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肖、任建敏 | 追尋珠璣巷：明代華南移民傳說的早期形態與演進

原文載《區域史研究》第11輯，注釋從略。轉自：區域史研究公眾號

作者簡介

周肖，佛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任建敏，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珠璣巷傳說是華南地區流傳廣泛的移民傳說。其核心敘事情節與元素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數百年不斷疊加演變的結果。明初成書的《廬江郡何氏家記》已見“南雄”“沙水村”“珠璣巷”等核心元素。永樂年間，陳璉、羅亨信筆下的東莞各姓多認“南雄”為祖籍，而未提及珠璣巷。黎貞筆下的新會李氏宗族明確提及“珠璣巷”。以羅貴為首的珠璣巷居民集體南遷的“團詞”，其早期形態可能與明初地方官府在南雄修筑堡寨而驅趕本地居民的歷史有關。至于“胡妃之變”，最晚在成化年間已經在順德的族譜中出現，并在嘉靖年間通過霍韜、萬歷年間通過黃淳等士大夫的記述逐漸清晰，與珠璣巷傳說緊密結合。直到清代在書商制造出來的《珠璣巷避難原由》的推動下，珠璣巷傳說才趨于定型，并在珠江三角洲族譜內進一步廣泛傳播。

關鍵詞 移民傳說 南雄 珠璣巷 胡妃之變 團詞

珠璣巷傳說，作為嶺南文化尤其是廣府民系集體記憶中的核心敘事，數百年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邊地區廣泛流傳，深刻影響著以千萬計的廣府人的身份認同與歷史觀念。這一傳說以南雄珠璣巷為遷徙中轉站，講述了先民因避禍（多指“胡妃之禍”）或不堪苛政，在羅貴等人的帶領下，獲得官方“通關文引”，集體南遷至珠江三角洲各地開基立業的故事。其情節之曲折、人物之鮮明、影響之深遠，使其成為中國地方性移民傳說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例子。

學界對珠璣巷傳說的研究已積累了豐碩成果。早期研究多側重于傳說的史實考證，試圖辨析其歷史真實性。陳樂素較早注意到傳說中不同版本的時間差異，認為可能混淆了宋初與宋末兩次南遷，并對黃慈博搜集的《珠璣巷民族南遷記》給予了高度評價。此后，關于珠璣巷傳說究竟形成于何時，學界有較多的討論。雖然看法不一，但多數研究傾向于將其追溯至明代而非宋代。日本學者井上徹對此有一個總體的回顧。井上徹提到，牧野巽推測其大致在明代中期已經存在。陳樂素則認為，明代中期以后，珠璣巷傳說逐漸流行開來。而譚棣華主張傳說的形成時期應與明代初期實施的里甲制度有關。井上徹的推測是，珠璣巷傳說在明代中期以前作為一種口頭傳承在民間流傳，明代中期以后才被記錄在文集和族譜中，并逐漸普及開來，在清初獲得定型。

近年來，以華南研究為代表的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為進一步認識珠璣巷傳說帶來了新思路。科大衛同樣認為珠璣巷傳說與明代里甲登記制度下的居住權和賦役義務有密切聯系，認為傳說的制度背景指向明朝而非宋朝。同時，他通過對比“瑤人”的《過山榜》，指出兩者都凸顯官方文書授予的權利，珠璣巷傳說強調的是入籍定居并承擔賦役，而《過山榜》強調免除徭役的耕山權。劉志偉進一步深化了珠璣巷傳說與明朝政府戶籍政策的影響，認為珠璣巷傳說的核心在于聲明遷徙者在當地擁有編戶齊民的合法身份，這與明初國家力量向地方滲透、戶籍意義凸顯、“無籍之徒”尋求入籍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此外，將珠璣巷傳說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進行比較，也是值得注意的思路。如趙世瑜指出這類移民傳說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民眾為重塑祖源、建構認同而進行的文化創造，并體現了把區域歷史納入國家浪潮的努力。

毫無疑問，珠璣巷傳說歷經數百年的流傳，版本與內容十分復雜且豐富。既有研究已經大致厘清珠璣巷傳說的形成背景和流傳過程，但對于各個核心元素是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疊加進這一傳說的問題，認識還比較含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傳世地方文獻及各姓族譜，對珠璣巷傳說形成、演變和傳播進行更為細致的梳理，以考察其中的南雄府、沙水村、團詞、胡妃之變等核心敘事元素出現的歷史過程。

