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程：批評家的精神與氣象

王鵬程，1979年6月生，陜西永壽人。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文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后。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曾在《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等報刊發表論文近百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等數項。著有《馬爾克斯的憂傷——小說精神與中國氣象》《或看翡翠蘭苕上》《見著知微——覷塵齋文史論稿》《批評的德性》《朝向托爾斯泰的景象》《獨異的風景》《1924：魯迅長安行》等。學術兼職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小說學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等。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陜西文藝評論獎一等獎、陜西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陜西青年文學獎評論獎等多項。

王鵬程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我們評價一部文學作品，要有一個標準，批評家要有“批評原則”，您是如何看待“批評原則”的？

王鵬程：這些年來，我一直倡導并踐行有事實感的批評，將事實感作為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審美體驗和價值判斷，事實感決定著其生命力，是文學批評的決定性原則，關系到批評的可信度和有效性。知識、視野、眼光、方法、閱歷呀，當然重要，但都是輔助性的，而不是關鍵性的。任何文學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評價一部作品，一方面，必須將其置于其主題、題材、藝術性等的歷史脈絡、藝術譜系里去衡定，看其是如何與已有的經驗溝通、對話，有什么發展、貢獻和創造；另一方面，要將其與同時代同類作品作比較，看其有什么獨特性、藝術性和創造性。歷時的縱向的藝術譜系的考察與共時的橫向的同時代同類題材創作的比較，形成一個清晰的坐標系，就能比較準確地確定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位置。也就是說，批評的事實感置身于人類的文學傳統和價值經驗之中，并在與現代審美經驗的雙向互動中守故鼎新，判斷批評對象把握現實的寬廣程度、深入本質的深刻程度，闡明它說出的能力以及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進而重塑傳統。不過，事實感的獲得并不容易，不僅需要理論和技巧，而且倚重于文學知識和生活經驗而形成的價值尺度和事實理性。它面對人類的文學傳統和價值經驗，立足于現實生活，在批評主體的審美經驗、批評實踐與自我反省的砥礪中不斷調整磨合，最終形成穩健得當的差別意識和價值等級。事實感是一種無形的軟能力，是一種看起來極為普通而又十分難得的批評才能，是批評的生命線。

文化藝術報：您的新著《朝向托爾斯泰的景象》，收入作家出版社“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第三輯，這是您的文學批評成果第二次收入“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敢說真話、有風骨是“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倡導的批評風格，“說真話”對一個批評家意味著什么？

王鵬程：“說真話”對于批評家而言，意味著尊重自己的閱讀體驗、尊重自己的人格；意味著對批評對象的尊重和作者人格的尊重；意味著對讀者和大眾的尊重。也即是說，真正的批評家要對自己負責、對作者負責、對大眾負責，不能違背事實感。但我們的文學批評，很多時候是沒有獨立意識的，不少批評家也沒有獨立人格，他們只對作者負責、對市場負責，批評被視為“工具”，違背了事實感這一“道”，成為各種非文學目的的“器”。表面看起來，“說真話”似乎很簡單，但需要莫大的勇氣。好像是海明威說過：我們用兩年去學會說話，卻要用幾十年來學會閉嘴。在個體意識極不發達、環境又處處限制的氛圍中，“說真話”更是難上加難。

