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正在脆裂！從達沃斯到慕尼黑，海洋安全焦慮如何影響你我

朱鋒：從達沃斯到慕尼黑：全球秩序脆裂下的海洋安全焦慮與戰略調整

朱鋒

現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海洋安全與發展”研究報告

第50期，2026年3月

內容摘要

2026年初，達沃斯與慕尼黑兩大場景集中釋放出國際秩序“脆裂”加速外顯的信號：特朗普2.0推動美國更公開地向強權政治與單邊主義回歸，引發盟友對“自由主義秩序由美國親手終結”的震動；歐洲則在俄烏沖突長期化、對美不確定性上升與對華競爭敘事強化的疊加壓力下，更明確轉向“回到權力政治時代”的判斷，并以提升防務與產業能力來謀求戰略自主。跨大西洋層面，美歐雖分歧增多，但仍試圖通過“修補—調試—再規范”維持陣營組織能力，同時把競爭重心更系統地轉向科技、資源、產業與貿易等結構性領域。

上述調整將通過海上力量投射、規則解釋權競爭與關鍵通道安全化等路徑外溢至涉海領域，增加周邊海域摩擦的組織化與長期化風險，也為中國以公共產品與制度供給穩定周邊提供窗口。

主要觀點

? 主要力量正在把“秩序焦慮”轉化為系統性戰略調整，進入新一輪結構塑形。

? 跨大西洋關系呈現“裂痕上升—修補強化”并行態勢，底層目標是延續組織能力與規則解釋權。

? 歐洲形成“雙重邏輯”：無法脫離美國，但必須提升“歐洲力量”，軍工與防務能力建設將持續推進。

? 美國對華競爭重心更集中于科技、資源、產業與貿易等綜合國力領域，同時保留必要溝通以降低失控風險。

? 海洋領域將成為“力量—規則—通道”三線交匯點，港口、航運、海底電纜與海底資源更易被安全化。

政策影響

? 域外力量涉海行動更趨組織化，聯合巡航、軍演與能力建設項目的頻率可能上升，摩擦由“點狀事件”向“機制性壓力”轉化。

? 規則競爭升級為“解釋權競爭”，國際法與制度改革話語可能被用于壓縮對手政策空間，地區治理碎片化風險加大。

? “產業—資源—通道”聯動增強，科技戰與產業政策外溢至港口物流、航運保險、海底電纜與海上能源通道，發展議程加速安全化。

引言

2026年正在成為世界政治演進進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關鍵節點。新年伊始，加拿大總理卡尼在1月23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了引發廣泛討論的“卡尼之問”：在特朗普2.0開啟之后，美國以“新門羅主義”為特征的政策取向，是否正在加速二戰后形成的全球秩序解構？未來的國際秩序究竟將回歸以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為核心的制度體系，還是重新滑向以實力地位為基礎的權力政治？這一提問不僅反映了西方內部的深層焦慮，也揭示出全球秩序進入結構性轉折期的現實判斷。

2月13日，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如期舉行。德國總理默茨在開幕演講中直言，基于權利與規則的國際秩序即便在其最輝煌階段也并不完美，但如今已然“不復存在”。這一表述，象征著歐洲主流政治精英對國際體系結構性變動的公開確認。慕尼黑會場的整體氛圍，已不再局限于對秩序裂痕的哀嘆，而更多轉向如何在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重塑戰略定位與政策路徑。

在會議期間，歐美政界、防務界、智庫界以及企業界代表的密集發言與互動， 清晰展示出一個共識：國際體系正經歷二戰結束近81年來最深刻的一輪結構調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再只是概念性判斷，而正在具體化為聯盟關系再校準、權力結構再分配與規則體系再塑造的現實進程。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慕安會法則”并非單純表達焦慮，而是在秩序脆裂背景下推動戰略與政策層面的主動調整，力圖使全球治理與國際規則進入新的穩定周期。這一再平衡進程仍處在起步階段，其方向與結果均充滿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從海洋安全與發展的視角審視這一輪全球秩序重構，識別其對力量投射、規則競爭與關鍵通道安全的外溢影響，已成為亟需系統分析的重要課題。