珠璣巷傳說（廣府文庫）

定價：68.00元

作者：周肖、任建敏

ISBN 978-7-218-19049-5

出版時間：2025-11

出 版 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 最初的“珠璣巷”

雖然現存珠璣巷傳說的核心敘事指向南宋末年，但存世的文獻中，尚未發現任何確鑿的宋元時期出現“珠璣巷”三個字的記錄。此外，筆者留意到廣東省肇慶市博物館藏有一方落款為“大宋嘉定十五年（1222）歲次壬午中秋吉旦”的《安定郡祠志》碑刻，其開篇稱：“高要渡頭梁氏北山先生，有祖諱燮者，乃大宋咸平戊戌（元年，998）進士，兩敕端州刺史，勸農教養，淪浹身心，始由南雄珠璣巷招集二十九姓來此高要，開辟蘆州，子孫遂奠其居，樂其業。”如果這方碑刻屬實的話，那么珠璣巷傳說就不是一個明朝賦役與路引制度背景下的產物，自然會對學界已有的珠璣巷傳說的解讀產生顛覆性認識。不過，細讀碑文的內容，其文字風格，更像是明清時期的產物，而非宋朝的面貌。如其中提到嘉定十三年其子孫“將渡頭金津地深玖丈余，闊肆丈余，鼎建祠堂，設立蒸嘗……共稅壹頃肆拾畝零”，時間之早，讓人驚訝。須知“祠堂”之制，出自朱熹《家禮》的“祭禮”篇。而已知最早的《家禮》刻本，是嘉定四年，朱熹門人廖德明在廣州所刊。更何況以稅畝登記土地，也更像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才普遍流行開來的形式。所以在這里不敢輕取其說，姑志于此，待方家指正。

相對來說，比較可靠的現存珠璣巷最早記載，應該出自明初東莞伯何真之子何崇祖所輯《廬江郡何氏家記》（以下簡稱《家記》）。根據何崇祖在《家記》中所言，洪武五年，何真還在公事余暇時撰寫了《家記》和《義祠遺訓》。其中《家記》歷經重重磨難，在何真家族卷入藍玉案而幾乎被滅門后，在宣德九年（1434），由已經八十多歲的何崇祖重新輯錄其梗概，并加上個人經歷后重新面世。雖然現存抄本是萬歷三十二年（1604）“東莞伯仍孫漸逞”所抄，距離何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但細讀內文，發現《家記》的文字原貌似乎并未改變。可以說，《家記》是記載元明之際珠江三角洲東岸歷史最為詳細和珍貴的文獻。其重要的文獻價值也很早就得到了學者的重視，認為它“詳細地再現了元末明初廣東鄉豪勢力崛起直至衰落的歷史過程”。

《家記》的開篇提到：

祖諱乾符，乘自南雄郡寶昌縣沙水鄉七星樹下珠璣巷，見鼻祖何將軍廟在彼，裔孫時祭焉。祖因宋南渡，旅游羊城，抵東莞。初居邑西附郭柵口，生高祖。

這段記載，應該說是已有文獻記載中出現得最早的珠璣巷記錄，明確提到了何真先祖來自珠璣巷，而且還有南雄郡、寶昌縣、沙水鄉、七星樹下幾個元素。這些都是后世珠璣巷傳說中常常會提及的因素。

關于以上幾個地名，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南雄郡”，宋朝稱南雄州（徽宗宣和間曾賜名保昌郡），元朝稱南雄路。下轄保昌、始興二縣。“寶昌縣”應作“保昌縣”。所以，即便是何真這樣的高級官員，似乎也沒有對其祖籍傳說中的明顯史實錯誤進行糾正，而是忠實記錄他所了解到的珠璣巷故事的原貌，反而從側面證明這一祖籍傳說應該是先有口頭版本，然后才逐漸形成文字。