文化藝術報：《朝向托爾斯泰的景象》堅守著您一直倡導的“有事實感的批評”，可否談談這本新書？

王鵬程：《朝向托爾斯泰的景象》有十多年前的舊作，也有近兩年的新作，其中新作多一些，占全書的三分之二。舊作主要是對反叛精神、現實與虛構的關系、情欲書寫、道德態度、邊緣意識等小說寫作的核心問題和倫理態度等的思考。現在看來，當時的一些思考依然沒有過時。如小說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作家喋喋不休地表達自己如何癡迷和鐘愛文學，但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將小說當成生活的作家，則如鳳毛麟角。這也是書名的由來。要將小說當成生活方式，必須具有心靈的絕對自由，如果內心真正達到了這種境地，那么任何有形無形的壓迫都不會使小說家作出退讓，他們只會依照自由靈魂的召喚去寫作。也正是小說的這種特殊的稟性，才使得小說充滿了魔力，成為人們反抗現實、構建詩意、撫慰心靈的一種最吸引人的文體。正如赫爾岑所說的，“這種沉浸在自我之中，不僅需要心靈非常深邃，足以隨時自由潛隱，而且得具備獨立自主、巍然不動的驚人力量。在卑鄙齷齪、沉悶窒息、沒有出路的環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

新作主要對《暫坐》《文城》《神圣婚姻》《芬芳》等小說進行了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也是在實踐自己主張的有事實感的批評。此外，還有幾篇勾稽史料，對錢鍾書參與英譯“毛選”及毛詩詞的始末、錢鍾書清華時期的情詩等現當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事件進行人多所未見的闡發，可謂有事實感的學術研究。

文化藝術報：從《批評的德性》到《朝向托爾斯泰的景象》，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鵬程：更為理性和溫和。這也是年齡增長、閱歷豐富和各種經驗積累的必然結果。這些年雖然關注當下文壇，也寫評論，但介入的要少些，冷眼旁觀的多一些。此外，學術批評要多一些，尤其是一些有較大學術意義課題的研究和重估，我覺得比那種緊跟文壇的批評，價值要更大一些。

文化藝術報：對當下的文學批評，您用“熱鬧中的荒涼”來形容，能具體談談嗎？

王鵬程：我們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一樣，存在著嚴重的圈層固化現象。表面看起來，似乎很熱鬧，實際上不過是小圈子的狂歡而已。拿批評刊物來說，現在基本上都是邀請批評家主持專欄，幾乎不接收自然來稿。主持者以自己為半徑畫圓了，作者也非親即故，不能說這里面沒有好文章，但不少的確是爛文章。作家呢，出了長篇，找一撥人，寫一組文章，在刊物上出一個專輯，也都是好話說盡、好詞用完，批評的文章幾乎沒有，最多也就是不痛不癢地說一些無關緊要的看法。這些文章，如一些調侃者所言，除了作者、編輯、被評論的作家，基本上沒有第四個人看。現在大家基本都不看紙質刊物，主要是公眾號傳播，盡管這些文章被反復推送，在朋友圈很熱鬧，但很少有人有耐心閱讀，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表面看起來，我們的文學批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與“繁榮”，實際上卻是“過剩”和“稀缺”。

文化藝術報：“當代陜西文學評論文叢”收錄了您的《獨異的風景》，這是您“文學陜軍”代表性作家的藝術譜系，從柳青到年輕一代的周瑄璞，“文學陜軍”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鵬程：“文學陜軍”，有代際傳承，也有發展變化。在文學精神上，他們都有宗教般虔誠的為文學獻身的精神，同時形成了富有個性的文學姿態，如柳青的“三個學校”理論、“六十年是一個單元”，杜鵬程的“皺著眉頭看生活”，王汶石的“帶著微笑看生活”，路遙的“生活之樹常青”，陳忠實的“文學是愚人的事業”“文學依然神圣”等。他們都是將文學視為生命的，并能將自己的生活體驗、生命體驗與藝術體驗熔鑄在一起。在藝術譜系上，他們幾乎都深受俄蘇文學的影響，遵從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追求現實深度、社會廣度與歷史深度融匯的“史詩性”寫法，但也隨著時代有個人性的變化，如柳青的政治現實主義、路遙的道德現實主義、陳忠實的文化現實主義。新時期以來，拉美文學、歐洲文學也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年輕一代作家所處的環境、面對的對象已與前輩“文學陜軍”完全不同，一些經驗可能已經完全失效，但我覺得前輩們雖九死猶不悔的獻身于文學的精神，深度理解文學的能力，透視生活、把握生活以及升騰生活的能力，應該是需要繼承的良性資產。

