀巖，各種資源與信息不斷涌現。黃山回憶說，那段日子就像“掉進了蜜罐里”。畢業后，他去了三夫戶外工作。他年輕、精力充沛，幾乎嘗試了所有極限運動：滑雪、鐵人三項、甚至每天清晨跑完十幾公里山路，再去公司上班。

那幾年，黃山翻閱了大量國外的攀登與越野跑雜志，那些關于巖壁、速度與身體極限的畫面，對他形成了持續而直接的沖擊。為什么會迷戀攀巖，黃山的解釋很簡單：他不喜歡城市，每到周末都在山里呆著。起初，他只是徒步、露營，但很快意識到，這樣的節奏對他來說還不夠極限。

“攀巖不一樣，它對我一直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我在巖壁上的感覺很舒服。”黃山說道。相比強調短時強度的單段路線，他更偏好多段攀登。在陳輝于白河開發著名多段線路“完美心情”時，黃山就在一旁協助。

黃山觀察著陳輝，如何在那片冷峻的花崗巖上布點、推進。在他看來，多段攀登是一場系統思考：路線的節奏、器材的管理、繩索的站位，任何一毫米的疏忽都會被放大。只有把流程想得極其清楚，攀登才能順暢。

2007年，黃山與李嘉、何川、孫斌等人同行，在四川拍攝紀錄片《龍之涎》。在山谷中偶遇了一支來自斯洛文尼亞的攀登小隊。他們三人一組，正在攻克一面完整的大巖壁。這讓黃山很震撼——明確的人員分工、吊帳、器械管理，全然不同于他熟悉的野路子。那些器材散發出的工業美感，以及嚴絲合縫的配合，讓他很著迷。

回到北京后，他買了自己的吊帳，開始研究更全面的攀登體系。黃山想走的更遠，不止是運動攀，還要嘗試傳統攀、高海拔攀登，這要涉及到攀冰，對混合路線的理解，要掌握的技術更為全面。

2011年，黃山來到了浙江臺州，那時野外巖壁幾乎是一片處女地，他無意間發現了天柱巖。他決定開發一條線路，連續十多天，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清晨，黃山在幾百米的高空醒來，拉開吊帳的拉鏈，能聽到鳥鳴聲。

他手里拿著重型電鉆，腰間掛著幾十斤重的掛片、掛鎖和備用電池。他需要一邊向上攀爬，一邊尋找巖石的穩固點：鉆孔、清孔、敲入螺栓、上緊掛片。雨水打在臉上，天氣很不好。在開發當天柱巖的第五段時，由于巖石極其堅硬，電池消耗得飛快，他不得不背著沉重的背囊，在繩索上反復下降和上升。

這種高強度的單人作業，對心理素質是極大的考驗。有時候，一個人的孤獨感比巖壁的難度更讓他窒息，但他享受那種寧靜、自由的感覺。

最終，這條全長 230 米、共 7 段的多段運動攀線路完成了。這之后，黃山決定留在臺州。他厭倦了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揮之不去的霧霾，而臺州恰好相反：生活成本低，有山，有熟悉的朋友，也足夠安靜，可以盡情去攀巖。

那時的他還沒有想到，自己會從懸在空中的吊帳里走下來，走進一間狹小的車庫，開始一段持續十三年的修攀巖鞋人生。

在臺州，黃山整整兩年沒有正式工作。他在山野間游蕩，當向導、開線路，在垂直的巖壁上尋找自由；而現實的生存壓力，就像春天的冰裂縫，悄然擴大。

那段時間，他在論壇上看到一位朋友發帖，提到給攀巖鞋換底的想法。很早的時候，他就從《Climbing》雜志的廣告頁上，留意到了修鞋廣告。黃山突然意識到：在國外，修攀巖鞋是一項專業而成熟的工作，而在國內，幾乎還是一片空白。

很快，黃山在臺州租下了一個不到 18 平方米的車庫。車庫就在他住的樓下，沒有空調，夏天悶熱得像蒸籠，冬天則陰冷潮濕。好處是，機器開起來基本不會打擾到別人，隔音很好，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很精致的小工作室”了。

那時，沒有人教他如何修攀巖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他每天把大量時間投進去，幾乎不再參與其他活動。有人找他一起做項目，或者接點外快，他基本都會婉拒。相比之下，修鞋這件事對他更有吸引力——他更想把精力放在這里。

最初，他交錢去參加修鞋培訓班。對方承諾什么都能修，結果教的主要還是皮鞋維修：換底、改色、換根。這對攀巖鞋來說，用處并不大。“攀巖鞋對精準度的要求，這些修鞋技術，并不能完全相通。

參考資料極度匱乏。他只能在 YouTube 上看零散的視頻，沒有系統教學，畫面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特寫鏡頭，只能靠自己硬琢磨。那時，巖友們都用QQ群交流。黃山在群里告訴大家：舊的攀巖鞋可以寄給他來修。他總會覺得修不好：腳感不對、弧度不對。一收到反饋就很沮喪，只能不斷調整模具、線型，反復試錯。