至于沙水，《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宋朝地理志書中都沒有當地鄉里的建置記載。不過，《永樂大典》所引《南雄府圖經志》的《忠孝祠記》記載，南宋寧宗嘉定二年，當時的知州趙善曾督兵與“江西峒寇”戰于“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又《永樂大典》所引元修《南雄路志》就已經提到“距城二十五里”的“沙水驛”。而且沙水驛在南宋嘉定年間曾經被當時的州守孫密重修，可見其在南宋時期已經是重要驛站。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七星樹”之說。顯然，其與北方流傳的山西洪洞大槐樹的祖籍傳說相似。“大槐樹”傳說是中國華北地區影響極為廣泛的移民傳說，核心地點指向山西洪洞縣的大槐樹，流傳范圍覆蓋北京、河北、山東、河南、江蘇、陜西、安徽乃至東北等廣大區域，涉及的移民后裔數以千萬計。學者認為它并非歷史事實的準確反映，而是民眾為了便于傳承歷史記憶塑造的符號。趙世瑜還認為，這可能與古代的社樹崇拜有關。不過，七星樹并不是一個樹種的名稱，而是借用了北斗七星的典故，在各地的地方志中也能看到，往往是以七株古樹（古樟、古柏之類）象征天上北斗七星，所以命名為七星樹。只不過，“大槐樹”歷經數百年的歷史變成如今北方地區最為耳熟能詳的移民祖籍象征；“七星樹”則歸于沉寂，但最初與其共同出現的“珠璣巷”反而成為嶺南流傳最為廣泛的移民故事傳說。

更有意思的是何真提到南雄當地有一座“何將軍廟”，他自稱這位何將軍是他的“鼻祖”。現存《永樂大典》所輯佚的《南雄路志》的《祠廟》中并未出現該廟的名字。不過明景泰年間的《寰宇通志》提到了一座何公廟：“在府城東三十里。志亡其名，后周為廣東參軍，往征南海，死于賊。鄉人為之立祠，凡有禱輒應。宋熙寧中，贈侍御清海軍使。”此外，天順《大明一統志》也基本照搬了《寰宇通志》的說法：“何公廟，在府城東三十里。亡其名。后周時為廣東參軍，往征南海，死于賊。鄉人為立柯。宋熙寧間，贈侍御清海軍使。”

比較現存宋至明初的地理志書文獻的記載，可以發現宋元到明中葉南雄的主要祠廟發生了很大變化，兩者重疊的只有一座“工忠侯廟”。由此推斷，元代的何將軍廟還沒有被視為南雄當地一座重要的祠廟。至于為什么到了明代中葉其有資格被列入《寰宇通志》這種全國總志，是不是與明初何真將其視為“鼻祖”廟有一定關系，則不得而知。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這兩部明代官修地理總志所記載的“何公廟”，其地點（城東三十里，與沙水驛的“距城二十五里”大致吻合）、所祀人物的時代（后周，五代十國時期）、事跡（任廣東參軍，征討南海地區的賊寇而犧牲）以及獲得官方褒贈的時間（北宋熙寧年間，獲贈“侍御清海軍使”），與后世流傳的關于“何將軍”或“何昶”的傳說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后世的一些何氏族譜文獻中，這位“何公”或“何將軍”的身份被進一步明確為五代十國時期的何昶。《南雄珠璣巷南遷氏族譜、志選集》中收錄了一篇廣東《何氏水木本源記》，詳細的來源不詳。值得注意的是，這篇《何氏水木本源記》也很詳細地記載了沙水村一座“忠義何公廟”的由來：

至唐時，有諱鼎者，其子澤，父子皆登唐大中進士。澤之子昶。石晉朝官拜侍御史參軍。自減祖起，凡四十一傳，即今我何氏始祖也。宦居南雄，卒于國難，尸逆流三十里，州人神之，立廟于沙水村。后宋朝嘉其忠義，贈清海軍節度使，殿前侍御史。匾其廟曰“忠義何公廟”。其廟其顯赫，歷朝皆命有司祭祀。宋朝特旌之，詳著《通志》，葬在巾子山，至今封鬣猶存，子孫因定居焉。

至南渡時，有諱嚳者，為翰林學士。寇陷南雄，避地廣州桂林坊，為初世祖。其子禮為承事郎為二世祖，其墓傳聞在越王臺，今失所在。

這一篇《何氏水木本源記》的作者，為“伯川翁”及“如澄翁”，從該記里面的敘事內容來推斷，應該為明代人。如記中提到其八世祖何子海登洪武四年（1371）進士，又“自昶祖至此凡十五傳矣”。按此推斷，何伯川及何如澄大概比何子海晚5-7世，按20年一世計算則大概是弘治、正德年間。這段記載不僅明確了何公即何昶，還補充了他作為后晉侍御史參軍的身份，以及死后尸體逆流三十里至沙水村的神異事跡，并點明了廟宇的正式名稱為“忠義何公廟”，以及其葬地在巾子山。可見，以何昶（何將軍）為先祖的追溯，到了明清時期在珠江三角洲的何氏宗族中還流傳甚廣。