文化藝術報：“文學陜軍”是陜西文化自信的重要支點，您多次談到“文學陜軍”是一種品質、一種對文學的信仰和堅守，“文學陜軍”在中國當代文學板塊處于什么位置？

王鵬程：陜西是當代中國的文學大省，曾兩度創造了中國小說的高峰。20世紀50年代，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王汶石的《風雪之夜》等作品，使陜西首次成為中國小說的“重鎮”。尤其是《創業史》，代表著“十七年”長篇小說的藝術高度，對后來中國的農村書寫產生了覆蓋性的影響，也直接影響了路遙和陳忠實的創作。1993年，以《白鹿原》《廢都》《最后一個匈奴》《八里情仇》《熱愛命運》等為代表的“陜軍東征”，在中國市場經濟興起、社會轉型、文化體制轉軌、作家紛紛下海或轉向商業化的寫作、嚴肅文學處境日益尷尬的狀況下，成為一個集團性的備受矚目的文學現象和文化事件。盡管這些作品參差不齊，但還是出現了《白鹿原》這樣經受時間考驗、代表20世紀90年代中國長篇小說藝術高度的扛鼎之作。這幾代陜軍作家在處理鄉土中國及“城鄉交叉地帶”的生活方面，形成了一些傳統，積累了一些經驗，構筑了自己的文學大廈。新世紀以來，中國城鎮化步伐加快，文學陜軍形成的一些傳統和經驗，非但無用，可能還會帶來束縛。實際的情況也是，一些作家沒有及時更新調整自己的小說觀念及價值認知系統，因而新世紀以來，“文學陜軍”就在全國明顯落后了。

文化藝術報：紅柯、楊爭光之后，“文學陜軍”再也沒有出現有全國影響的人，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王鵬程：紅柯和楊爭光是非典型的“文學陜軍”。紅柯才情細膩、情懷浪漫，希圖在雄奇壯觀的西域風情中為麻木庸碌的現代人尋找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安妥，尋找得很虔誠也很痛苦，但最后還是失敗了，看他最后一部長篇《太陽深處的火焰》，我們能深切感受到其精神的焦灼和靈魂的分裂。楊爭光是一個思想深刻、藝術感覺極好、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說家，但后來主要精力在影視上，否則會有更大的成就。他重要的作品基本都發表在20世紀80年代。新世紀最好的作品是《從兩個蛋開始》。

“文學陜軍”再也沒有出現有全國影響的作家，首先要反思的是“文學陜軍”的傳統和經驗。“文學陜軍”基本上都是“城籍農裔”作家，與現代文明有很大的隔閡，內心具有濃厚的村莊情結、古都情結、廢都情結，在現代都市文明和商業文明沖擊下，形成了自卑、自閉、自大甚至與現代文明對抗的“后農耕文化”心態，缺乏現代意識、理性精神和終極關懷，缺乏建立在想象力和直覺能力基礎上的詩性創造和升華能力。這些在全球化、數智化的當下，被新一代作家擱置或拋棄，不難理解。

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陜軍”后繼無人。新一代作家所處的時代、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們無法再像前輩小說家那樣固守農村或專注“城鄉交叉地帶”，在小說敘事上也不可能襲取柳青、路遙、陳忠實等的宏大史詩敘事模式，而是選擇適合自己生活經歷、所處時代的更為多樣、更為豐富的敘事方式。實際上的情況亦是如此。我們看到70、80、90后的陜西作家，創作已經逸出前輩“文學陜軍”的傳統，正在開辟出屬于自己的藝術領地。其中不少在國內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之所以沒有像前輩那樣影響巨大，主要是在當下的全球化、數智化時代，文學選擇多元化、文學處境邊緣化，讀圖、刷屏已經替代了安靜認真的閱讀，以文學為名義的欲望化、物質化和商業化寫作更容易獲得時代的青睞，傳統的嚴肅文學已經很難再像20世紀70—90 年代那樣，產生轟動性的效應。

