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紀要｜文本中的讀者：中古文人的閱讀與書寫

2026年3月14日至15日，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國家語言文字推廣基地（北京師范大學）及北京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中心（北京歷史文化研究與發展創新中心）聯合主辦的“文本中的讀者：中古文人的閱讀與書寫”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海淀校區順利舉行。

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康震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他強調，本次會議的核心在于探討作者書寫與讀者閱讀的互動機制，鼓勵學者們回歸文本、追溯本源，圍繞真問題展開原創性討論。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研究所所長周劍之教授進一步表示，本次會議旨在打破傳統文學研究中單向度的“作者——作品”模式，引入“讀者”因素，為解讀中古文學文獻提供更為多元的視角。

本次研討會共有11位學者圍繞主題作了精彩報告，兼有深度的學術評議與自由討論。核心議題涵蓋以下三個主要向度：

一，概念演進與理論雙軌

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王思豪作了題為“作為文學史書寫者的‘子虛’”的報告。他以司馬相如《子虛賦》中“子虛”之名的由來為切口，指出“子虛”這一假托之名，實則蘊含著漢梁孝王所建梁園之代言人的義涵；司馬相如借此影射并諷諫梁孝王僭越禮制的行為，這篇賦也成為他獲得漢武帝賞識的契機。王思豪指出，“子虛”在后世文人的書寫中逐漸生發出多重內涵：它不僅承載了《子虛賦》原本的勸諫之意，常被用來指涉與司馬相如仕途際遇相似的文人；因其旨歸無為，也自然引導后人從老莊哲學層面進行解讀；而在文學批評尤其是古典戲曲小說理論中，“子虛”更成為虛構文體、虛構人物及虛構內容的代名詞，直接指導著文學創作。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田勝利對文稿細節提出了精當見解：其一，注釋中對文人行跡的考據尚可斟酌；其二，“子”姓和“烏有”名稱的追溯可補充更豐富的證據；其三，文中涉及老莊哲學的部分概念出處需進一步考證。他補充道，對“子虛”的解讀既可立足于“梁園代言人”，也可將其視作“楚稱”，將其置于楚文化脈絡中考量，或可成為豐富其內涵的另一重視角。

中山大學中文系李曉紅以“辭達與言志：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雙螺旋結構”為題進行發言。她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古代文章學中，“詩言志”與“辭達而已矣”兩大經典命題構成了文學發展的驅動力。李曉紅梳理了始于《尚書》的“詩”與“辭”論說脈絡：這一對富有張力的概念，自《尚書》的“詩言志”與“辭尚體要”，到孔子的“辭達”說，再經戰國諸子的文體實踐與漢代賦體的演進，最終在劉勰《文心雕龍》中完成了理論構建。她特別提到，蘇軾在《答謝民師推官書》中對“辭達”源流進行了系統的知識考古，清晰闡釋了二者既矛盾又融合的關系。“言志”著眼于作者的創作，“辭達”則立足讀者的接受，兩者相互纏繞、彼此激發，內在地推動了文體譜系的發展。

南京大學文學院黃若舜認為，該論文聚焦“辭”與“志”（即形式與內容、讀者與作者）的關系，探討“作者如何抵達讀者”，其理論框架完整，極具探索價值。他同時建議：“辭達”實質上是作者抵達讀者的中介，本質仍歸于“志達”，建議文章進一步闡發兩者的聯系，避免割裂。此外，除“作者抵達讀者”外，亦可引入“讀者如何抵達作者”（即孟子所謂“以意逆志”）的視角以拓寬研究視域。

二，知識生成與文學書寫

南京大學文學院黃若舜分享了題為“漢魏之世的后廷學術與外戚政治”的研究。該研究關注帝王后妃研習學問的風氣，將其與漢魏王朝興替、外戚盛衰的歷史進程相融合，深度發掘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系。黃若舜勾稽西漢至曹魏后廷學術的起伏脈絡：西漢時期，受儒家重昏禮及公羊學影響，后廷學術漸興；至東漢，以經術干政的女權政治愈發強盛，這與當時的政治結構及宮廷建制密不可分；而曹魏的“三世立賤”，則是對后廷學術與女權政治的反撥。后廷知識女性生存境遇的流變，折射出王朝政治與權力結構的變遷，這一復雜的互動關系應被納入漢魏歷史研究的考量之中。