不僅如此，《家記》中還有一首洪武四年何真返鄉招集舊部途經南雄時所寫的《經南雄謁鼻祖何將軍廟》詩：

王事驅馳暫息鞍，碧潭猶有古祠存。

派分東莞員山里，本出南雄沙水村。

裊裊香煙騰虎踞，雍雍旭日覆龍蟠。

登臨再拜頻驚訝，我是云仍宗子孫。

這首詩信息量十分豐富，不僅記錄了何將軍廟在“碧潭”旁邊，也清晰地表明何真十分認同其家族源自南雄沙水村。但他在入廟拜謁時十分“驚訝”。可能是“驚訝”其廟貌的雄偉，也可能是“驚訝”何真家族與何將軍竟然有血脈相連的關系。畢竟，《家記》里面追溯先祖，也沒有把“何將軍”放進來。據劉三吾所作何真墓志，何真卒于洪武二十一年，時年六十七歲。由上倒推，何真應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按20年一世計算的話，何真高祖（始祖）何乾符應生于1240年前后，即宋理宗嘉熙四年前后。按30年一世計算的話，則應生于1200年前后，即宋寧宗慶元六年前后。這個與《家記》“祖因宋南渡，旅游羊城，抵東莞”的時間大致可以對應。這意味著，何真家族在其傳說的遷離南雄的時間，距離何昶生活的五代時期也有近三百年。尊貴如何真，也未能把何昶以下的何氏世系與其高祖明確連接起來。

綜上所述，追溯“珠璣巷”作為嶺南家族祖源記憶的文字開端，何真的《家記》是最重要的文獻。何真家族，可以說是珠璣巷傳說從可能存在的口頭流傳走向文本記錄的一個關鍵節點。它不僅為我們展示了“珠璣巷”敘事的早期形態，更重要的是開啟（或強化）了以南雄（珠璣巷）為祖籍地的認同模式。

二 明初東莞家族的南雄祖籍

繼何真家族之后，東莞地區逐漸有不少家族將祖先的來歷追溯到南雄。這一點，在明初東莞著名士大夫陳璉的《琴軒集》中留下的大量族譜序中有所反映。從《琴軒集》相關族譜序的文字內容及風格來看，大體上可以斷定都出自陳璉之手，而非相關家族的杜撰。因此可以說，這是反映明初廣東地區家族歷史的最為集中的一批文字資料。收入《琴軒集》的這些譜序雖然沒有附時間落款，但從內文具體內容來推測，大多可以認定是永樂年間所作。

從相關記載來推斷，《琴軒集》里面明確能夠判斷屬于東莞地區家族的共有33個。其中，明確表示其祖先來自南雄的有11個，占比為33.3%，比例確實不小。下面按《琴軒集》的文字順序，將這11個家族族譜序中和南雄有關的文字記載羅列如下。