文化藝術報：2024年，您出版了《1924：魯迅長安行》，這本書出版后多次再版，本報也連載了這本書。100年前，魯迅的長安行，為何還能引起這么大的關注？今天的年輕人還需要繼續讀魯迅嗎？

王鵬程：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是公認的文學大師和文化巨擘。現代文學是在他手里開始、成熟并達到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的。100多年來，他對中國文化、教育、文學等方面的影響，無人可及。中國的學生，都是讀著魯迅的文章長大的，語文教材里，選得最多的，也是魯迅的文章。但魯迅1924年36天的長安之旅，除了專業的研究者，普通讀者很少有人知道。大家一看魯迅為了寫《楊貴妃》，竟然來過西安，而且呆了20多天，興趣一下子就上來了。

今天年輕人當然需要讀魯迅，但不能將魯迅神化。魯迅對中國傳統和文化的了解、分析與批評，也是無人可及的。今天我們面臨的許多社會、思想、文化問題，與100年前魯迅所處的時代，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魯迅的文章，仍能給我們啟示，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這也是很令人悲哀的地方。我曾說過：什么時候我們不需要讀魯迅了，才是真正好起來了。魯迅的思想中也有消極的部分，他個人也說自己“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比如著名的國民性，將一切推給杳不可尋的抽象的民族氣質和性格，忽略制度決定性的塑造作用，是有很大問題的。作為文學命題，魯迅的表達是深刻的，但若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就南轅北轍了。遺憾的是，我們這些年一直唱的還是老調子。結果如何呢？魯迅1927年那篇著名的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 說得很清楚。

文化藝術報：《1924：魯迅長安行》，您給讀者呈現了一個鮮活的、有血有肉的魯迅形象，寫作這本書，最大的難點有哪些？

王鵬程：當時我的想法主要有這么幾點：一是將實證考據作為研究根基，完成歷史紀實文本和長安行現場的還原；二是遵循“質疑—舉證—立新”的路徑，對學界既往的觀點展開辨誤、辨偽工作，厘清存在爭議的史實。如“古調獨彈”究竟是魯迅所擬，還是魯迅所擬并親題這一問題，通過查考易俗社簡明報告書、“古調獨彈”的四次制匾過程，搞清楚今天易俗社的“古調獨彈”是集魯迅字而成，并不是魯迅親題的。另外，也糾正了過去學術界認為的魯迅長安之行印象不佳的粗疏判斷。西安的破敗固然讓魯迅印象不佳，讓他沒有了寫作《楊貴妃》的沖動，但魯迅的長安之行還是有不少欣喜和收獲的：他飽飫搜集漢唐文物的癖好，搜購了不少文物古董；第一次到易俗社看堂會（連續5天看秦腔）；返京時船經山西，上岸在芮城吃花紅（沙果），“在樹上隨摘隨吃，立著隨吃隨談……新鮮而至于現摘，是生平第一次”；在陜西教育廳大院看到了漢代石刻的代表——昭陵六駿中的四駿，等等。因而，我認為魯迅長安之行的感受頗為復雜——是交織著期望和失望、收獲和失落的文化考古與文學尋根，是有著小驚險與小驚喜的地理考察，是“小說大家”新文學作品的游光揚聲，是《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中國小說史研究成果的學術普及，也是疊加著頹敗印象與美好記憶的文化之旅。

文化藝術報：您的經歷很有意思，從中師畢業到清華博士，從中學老師到博士生導師，這些經歷對您有何影響？

王鵬程：我的經歷，在同代人中的確比較曲折，比較有意思：教過小學（實習）、初中、高中，帶過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自己從中師生到讀博士做博士后，除了沒有教過幼兒園，各個階段的學生，我完整地教了一遍。這在今天的中國，可能為數不多。從農村到城市，讓我對中國社會有了全面的認識；從最基礎的小學、中學到大學教室，讓我對中國的教育有了一個整體的了解。19歲中師畢業回到初中母校任教，至24歲讀研之前，這5年在小鎮、縣城工作，還做過很短一個時期的新聞記者。這些經歷讓我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切身的體察。就文學批評和研究而言，這是最基本的“知人論世”“洞明世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生閱歷的積累，讓我比一直呆在學校更有感受力和判斷力。