跨大西洋關系的再校準：修補裂縫與對外動員并行

跨大西洋關系當前同時承受格陵蘭問題、俄烏戰爭長期化以及貿易與關稅摩擦等多重沖擊，但美歐并未放任裂痕擴大，而是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集中推動“修補—調試—再規范”，以穩住陣營組織能力與政治信任。魯比奧的主旨演講是這一再校準的關鍵：其核心不止于安撫歐洲對特朗普2.0政策急轉的擔憂，更在于說服歐洲政治與社會精英接受“特朗普主義”的聯盟運作邏輯——利益優先、成本分攤與更緊密的對外動員。相較2025年萬斯將歐洲風險歸因于“內部問題”引發反彈，美方此次更強調敘事重置與心理預期修復，試圖降低盟友對美國單邊沖擊的焦慮，并把歐洲重新拉回“共同上路”的軌道。

美方動員敘事出現三點更清晰的變化：第一，把盟友關系從“價值共同體”拉回“力量共同體”，強調關鍵生活與生產資料不能依賴他人，美歐的安全與繁榮必須建立在自身實力與對國際資源分配的控制力之上；第二，把國際制度改革納入競爭工具箱，提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戰后制度“必須改革”，實質是爭奪規則解釋權與議程設置權；第三，以“復興敘事”覆蓋對外競爭成本，為科技戰、貿易戰與產業戰提供動員基礎，并要求歐洲與美國一起“再度偉大”。這些表述總體指向一個目標：推動歐洲更系統地跟隨美國重建在權力、技術、產業與金融領域的優勢。

在對華政策表述上，魯比奧保持相對克制，強調不與中國對話是“失責”，在利益一致處可以合作，并需保持溝通以避免不必要沖突；但同時也明確對華競爭重心將長期鎖定在科技、資源、產業與貿易等綜合國力領域。由此形成“對話姿態”與“結構性競爭”并存的格局，中美關系更可能呈現“高接觸、低互信”的常態：接觸更頻密、摩擦更高頻，但總體都試圖控制升級。

從涉海角度看，這一再校準將把結構性競爭更深帶入海洋領域：港口與航運網絡、海底電纜與海洋數據鏈條、關鍵通道與海底資源更易被納入“聯盟化產業政策—安全化規則敘事”的一體化框架。海洋不再只是軍事存在的空間，更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基礎設施底盤與規則解釋權博弈的前沿場域。

歐洲的戰略抉擇：提升“歐洲力量”與對美依賴的再平衡

歐洲主流政治精英在慕尼黑會場呈現出更趨同的戰略判斷：歐洲在安全上“離不開美國”，但同時也必須降低對美不確定性的脆弱性，不能繼續把安全完全外包給美國，而應系統提升自身防務與軍工產業能力。這一判斷在德國總理默茨的開幕演講中表達得尤為集中。他一方面強調俄對歐威脅的長期化，另一方面將中國定位為通過“戰略耐心”重塑國際秩序、并“利用世界對其依賴”來重新定義相互依賴結構的關鍵變量，進而提出歐洲“需要從世界歷史的假期中回歸”，重新面對權力政治與大國競爭的現實。

這種敘事組合的政策含義在于：歐洲正在把“戰略自主”從政治口號推向資源投入與能力建設的硬議程，并將其正當性建立在雙重威脅認知之上——短期以俄烏沖突為安全壓力源，長期以“對華競爭敘事”作為結構性動員框架。其直接效果，是為防務開支上升、軍工產能恢復、關鍵裝備體系升級提供更強的政治授權空間。默茨同時以“歐洲GDP遠高于俄羅斯但實力未必成比例”為例，強調歐洲必須適應大國政治新時代并充分釋放經濟、技術與軍事潛力，這實際上把“歐洲力量建設”界定為一項長期的國家能力工程。

但需要注意的是，2026年慕安會也清晰展現出歐洲內部的結構性張力：在安全議題上呈現更強“趨 同”，在經濟與對華關系上則體現“分化”。一方面，歐盟外交專員卡拉斯公開批評特朗普的烏克蘭戰爭調解政策，強調歐洲不會對俄羅斯領土訴求妥協，表明在烏克蘭問題上歐洲立場更強硬、對美政策分歧更顯性；另一方面，默茨政府在對華經濟關系上仍強調合作的重要性， 明確“中國既是戰略競爭對手，也是戰略合作伙伴”，體現出歐洲在產業與市場利益驅動下仍試圖保留政策回旋。