黃氏之先，南雄人。諱錦者，宋季徙惠陽之水東，又自惠陽徙寶安。

寶安之羅，為邑著姓。其先南雄人。當宋南渡后，有諱某者，始來寶安。

何為寶安著姓，先世南雄沙水人。宋崇寧中，有諱宏者，為四會令。因攝寶邑，厥嗣中，遂家邑城之北街。

宋乾德中，迪隆處士始自南雄遷邑之文順鄉。

東莞李氏，先世南雄保昌人。……自南雄府君來居吾邑，迨今已十有三傳。

東莞柵口張氏，有諱文弼、字廷用者，始自南雄來遷。

東莞茶滘黎氏，先世南雄人，迨今八傳。

東莞之房山東，曹州定陶人。在宋中葉，有仕廣東之南雄，而占籍東莞。

東莞長表劉氏，其先南雄人。宋季有諱富者，始來居之。……劉氏自南雄來居東莞者，已十有四世，惜乎舊譜已失，罔得而征。

其先南雄保昌人，在宋季諱某者，始居東莞。

東莞赤岡之何，其先南雄沙水人，以諱行者為一世祖。自后有為郡悴、為管勾者，聲譽著聞，而族益大。……今八世孫秉溫、秉良以所修譜牒請予為序。

由上面11個族譜序可以看到，籠統稱自己祖先為南雄人的家族有7個，稱為南雄保昌人的家族有2個，明確稱為南雄沙水人的家族則只有2個。有意思的是，自稱來自南雄沙水的家族同樣是何氏，只是從祖先淵源來說，與何真家族沒有直接的血緣關聯。同時，沒有一個家族提到“珠璣巷”這一地名。陳樂素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指出：珠璣巷一名，在宋元時期都“不顯”。而在明初永樂年間，東莞的陳璉撰寫了多篇族譜序，收錄于《琴軒集》中。在這些族譜序以及其他幾篇墓志銘、墓表中，陳璉提到伍、封、羅、李、蔡、鄧、丁、何、劉、黎、李、張、袁等諸姓的家世，僅稱其“先世南雄人”，并未提及珠璣巷。

陳璉的這些族譜序是一個很好的記錄，可以了解明初東莞地區人的祖籍認同。南雄作為中原入粵孔道，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在陳璉筆下，東莞各姓祖籍中，來源最多的就是南雄與福建。不過，這個時候與珠璣巷聯系最為密切的沙水（村）產生關聯的，除了何真家族外，只有同為何姓的北街何氏、赤岡何氏。由于陳璉的記載很簡略，北街何氏、赤岡何氏有沒有把鼻祖追溯到“何將軍”不得而知。但是，從何真對何將軍的鼻祖認同來看，同樣自稱源出沙水的北街何氏、赤岡何氏很可能也會奉何將軍為鼻祖。

可以確信的是，明初南雄、東莞地區的何氏，圍繞南雄沙水村及何將軍廟，已經建立起一個超越地域的始祖認同。珠璣巷的傳說，在明初的何真家族口中已經得到流傳，至于何真家族之外的其余何氏，對此大概也不會完全陌生。不過除了何氏之外，明初東莞不少宣稱始祖來自南雄的家族，對“沙水”和“珠璣巷”這兩個地名似乎都還沒有建立起很直接的認同感。

另外，與陳璉幾乎同時代的東莞英村人羅亨信，在他的文集中，也有多處提及珠江三角洲家族祖先淵源的文字。羅亨信之子羅泰所作羅亨信年譜中，開篇提到其世系：“先世南雄人，宋末徙居東莞之英溪。”可以追溯的最早祖先為羅亨信的高祖羅俊。

更值得注意的是羅亨信為番禺車陂羅氏撰寫的譜序。該譜序提到，番禺羅氏“番禺之族，其先南雄人”，此前的“譜牒失傳，莫考其來”。直到南宋末年的“清之公”才從南雄遷至番禺水泰里車陂村定居。其玄孫羅彥寶還曾在元末擔任廣東道副元帥，有“保嶺海，仁惠鄉閭”之功。此處的“清之公”，就是黃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所引用的《東莞英村羅氏族譜》中提到的：“宋紹興元年，琴軒始居岡州蔭底村，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始徙居東莞英溪。時紹興二十八年。”也就是說，在羅亨信的時代，羅清之還只是番禺羅氏定居車陂村的始遷祖。尚未成為后世珠璣巷傳說中領路人羅貴（號琴軒）的兒子，也還沒有整合進東莞英村羅氏的譜系之中。

羅亨信為東莞縣城北何氏撰寫的譜序中也沒有提到珠璣巷，但是提到“其先凌江人”。此處的“凌江”，往往用來指代南雄府保昌縣。《南雄路志》提到：“凌江，二廣咽喉之地。”在州城南市，還設有“凌江館”。《明史·地理志》亦記載，保昌縣“大庾嶺在北，亦曰梅嶺，上有梅關，湞水所出。西北有凌江水，流合焉，南至番禺入海，謂之北江”。至于城北何氏先祖是怎么定居到東莞的，羅亨信說，北宋徽宗崇寧年間，其先祖何宏曾擔任四會知縣，后“攝政東莞”，并在東莞任上去世。由于深得百姓愛戴，因此其兒子何中留居縣城之北，是為城北何氏之始祖，其后成為東莞的“詩禮大家”。這種情況十分常見，如東莞翟氏同樣是“先世家南雄，宦游南海，因家東莞”。東莞靖康陳氏，“其先世家南雄，宋末徙靖康”。東莞茶園李氏，其先祖南雄人，宋末曾祖李士成“貿遷至東莞”，愛茶園風土之美，于是在此安家。