中師生用今天的話來說，都是“學霸”，因為只有年級、全鎮前幾名才能考上，有時鎮上一年一個也考不上。當時考上中師，跳出農門，改變身份，遠近聞名。中師培養的是小學教師，沒有主課，所有課程課時都一樣，除了不開英語（這讓后來考研的我大吃苦頭，我以初中英語為起點考研，邊工作邊自學），語、數、生、物、化、體、音、美、書法、邏輯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同等重要，不管哪一門不過關，都不能畢業。當時我對這樣的課程設置頗為不滿，自己在音樂、美術方面沒有天分，視唱、練耳、素描、水彩、水粉等課程，讓我備受折磨。但從培養全面發展的小學教師這個角度看，這樣的課程設置極為合理，效果也非常好。當時的農村小學，只要有一個中師生，整個學校就能撐起來。后來才慢慢發現這種課程設置對我的好處——什么都知道一點，盡管可能比較皮毛，但具備最基本的常識。

中師生因為畢業后都是教育局分配工作，沒有升學壓力，學習較高中而言，還是比較輕松的。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有時間發展自己的愛好：喜歡書法的可以盡情臨帖，喜歡音樂的可以泡在琴房，喜歡美術的可以待在畫室……我喜歡文學，就漫無目的地閱讀中外文學經典。3年時間，我們那個不大的圖書館被我翻了個遍，囫圇吞棗地閱讀了圖書館里的經典名著，包括《浮士德》《約翰·克里斯多夫》這樣的大部頭作品。也讀過一些紅色經典，看到校文學社社長在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因為好奇，找來也讀完了。在《紅樓夢》上也下過很大功夫。當時我們有《紅樓夢》研究的課程，除了讀作品，我還翻了一些相關的研究著作，記得有王朝聞、趙岡、林冠夫等人的著作。圖書館只有一本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評注》，我將這本書借出來，幾乎一字不落地抄到岳麓書社版的《紅樓夢》上。當時新出的文學作品也讀得不少。我隔壁宿舍的同學孫波、馬興濤喜歡買書，讀完了就扔在床頭。我從他們那里讀了不少作品，記得名字的有《豐乳肥臀》《紅高粱家族》《第二個太陽》《都市風流》《蒼生》《星星草》《未穿的紅嫁衣》《少年天子》《北京法源寺》《藍袍先生》等。

文化藝術報：您的學術之路是從什么時期開始的？

王鵬程：真正的學術研究是2003年讀碩士開始的。這一年因為“非典”，研究生復試不能面試，采取了郵寄復試的方式。我接到的題目是就《人民文學》新刊的鬼子的中篇小說《瓦城上空的麥田》寫一篇評論，不少于6000字，一周內完成寄出。這篇評論寫得還不錯，復試小組打了94分。入學后，我將這篇評論投出，發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上。這是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文章。碩士期間，在導師的指導下，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開始了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

文化藝術報：故鄉永壽，對您的成長有何影響？

王鵬程：我老家店頭鎮行政區劃上雖屬永壽，但被乾縣隔開，是一塊飛地，是永壽、扶風、乾縣、麟游4縣的交界，也是咸陽市和寶雞市的交界。我們距離永壽縣城遠，距離扶風縣法門鎮近，鎮街道以北講永壽話，以南是扶風腔，跟集上會、學生上學有一半是去扶風，扶風的影響跟永壽的影響差不多。因而現在文友聚會，扶風和永壽的圈子都將我當鄉黨。