在修了上百雙鞋之后，黃山才感覺稍稍入了門。他總會覺得，當時的打磨、修復手法不夠好，想要琢磨出更新、更成熟的技術。朋友們會把在國外修過的鞋拿來給他參考。 黃山回憶道，他當時心里沒底，如實相告：“這鞋拆開研究，可能會壞。”對方卻很干脆：“沒事，你拆。”“這些朋友特別好，特別仗義。”

這種“破壞式”的學習最終讓一些鞋最終沒能救回來，但在琢磨對方是怎么修的、如何處理工藝細節中，黃山的修鞋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盡管，黃山在圈內已經小有名氣，但修鞋帶來的微薄收入，在扣除房租和昂貴的進口橡膠材料費后，幾乎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

在技術摸索期，他一天只能處理一兩雙鞋。賬戶里的余額一天天減少。現實的問題開始變得具體而緊迫：錢。在修鞋之前，黃山的收入很不穩定，但一個月也能有兩、三千，可以維持生活。開始修鞋之后，入不敷出。除此之外，修鞋本身也需要持續投入——設備要升級，材料要更好。比如從國外進更耐用、更穩定的鞋底材料，這些都需要錢。

2013年，一位朋友在貴州籌辦公司，急需人手，問黃山能不能過去幫忙一段時間。公司在茅臺鎮展開項目——通過德國的有氧發酵技術，將幾百家酒廠堆積的酒糟轉化為有機肥和天然氣。

那是極度忙碌且“分裂”的一年。白天，黃山是辦公室主任，負責接待、外聯、協調，每天周旋在酒廠與復雜的商務流程之間，事無巨細。但他并未放棄修鞋。在微博上，巖友們支持他，不斷有人把鞋寄過來。

在街邊，黃山租了一個極小的門臉當作工作室，月租一千多。當地的傳統修鞋店不少，有些店主不干了，黃山就去把他們淘汰的設備收過來。在網上，黃山又淘了一些二手的打磨機、修鞋機。

白天上班，晚上修鞋。這個過程中，黃山的供貨授權、鞋底材料渠道慢慢穩定了下來，也攢下了一筆錢。離開貴州時，他已經做出了決定：回到浙江，全職投入，把修補攀巖鞋當成一輩子的事。

2014 年，黃山搬到了仙居縣的一個古村落。

結束了一年的繁忙職場生活后，他帶著攢下的幾萬塊錢，決定徹底切斷多余的社交，找一個有山的地方安心做事。仙居的成本極低，且離山極近，這符合他當時最理想的生活。

搬家是一場漫長的告別。那時黃山開著一輛老富康，每周往返于臺州市區與村莊，一點一點運送設備和家當。這場搬遷持續了一個多月，最后一次，他叫了一輛小貨車才徹底拉完。村里人看他往院子里搬各種沉重的機器，由于不了解他的行當，對他充滿了懷疑。

他在村里租下了年租金只需 3000 元的房子。起初，他不太跟村里人打交道，比較封閉。每天晚上八點睡覺，早上五點起床。最開始，每天要修的鞋很少，黃山也想著養雞、養鵝。這才慢慢地，跟村里人熟起來。

“你養這些東西，就得問他們去哪買。一來二去，他們就覺得你這個人挺有意思。我跟他們解釋，說我是在村里修攀巖鞋。他們也挺好奇的，問你修鞋能有生意嗎？他們以為是修皮鞋、運動鞋。后來才知道是很小眾的東西。”

在村里，菜幾乎是不用買的。鄰居們自家種的芋頭、土豆、蔬菜吃不完，會直接順著窗戶塞進他的工作室。黃山說，在村子里生活，每個月就花100塊。時間久了，村里的紅白喜事都會喊他，把黃山當成了自己人。

日子就這樣一點點歸于平靜：清晨進工作室，傍晚收工。修一雙鞋，工序極其繁瑣，要經過二十多道工序。第一步，拆除鞋底，再選擇對應的鞋底材料。緊接著，他要去打磨、刷膠水，之后進烘箱。加熱之后，再貼底。最后再把鞋底壓好。

夏天，村子那條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古堰，水極清，能看見魚，小孩在里面嬉水。黃山每天都會去游泳，早晚各一次，那種清涼的水流讓他能從高強度的修鞋工作中短暫解脫。

“有一雙鞋我印象特別深，是Cobra眼鏡蛇。”黃山回憶道。那是當時國內最火的鞋款。那雙鞋寄到他手里時，不僅鞋底已經徹底報廢，連內層貼腳的皮料也因年代久遠而硬化、脆裂，一碰就碎。