總而言之，以陳璉《琴軒集》、羅亨信《覺非集》為代表的永樂、宣德年間形成的文獻顯示，“南雄人”已是明初東莞地區普遍的祖籍標簽，“沙水”則主要與何氏相關，而“珠璣巷”的提法尚不普遍。何真家族的《家記》，大概是最早且可信的最初的“珠璣巷”記錄。

三 明初新會的“珠璣巷”記載

除位于珠江三角洲東岸的東莞外，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岸的新會的“珠璣巷”溯源也十分重要。新會不僅是后世珠璣巷傳說版本中，以羅貴為首的九十七家南遷移民最終“告案立籍”的目的地，而且也衍生出大量“岡州”（新會古稱）人籍文書。

明初新會地區比較確鑿可信的記載，出自新會人黎貞筆下。黎貞曾師從南海名儒孫◇，而孫萱曾經是何真幕府的重要成員，這使得黎貞間接接觸到元末明初廣東上層的政治文化圈。黎貞在洪武八年以明經辟薦入京，后拒絕了新會縣訓導的授職，隱居良金山下。洪武十八年，他因受牽連充軍遼東，洪武三十年才放歸鄉里，此后在家鄉講學，聲名日隆，成為明初新會乃至廣東地區最著名的文人學者之一。

黎貞的文集中收錄了他為新會當地幾個重要家族撰寫的族譜序文，這些序文為窺探明初新會地方家族如何構建其歷史記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記錄。除卻《家記》的記錄外，相較于陳璉為東莞各姓家族所作的譜序，黎貞的文字似乎更早也更具體地觸及了“珠璣巷”這一核心意象。

黎貞文集里面，有三篇文字提到了珠璣巷傳說。不過，其中一篇《后晉朝請大夫行錄記銘》所載文字，風格與黎貞文集內其他文字不太相似，本文暫不做討論。此處主要討論黎貞為新會李氏、伍氏兩個當地大族所作譜序。

第一篇是《李氏家譜序》。在黎貞為新會李氏所作《李氏家譜序》中，其家族遷居歷史的梗概如下：

嶺南之李，惟南雄始興為盛。宋季有侃、侚、佁兄弟，奉母禤氏，由南雄珠璣巷遷廣郡之高第街。侃、侚分居南海、香山，佁奉禍氏至新會。初居邑西筯竹坑，禤氏壽終，葬得行里。子孫復散處石步、園背、沖澄、蓮塘、鹿峒、瀧水及南恩、新興等處，老幼千余人。

該序將新會李氏始遷祖認定為侃、侚、佁三兄弟，他們帶著母親禤氏離開南雄，并明確稱“由南雄珠璣巷遷廣郡之高第街”。“珠璣巷”作為遷出地被清晰地點出。這與陳璉筆下多數東莞家族僅稱“先世南雄人”而不提“珠璣巷”形成鮮明對比。這表明，在黎貞生活的時（他與陳璉是同一時代的人），至少在新會李氏的家族記憶中，“珠璣巷”是一個明確且重要的祖源地標。此外，序文中提到了家族繁衍的巨大規模：“老幼千余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如果“宋季”指的是南宋末年，到黎貞生活的明初，也就僅僅過去一百多年的時間，大約五代人，由李佁一支繁衍出遍布數縣、人口達千余人的龐大宗族，其增長速度似乎超乎尋常。黎貞還提到“李族近世多顯人，另有全譜布之，茲不再述”，這表明新會李氏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完備的族譜，詳細記錄了族人的姓名，所以這里的“宋季”也許是籠統之說，大概要上溯到南宋中期以前，甚至指的是北宋末年。至少十代人，才能形成黎貞所見的分布數縣、繁衍千余人的規模的宗族。無論如何，新會李氏對其龐大數量族眾的強調，本身就是服務于構建一個根深葉茂、人丁興旺的強大宗族形象的目的。

新會李氏，提供了一個明確將“珠璣巷”寫入族譜的實例，且出自有較高文化地位和較大地方影響力的文人黎貞之手。而黎貞所記述的內容，更可能是基于當時新會李氏宗族內部已經流傳并被認可的說法，而非黎貞本人的潤色修飾。與東莞“珠璣巷”的故事比較，可以看到最晚到明初，在地處珠江兩岸的東莞、新會，“南雄”已經成為當地居民普遍認可的祖籍來源地，而且有若干宗族，直接把“珠璣巷”作為祖源符號。