在能力建設的外溢效應上，歐洲“力量建設”一旦進入軍工復興與聯盟協同的軌道，就不再僅是歐洲內部的預算與裝備問題，而將更直接投射到域外議程，尤其是海上存在展示與關鍵通道安全。英國首相斯塔默將歐洲形容為“沉睡的雄獅”，并強調歐洲軍工能力與艦機體系潛力巨大；這類表態與默茨的主張相互呼應，意味著未來歐洲在防務合作、軍備能力提升與聯合行動方面的制度化趨勢將增強。

如果該趨勢與日本等盟友強調的“同盟全球安全責任”框架疊加，歐洲防務議程就可能以聯合演訓、海上存在、能力建設項目等方式向外延伸，使域外涉海行動更具組織化色彩。

對中國而言，應對歐洲“安全趨同”的現實，關鍵不在于與其進入敘事對抗，而在于穩住其“經濟分化”的利益理性與合作空間：一是把對歐溝通更多錨定在氣候治理、航運減排、海洋環保、海洋科研與海上公共安全等公共產品議題上，形成可交付的合作項目與年度清單；二是在涉海規則與標準層面加強技術性合作與第三方平臺對接，減少歐洲被卷入單一安全化敘事的慣性；三是對可能上升的歐洲海上存在與聯合行動保持前置研判與機制化溝通，避免海上接觸頻密化帶來誤判與疊加風險。

權力分配與規則秩序：單極失衡、雙重標準與多極化加速

國際秩序“脆裂感”加速上升，其深層原因并非主要來自理念分歧，而在于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權力分配長期失衡、有效制衡機制不足。特朗普2.0時期的政策取向，并非對既有體系的顛覆式重建，而是在單極結構框架內更為直接、更加少加掩飾地運用美國的優勢地位。美國既擁有綜合實力上的明顯優勢，又疊加對歐亞大量盟友的制度性依賴與安全承諾，由此形成權力高度集中而約束相對不足的結構環境。在這一環境下，即便政策引發外部爭議或反制，美國決策層仍傾向相信其優勢足以吸收成本，從而降低對協調與妥協的重視。

在這種結構條件下，規則與價值更容易被功能化運用。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擴張性的安全政策與資源優先取向，反映出“權力與國家利益優先”的戰略邏輯。自由主義價值更多成為動員與施壓的工具，而非普遍適用的約束原則。圍繞“基于規則的秩序”與“基于實力的秩序”的對立敘事，并未因政策更迭而消退，而是在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實踐中強化，使規則適用的選擇性更加明顯。

雙重標準對秩序合法性的侵蝕，是多極化加速的重要推動力。當自居維護人權與國際法的一方在關鍵問題上采取選擇性立場，甚至動用制度工具阻斷對盟友的約束時，“規則秩序”的公信力必然受到削弱。相關爭議已不再局限于對外指控，也在西方內部引發分歧與公開批評。被稱為“新門羅主義”的政策取向，體現出對傳統強權政治路徑的明確回歸，其行為方式趨于直白化與工具化，進一步強化了國際社會對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的判斷。

對涉海領域而言，規則合法性流失將產生連鎖影響。國際法與海洋法更易被選擇性解釋并嵌入政治動員，圍繞航行自由、爭端處理與執法合法性的爭議更容易轉化為解釋權競爭。多邊機制權威下降，使區域合作更多依賴小多邊與臨時安排，治理碎片化風險上升。同時，中等國家雖擁有更大的平衡空間，但在聯盟動員與安全化敘事壓力下更易面臨選邊壓力，從而增加周邊海域摩擦的不確定性。

總體而言，權力結構失衡與規則合法性流失相互疊加，正在推動國際秩序進入競爭更制度化、摩擦更常態化的新階段。對中國而言，涉海應對需要更加重視規則與證據供給能力、技術性危機管控機制，以及通過發展合作穩住周邊國家的政策理性，以降低結構性壓力。