我的成長，是現代文學作品中典型的“離鄉—返鄉—離鄉”模式。16歲考上中師，高興地離開永壽去鄰縣讀書。3年后又回到初中母校教書，發現自己跟蒼蠅一樣，繞了一個圈，又飛回來了。身份上雖有所變化，但生活上非但沒有變化，而且因為學校拖欠工資更加窘迫了。于是決定再次出走，沒有其他門路，只能發奮苦讀，最終通過考研離開。

文化藝術報：永壽這些年出了不少作家，和永壽相鄰的寶雞，也是文學熱土，文學在這片土地為何會有這樣的魅力？

王鵬程：跟經濟、文化、地理有一定關系。一般經濟落后的地方，人們改變生活的愿望要熱切一些，也更富于幻想和想象力，熱愛文學的人要多一些。當然也有想通過文學改變命運的想法。從文化上來說，永壽文脈深厚，予人滋養。周秦漢唐，永壽一直是京畿之地。這里距離長安不遠，是王公大臣理想的隱居之地。漢初的婁敬、陸賈就隱居在我們鎮上，《史記》七十列傳，隱居在我們一個小鎮上的就兩位。隋唐兩代，永壽和毗鄰的麟游，一直有皇家避暑的夏宮，也是王公貴族理想的長眠之地，如長孫無忌葬在永壽坊村，這里現在有幾個村子都姓長孫。永壽不少作家最初學習寫作，是從寫這些歷史名人、文化遺跡開始的，有文化上的底氣。近些年冒出的永壽作家，一半是店頭人。從文化地理上講，他們處于周原的最東邊，跟寶雞作家同屬于周原文化圈。在行政區劃上，店頭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也有一段時間劃在寶雞地區。

文化藝術報：除了文學評論，您也寫了大量的散文隨筆，您是如何看待當下的散文寫作的？

王鵬程：當下的散文寫作很熱鬧，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也暴露出嚴重的問題，比如文體邊界的失范，散文成為無所不包的大雜燴，篇幅的無限拉長，動輒萬言甚至數萬言，并美其名曰“大散文”；另如情感的夸張虛假、內容的空洞不實、精神的離散和出竅、現代意識的匱乏、思想的淺薄、表達的失度等等，散文呈現出虛假的病態的繁榮。好的作品也有一些，或是書寫親情、咀嚼個人悲歡，或是抒寫性靈、寫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能做到真誠質樸、寧靜恬淡。但自然澄澈、典雅通脫、境界高邁，能直抵生命本質和靈魂腹地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作品，還是太少太少。

文化藝術報：您平常是如何閱讀的，可否說說您的閱讀體驗？

王鵬程：我的閱讀比較駁雜，文史哲都讀，亂七八糟都翻。我認為無論是創作還是文學批評，瀏覽廣泛，只會有好處而沒有壞處。比如我翻一本《李白傳》，看到其中有這么一個情節：李白從一座寺廟里出來，看到山門前有游客用玉米喂猴子。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玉米是明朝才從美洲傳到中國的，唐朝怎么會有玉米呢？這不是瞎扯嗎！這本書的作者是個比較有名的李白研究專家，但這么一個疏漏，讓我覺得不嚴謹，這本《李白傳》也看不下去了。具體些來說，我的閱讀分為三類：一是精讀，包括文學經典、自己的研究對象、喜歡的文學作品以及每個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獲獎作品；二是泛讀，自己研究和上課需要的文學作品、歷史書籍、人物傳記、回憶錄、口述材料等；三是瀏覽，包括新出版的書籍、雜志和重要的文學期刊等。有時候泛讀或者瀏覽的書籍也會變成精讀的對象，比如過年期間瀏覽當前世界人工智能領域的領軍人物李飛飛的《我看見的世界：李飛飛自傳》，結果發現非常精彩，比我們的專業寫作者精彩多了，就認真細讀了，并推薦給幾個朋友。