第二篇是《伍氏家譜序》，相關文字如下：“伍氏，其先汴人。初祖諱正，仕宋翰林典章。扈蹕南渡，由汴梁徙居凌江。生備，遷岡州文章里。”前文已指出，此處的“凌江”指南雄府保昌縣。廣東《伍氏闔族總譜》則進一步明確，凌江即“今南雄全安鎮”。

黎貞本人與伍氏家族成員關系十分密切，黎貞的文集中留下相當多與伍氏的酬唱文字。《伍氏家譜序》將新會伍氏的遠祖追溯到“汴人”，“汴”即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直接點明了其中原核心區域的來源，這比籠統的“南雄人”更具“中原正統”。在序中，新會伍氏的始遷祖名為伍正，其身份是“仕宋翰林典章”。不過，宋朝并沒有這一官職。元朝在恢復科舉后，在翰林兼國史院設有典籍二員，正八品。明朝沿襲這一制度，在翰林院設典籍二人，從八品。黎貞對宋元明的職官制度大概不會毫無常識，但他還是忠實記錄下來了，這似乎也能從側面印證相關說法并非黎貞本人的“創造”，而是新會伍氏流傳下來的故事。不過，黎貞在這里并沒有使用“珠璣巷”這個地名，而是用了指代南雄府城所在地保昌縣城南市一帶的“凌江”之名，其與距離縣城東北數十里之遙的珠璣巷并非同一處。

與《李氏家譜序》相比，《伍氏家譜序》更側重于構建一個源自中原、擁有官員身份、與宋室南渡歷史緊密相連的精英家族形象。其遷徙路線雖然也經過南雄地區，但并未突出“珠璣巷”這一符號。正如井上徹、科大衛、劉志偉等學者所言，珠璣巷傳說，更多是在強調其在新定居地區新設圖甲、開立戶籍的故事。而從黎貞與伍氏的交往來看，明初的新會伍氏在當地已經是一個頗有勢力的宗族，他們并不需要用類似“珠璣巷”這樣的立籍故事來強調戶籍的合法性，反而要更強調其源自中原、扈從南渡的出身。

四 “團詞”的早期形態

在明初何真、陳璉、羅亨信、黎貞等的筆下，珠璣巷傳說偶有提及，且后世普遍流傳的珠璣巷傳說中的幾個核心元素——胡妃之變、遷徙團詞、立籍團詞等都未出現。而既有研究，也尚未對相關元素何時進入珠璣巷傳說里進行深入的探討。由于相關記載都出現在族譜等民間文獻之中，往往難以清晰確定其形成時間，因此，筆者在此只能就寓目的民間文獻進行粗淺的分析。

首先是珠璣巷傳說提到的羅貴（部分文獻中稱作“羅貴祖”）等人被迫遷徙的故事。在《新會紫坭房葉氏族譜》中，有一篇宣稱作于“景德乙卯年”的團詞，值得注意。這本族譜中，有不少后人“生造”出來的文字。例如族譜里面有一篇《楚王封葉公敕詞》，顯然不是春秋時期的文字。另外一篇落款漢靈帝中平六年的蔡邕《葉氏家譜序》，性質也是如此。在蔡邕《葉氏家譜序》的后面，就是一篇沒有落款的《葉氏遷徙行實》（以下簡稱《行實》），其內容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珠璣巷傳說，在此不贅引。總而言之，該族譜的內容就像一個大雜燴，把珠江三角洲地區幾個不同來源的葉氏的資料匯集到一起，與珠江三角洲常見的族譜編纂做法沒有太多不同。

但《行實》后面所附的《團詞》，卻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價值：

始興縣牛田坊十四圖珠璣巷民羅貴祖等、曹汝瑞、葉一、葉二、葉三、葉一桂等九十七名，團為逃難，乞給文引，早救生靈事：

祖等歷居珠璣巷，各分戶籍，有丁應差，有田賦稅，毫無欠缺，并無違法，向系存良。惟因地災地劫，不堪民命，十保四五，猶慮周之末易。今奉旨頒行，取筑設寨，嚴限批行，下民莫敢不遵。祖等近處無地堪遷，聞南方煙瘴，地廣人稀，可堪開辟地住。?然而來，未敢擅自遷往。今備簽九十七名，歷情赴太爺階前，伏乞立案，俾過水陸關津無礙，早得遷移，有地安生，戴恩上詞。