澳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王思豪就此作了拓展：后廷女性獲取知識的途徑或與漢代學習傳統有關（如多習《論語》《詩經》，少涉《尚書》《春秋》），二者可對讀。此外，后廷女性所學多屬“術”之范疇，像班婕妤般具有明確學術觀點與著作傳世的女性實屬罕見，文章或可進一步辨明“學”與“術”的邊界。

復旦大學中文系李猛作了題為“晉宋士僧論難與論難文獻的生成”的報告。他聚焦《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佛教文集中存錄的晉宋士僧論難文獻，重點探討了其內容編排與文本形態。他揭示了《出三藏記集》所載《法論目錄》在編次上的問題與處理難點（如詩文起止不明、論辯雙方姓名缺考、宋元刻藏經本改動文字等）。隨后，李猛以慧遠與鳩摩羅什的問答、王謐與鳩摩羅什的書信往還等數次重要論辯為個案，歸納了當時論辯的過程、載體及其文獻編集特點。

中山大學中文系李曉紅指出，學界歷來對魏晉論體文關注頗多，卻少有對論難文獻的研究。李猛的探索有力推動了論體文研究的進展，且高度契合本次研討會“閱讀與書寫”的主旨，其對問答集編集問題的剖析尤其具有啟發性。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吳沂澐以“魏晉南北朝文人的閱讀活動及‘讀書詩’的生成”為題，直擊核心問題：當時的文人如何將閱讀轉化為書寫？她指出，傳統目錄學對“讀書詩”的分類常有模糊之處，正折射出其表現手法與類型特征的復雜性。報告詳細剖析了經典詩、講談詩和讀書詩的發展脈絡：早期經典詩常拆解經典語言為己所用；隨著講談活動盛行，講談詩演變為展現文人關系網的工具，至東晉漸漸成為邊緣文人抒懷的媒介；而《藝文類聚》中收錄的“讀書詩”，已從經典知識的堆砌走向對日常情境與個人生命哲思的書寫。這一流變，深刻反映了詩歌功能的演變與文學自覺的彰顯。

敦煌研究院陳芷南高度評價了該研究在重構“讀書詩”生成脈絡上的學術啟迪。同時她提醒，也應充分考慮到當時讀書詩尚未形成完全自覺的可能性，以及其與其他詩歌類型之間的邊界交融。

敦煌研究院陳芷南探討了“文本中的‘子’：蕭繹《金樓子》的閱讀與書寫實踐”。她指出，在諸子著作被經典化后的中古時期，知識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閱讀、摘錄與重組，書抄和類書的興盛使得知識的產出不再絕對依賴作者的原創，蕭繹的《金樓子》便是典型案例。通過對《金樓子》中《立言》與《雜記》的文本細讀，陳芷南從修辭、思維、篇章結構與作者建構四個維度，總結了中古文人建構“子”之身份的路徑。作為判斷者與議論者的“金樓先生”不僅掌握了文本解釋權，更具備明確的自我表達與承繼圣賢的意識，生動展現了閱讀經驗向思想定位轉換的過程。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李能知建議，文中關于諸子思維兩分結構的論述，或可與傳統的象喻手法結合考量。此外，魏晉南北朝的子書與書抄、類書關系密切，若將后者納入補充論述，可進一步拓寬研究視野。

三，文本流變與讀者重塑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徐艷以“故事中的詩歌：《贈白馬王彪》獻疑”為題進行發言。圍繞這首署名曹植的名篇，徐艷從文獻來源、創作背景、創作者及文本主旨四方面展開考辨，推斷該詩疑點重重，或為托名偽作。她指出，該詩乃是從《魏志·陳思王傳》裴注轉引《魏氏春秋》的內容增益而來，詩中所記諸王共朝京之事、所涉人物及地理背景，均與曹魏職官制度及現實存在矛盾。此外，該詩傳達的質疑天命、怨毒離京政策之主旨，與曹植一貫稱頌曹魏政權的態度截然不同。徐艷推測，《贈白馬王彪》很可能是后人根據歷史故事虛構，或出自魏晉時期意在批判曹魏宗親政策的作者之手。這不僅未損削其價值，反而彰顯了后世讀者通過回護詩中矛盾來形塑文本的典型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洪越認為該研究語料扎實、論證有力，并提出拓展思考：除外部制度與地理因素外，是否存在文本內部的論證線索？若為偽作，其風格手法是否與曹植其他作品有聯系？此類存疑之作應如何妥善納入詩人文集體系？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李能知作了題為“陶淵明《聯句》考論：真偽辨證與詩體史意義”的報告。針對該詩的真偽爭議（湯注本編排可疑、聯句人身份無考、詩風不類、詩題特殊），李能知逐一駁斥：湯注本未按慣例注偽且宋本收錄一致；聯句人雖不可考但不能證偽；詩中意象語言與陶詩相符；齊梁時期添加詩題極為常見。在確認其為陶作的基礎上，報告進一步指出，陶淵明《聯句》是“人各四句”聯句詩體的首次定型，對后世文人交游方式乃至絕句的產生具有深遠影響。