海洋安全與發展視角下的外溢效應

達沃斯與慕尼黑所體現的秩序焦慮一旦進入海洋領域，往往會轉化為更具體的政策與行動安排。海上力量的存在、規則敘事的塑造以及關鍵通道與基礎設施的控制，正在相互交織，使海洋從傳統的軍事活動空間轉變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平臺。

首先，域外力量在海上的活動日益呈現出制度化和持續化趨勢。聯合巡航、聯合演訓與能力建設不再是偶發性的展示，而是通過機制化安排不斷延伸，并與“維護規則”“保障通道安全”等表述相互配合。長期而言，這種持續會影響地區國家的風險判斷與政策選擇。對中國來說，真正的壓力不在個別軍事行動，而在于相關國家在訓練、裝備與執法合作中逐步融入既定體系，從而在關鍵時刻更傾向于按照外部設定的行動框架行事。

圍繞海洋議題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在規則解釋和敘事塑造上。制度改革與規則重述被頻繁提及，具體事件中的法律解釋與道義表達也更加政治化。如果缺乏穩定而有力的事實呈現與法理說明，相關敘事容易被對方搶占并固化為國際輿論的默認立場。因此，在涉海事務中持續提供清晰、可核驗且具有一致性的法律與事實依據，已成為維護政策空間的重要條件。

再次，港口、航運網絡、海底電纜、海洋數據以及能源運輸線路等關鍵基礎設施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安全議程。通過投資審查、融資與保險條款、準入標準和數據規則等方式，外部力量可以對這些通道形成制度性約束。執法行動、情報活動與輿論操作在同一海域交織出現，使摩擦呈現出灰色地帶化的特點，即不觸發戰爭閾值，卻持續消耗對方的應對資源。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海洋領域的競爭正從軍力展示擴展到制度標準與合規體系層面。港口管理制度、航運合規規則、海底電纜維護標準、海洋環保與海事安全規范等，都可能影響地區國家的政策取向。即便相關國家試圖保持平衡，也可能在標準采納與能力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路徑依賴，從而在實際行動中受到制度網絡的牽引。

在這種環境下，周邊海域的風險更可能表現為頻繁而持續的摩擦，而非一次性沖突。多數事件未必升級為軍事對抗，但長期積累會改變地區安全與發展的整體氛圍。因此，應對思路需要更加注重前端塑造，通過穩定合作基礎、加強溝通機制與提升基礎設施韌性，減少誤判空間，并在不確定性上升的格局中保持海洋發展的基本穩定。

從達沃斯的“卡尼之問”到慕尼黑關于“規則秩序不復存在”的公開判斷，2026年初所呈現的并非簡單的情緒波動，而是一場圍繞權力結構、制度安排與戰略定位展開的系統性再調整。特朗普2.0背景下美國更公開地向強權政治與制度工具化回歸，歐洲在安全壓力與戰略自主之間尋求再平衡，單極結構的失衡與規則雙重標準加速多極化趨勢成勢——這些變化正在重塑國際體系的運行邏輯。

在這一進程中，海洋空間成為外溢效應最為集中、最為具體的前沿場域。力量投射更加組織化，規則競爭轉向解釋權與證據鏈之爭，關鍵通道與基礎設施安全化程度上升，使海上摩擦呈現“低烈度、高頻率、長周期”的結構特征。海洋已不再只是軍事存在的地理空間，而是綜合國力競爭、制度網絡嵌入與發展議程博弈的基礎性平臺。

面對這一趨勢，中國的戰略選擇不應局限于事件性應對，而應著眼于結構性塑形。一方面，通過持續提供海洋公共產品與可交付合作項目，穩定周邊國家的利益預期，避免地區議程被單一安全化敘事主導；另一方面，通過完善危機管控機制與規則解釋能力，提升證據鏈與傳播鏈供給水平，在規則競爭中保持主動；同時，通過提升港口、航運、海底電纜與海上能源通道的韌性建設，把發展安全轉化為戰略緩沖空間。

全球秩序的再平衡仍處于起步階段，其方向與節奏充滿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海洋安全與發展將成為未來大國競爭與合作并存的重要交匯點。如何在秩序重構的震蕩期中守住底線、穩住合作面并爭取結構性主動，將決定中國在這一輪全球格局調整中的戰略空間與長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