文化藝術報：要想成為一個好的批評家，要具備哪些條件？

王鵬程：第一是真誠。真誠做人，真誠為文，對自己真誠、對作家真誠、對作品真誠。美國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1970年在哈佛演講時專門講到真誠問題，我們漢語所講的真誠，他分成“誠”與“真”來講。他認為：“真誠是通過忠實于一個人的自我來避免對人欺詐，我們就會發現，不經過最艱苦的努力，人是無法到達這種存在狀態的。”較之于“真誠”，“真實”要求“更繁重的道德經驗，更苛刻的自我認識，對‘忠實于它’是指什么有更嚴格的理解，它更關注外部世界和人在其中的位置，但卻不會輕易地屈服于社會生活環境”。其次，要有開闊的藝術視野、大量文學經典的閱讀、廣博的知識儲備、扎實的文本解讀能力和整體把握作品的透視能力，這些方面，批評家都應超過作家，最起碼也應該與作家旗鼓相當。尤為重要的是，文學經典的閱讀以及由此形成的以精神、道德、藝術為核心基點的價值坐標系，在整個批評活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否則，你就無法判斷一部作品寫得怎么樣、究竟好在哪里、該如何定位，也容易把豌豆視為珍珠，把螞蟻當作大象。其次，要有事實感，我們的一些批評家在第二個方面的能力很突出，藝術感也很好，也明白批評對象的位置和分量，但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不能忠實于自己，將批評當作工具，也必然就喪失了事實感。

文化藝術報：有一句調侃：“真正的批評在飯桌上。”一句玩笑話，道出了當下批評界的現實？

王鵬程：的確，我們的文學批評是極為分裂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

一方面，是報刊上不遺余力的褒揚，研討會上高度贊譽，什么史詩啊，開創新紀元啊，里程碑啊，博物志呀，百科全書啊，這類表述類似表演，大而無當，沒有效力，大家也不會信以為真，覺得是場面上的話，也無須當真。另一方面，是私下小圈子的真正批評，三五知己把酒品茶，袒露心扉，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這才是真正的批評。因而大家調侃說，“真正的批評在飯桌上”。這也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問題。我們的文化里，在乎的是關系、倫理、面子，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長者諱、為名家諱，缺乏求真求實的精神，當著面也不好折沖尊俎，直接批評，因而研討會也就如錢鍾書所說的——拿一些不三不四的錢，開一些不三不四的會，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這也暴露出我們沒有給真正的文學批評提供一個包容的環境，批評者有顧慮。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要如何處理和作家的關系？

王鵬程：理想狀態下，批評家和作家的關系是平等的。批評家應該從事實出發，不唯名、不唯權、不唯利、不唯圈，客觀公允，“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尊重自己、尊重作家，這才算履行了批評家的職責，算得上真正的文學批評。這要求批評家有獨立的主體精神、認真求實的批評態度。作家應該以開闊的胸襟、包容的心態對待批評，對于贊揚自己的批評不必揚揚自得，對于批評自己也不必氣急敗壞，真正好的作品從來不怕批評，其價值、光輝也不是嚴厲的批評所能抹殺的；同樣，壞的作品也不是廉價的褒揚所能挽救的，這樣的例子在文學史上比比皆是。但實際情況卻與之相差甚遠甚至完全相反。我們的大多數批評家同作家是好朋友，甚至是作家的擁躉和跟班，背后有著種種利益和瓜葛，在精神和人格上是完全不能獨立的，這樣一來，批評的質量就可想而知了。我們的作家呢，覺得批評我就是跟我不對卯、跟我過不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同樣將批評庸俗化了。因此，我覺得批評家和作家的關系最好是不認識（當然這極不現實），即使認識也應該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豇豆一行，茄子一行，不能把文學批評這一屬于公共領域的精神活動與私人關系攪合在一起。這樣，既是對批評家自己和作家人格的尊重，也是對文學批評的負責。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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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王越美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