中南大學文學院石雅梅提出商榷，認為按魏晉署名習慣，陶淵明署字而愔之署名，似不符合兩者的身份地位。另外，關于聯句創體，西晉《臺中宴會詩》等材料或可證明聯句在此前已有所流行。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洪越以“唐人閱讀李白的層次”為題，指出在學界現有的李白接受史研究之外，仍有幽微的學術空間。通過梳理唐詩總集、敦煌寫本、唐代詩文、集序碑銘及筆記小說五大類文獻，全景式展現了唐人閱讀李白的不同層次。她以筆記小說為例，詳析了與杜甫相關的兩則特殊故事（李白戲贈杜甫詩、李白為杜甫出頭作《蜀道難》）。盡管這些故事不符合“典型”的李白特質，但其廣泛流傳恰恰迎合了當時讀者的心理訴求，呈現出唐人如何通過“講故事”來認知歷史的另一種真實。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余丹認為，該研究跨越多種文體，立體呈現了李白形象的建構過程。這一思路亦可延伸至元明清戲曲領域，以揭示李白形象更為深遠的歷史變遷。

中南大學文學院石雅梅探討了“《步出城東門》的生成與再造”。她重點梳理了該詩的演變系統，特別聚焦明代楊慎對其進行的充滿矛盾的文本處理：在《選詩外編》中，楊慎為其增補并虛構史源；而在《五言絕句》中，又將其歸入孟浩然名下。石雅梅指出，這種處理本質上是楊慎在無法確證作者與時代時的推測與權宜之計。拼合后的八句體《步出城東門》在明清引發了認同與困惑的并存，這與當時的文獻狀況及學術風氣密切相關。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徐艷評價該研究邏輯清晰，且敏銳捕捉到漢代詩歌在明清經典化過程中的關鍵問題。她補充強調，相較于后世“作品”的概念，樂府詩本就口傳性強、無定本，作者與文本關系松散。因此，增刪拼貼乃樂府流傳之常態，不應輕易以“有意改編”或“偽作”視之。

南京大學文學院童嶺作了題為“武則天時代的‘世界主義’與漢文化圈”的報告。該研究立足大量域外文獻，從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維視角，論證了唐代武周王朝呈現出的多元化“世界主義”傾向。武周王朝透過大乘佛教、則天文字、文學藝術與禮法制度四大領域向外輻射，深刻影響了東亞漢文化圈。不僅如此，這四者間維持的緊密互動，使得武周的影響力突破了漢文化圈的邊界，延伸至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孫羽津指出，后世對武則天時代的評價常顯模糊，而該研究獨出心裁地從域外漢籍提煉出“世界主義”概念，宏闊了文學與史學的視野。他建議在詔書等文本話語之外，補充更多具體的制度運作實例，以增強論述的實證力度。

在閉幕式上，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童嶺教授總結表示，本次會議論文均建立在扎實的文獻校讎基礎之上，兼具宏闊的歷史學、哲學視野與高遠的理論深度，同時也是一次“有趣”的會議，比如海報是以《北齊校書圖》為底，替換了可愛的小貓頭像。童嶺教授特別說道，北宋時黃庭堅曾經說：“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而本次會議恰恰就是12位學者提交了論文，非常“有趣”。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副所長顏子楠副教授最后指出，面對中古文學現存文獻有限的客觀困境，本次會議的議題直擊前沿、不避爭議，充分展示了學界的極強創造力，為突破既有的文學研究范式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推力。

攝影：李柯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來源：王心琦（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