他還是想試一試。黃山反復琢磨這雙鞋該怎么修。他覺得，既然對方把鞋寄過來，就不能辜負這份信任。那時候，中國能修攀巖鞋的地方屈指可數，他無論如何，都想把這雙鞋救回來。

為了這雙鞋，黃山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從早上七點一直干到凌晨兩點，才把一個中底給縫好。他像進行外科手術一樣，把老化壞死的內襯全部切掉，再按原樣手工縫一塊新的，再把鞋底重新貼回去。

“我做事的時候特別投入，會把門關起來，不讓人進來，也不想被打擾，放點輕音樂，一個人沉浸在工作里。吃飯就出去隨便吃點，然后回來繼續干。那時候最煩的事情就是有人敲門，哪怕是朋友，都會覺得被打斷了。”

“我覺得做手工的人可能都差不多，尤其是這種需要高度專注的活。你腦子里不會想別的，只想著手里這雙鞋怎么修好。有時候幾乎是機械地在做，時間過得特別快，一低頭一抬頭，半小時就過去了。”

“所以你問一天能修多少，其實修不了多少，因為時間過得太快了。手工為什么要手工，就是因為它需要你專注，一旦分心，這個活就沒法做。那時候我完全不考慮收入，純粹就是想把鞋修好，哪怕已經遠遠超出成本。”

如今，遇到那些特別老舊、復雜的鞋子，黃山大多會直接告訴對方修不了。從材料的老化程度和所耗費的工時來看，修復它的代價往往已遠超買一雙新鞋。除非，這雙鞋非常有紀念意義。

這種時候，黃山修的與其說是一雙鞋，不如說是為對方留住一段掛在巖壁上的舊時光。

最初，黃山對生活的預期極低。“一個月賺3000塊，就可以了，夠生活了。剩下的時間，就去攀巖唄，你是自由的。挺理想主義者，對吧？”

很快，情況完全不同。為了應對龐大的工作量，黃山帶過很多徒弟，但留下來的人很少。這種活計需要忍受枯燥。“比如那些坐一會兒就覺得累，非得出去抽根煙、緩一緩的人，是干不了這行的。”

黃山不只要修鞋，管人、管流程、管運營，各種雜七雜八的事情都要去操心。“你一旦開始做這個事情，就沒法輕易脫身。就像現在當老板一樣，反而更忙。我這個人不太可能當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得自己親力親為，自己能完全控制，我才能放心。”

工藝也在進化：最早黃山完全手工裁片，橡膠鞋底片都是按原樣自己打樣、剪裁。如今成了La Sportiva 的獨家授權換底服務商，有了原廠配件。不只是鞋底，還有魔術貼、鞋帶、鞋扣、橡膠片，都能直接換。效率和效果都更穩定了。但修鞋本身，已經不再帶來強烈的成就感。

“真正的滿足感，是來自別人穿上鞋以后覺得舒服、滿意。但這種滿足，來自于他人的感覺。攀巖就完全不一樣，攀巖是完全個人的體驗，是你自己站在山頂、完成一條線路，那種感受更強烈，也更純粹。”

我們問道黃山：你現在更快樂，還是一個人在車庫修鞋時更快樂？

黃山坦言說道，一個人是最快樂的。“那時候雖然沒什么錢，但幾乎沒有壓力。那種狀態很有意思，每天都對修鞋這件事充滿了期待。總覺得，也許哪一天攀巖突然就火了。我好像一直等待那一天，所以很快樂。”

回過頭想，這種等待本身就是一種快樂：每天修幾雙鞋，剩下時間可以隨心所欲找朋友玩，去山里攀巖。如今，黃山幾乎擠不出攀巖的時間，只能埋頭干活。

“原來以為做大了會更自由，后來才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黃山思考了片刻，繼續說道，因為壓力橫在這里，事情做得越大，身后的責任和問題就越多，只能被推著往前沖。這種“退隱者”的悖論在黃山身上顯露無疑：他本是為了尋找自由而專研修鞋，如今這成為一個讓他無法輕易脫身的義務。

有時，黃山會想起在白河的生活。他挺向往那種只有摩托羅拉翻蓋手機的——只能打電話、發短信。他心里只有攀巖，只有開線。離開貴州，他剛搬到仙居時，計劃一邊修鞋維持生計，一邊在當地開發線路。

2014年，黃山計劃開放另一條三百多米的多選線路。他獨自工作，爬到六十米處時，趕上梅雨季節，裂縫滲水，風險失控，他被迫撤了下來，把整套裝備留在了巖壁上。

“我原本想等雨停了再上去，結果修鞋的活兒一旦鋪開，就再也沒能回去。”

那套裝備在巖壁上掛了整整兩年，直到后來朋友從北京過來攀巖，黃山才拜托他去把裝備取回來。那次撤退，像是黃山與狂熱攀登生涯的一次正式切割。此后，如我們所知，他全身心撲在了工作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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