時景德乙卯年十一月念肆日團詞。

《團詞》提到，羅貴、曹汝瑞以及葉姓等97人是世代居住在珠璣巷的編戶齊民，一直勤懇納糧當差，但由于遭受災荒，老百姓十存四五。后來朝廷頒下圣旨，要在珠璣巷所在的地方修筑城寨，當地居民不得不搬遷離開，但由于附近沒有合適的居住地，所以請求“太爺”（大概指的是保昌知縣）給予通關文引，使他們在經過水陸關津的時候能夠通行無阻。景德是宋真宗的年號，時間為1004—1007年，這段時間內并無乙卯年，只有景德二年（1005）為乙巳年。但即便解讀為景德乙巳年，也非常令人費解。畢竟這個時間太早了，和通行版本中南宋末年的胡妃之變的時間也無法配合（甚至也難以和南宋初年南渡的背景配合）。此外，查《南雄路志》“營寨”部分，可知宋代南雄地區的營兵均部署在州城周邊，并沒有在沙水等處設置堡寨的記載。

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珠璣巷傳說中的時代背景其實是明代的戶籍制度。所以這里的“景德乙卯年”，也有可能是指“宣德乙卯年”，即宣德十年（1435）。只有這樣，才可以理解《團詞》內老百姓需要向知縣申請通關文引才能遷徙的說法。雖然現存材料并無明確提及宣德年間南雄當地修筑堡寨之事，但乾隆《保昌縣志》提到：“明乙巳，鎮守指揮王均修，名舊城曰斗城，外筑土城三百四十丈，崇一丈有奇，厚稱之。”此處的“乙巳”，當為洪熙元年（1425），可見“珠璣巷”所在的保昌縣，在這一時期確實有過大規模修筑城池的活動。至于有沒有在縣城之外修筑堡寨之舉，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明初南雄地方局勢確實不太穩定。如嘉靖《南雄府志》記載，洪武三十年“山賊李仲可嘯聚，千戶葉榮提兵擒之”。同年，南雄知府區文通在隴南等縣招回流民六百余戶。而明初南雄府的戶籍人口也有持續流失的趨勢。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南雄府8909戶67731口，至永樂十年（1412）減至1391戶34991口，至正統七年（1442）才恢復至2136戶41761口。所以，因為官府修筑堡寨而迫使當地居民外遷的情況，是有可能存在的。

比較《行實》與《團詞》，可以看到二者是完全不同版本的珠璣巷傳說。《行實》的歷史背景是南宋咸淳年間的胡妃案牽連珠璣巷當地老百姓為逃避官府的追責而悄悄南遷；而《團詞》講的是明代宣德年間朝廷要修筑城寨，限期要求珠璣巷當地老百姓搬走，因此老百姓主動向知縣申請通關文引，向南遷徙。如果以上推斷成立，那么這篇《團詞》所反映的，就是一個發生在明代宣德年間因官方工程（筑寨）而引發的、需要通過官方程序（申請文引）進行的集體移民事件。

《新會紫坭房葉氏族譜》相關記載的重要價值，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尚未完全“統一”起來的珠璣巷傳說的若干片段。族譜里面的相關記載，似乎是新會紫坭房葉氏在編纂族譜的時候，四處搜集相關史料，然后沒有進行精心剪裁就照搬到了族譜之中。所以《行實》和《團詞》兩個顯然相互“打架”的故事，也得以在同一族譜內一前一后地呈現。

五 “胡妃之變”的早期記載

珠璣巷傳說中的一個重要故事主體“胡妃之變”（有的版本作“蘇妃”），其最初的來源，出自宋末元初的一本名為《咸淳遺事》的筆記，以及著名詞人周密的《齊東野語》。兩個版本的文字稍有不同，但大致都是記載宋度宗咸淳八年舉行明堂大禮時遇大雨，胡美人之兄（《齊東野語》記為“父”）——時任“帶御器械兼太常理直”胡顯祖越過大禮使賈似道，勸度宗改乘小輦回宮之事。故事最后是賈似道以辭職相要挾，迫使度宗將胡顯祖罷官，將胡美人送去妙凈寺當尼姑，賈似道官復原職。珠璣巷傳說中的“胡妃之變”，就是指胡妃后來出宮苑，被保昌縣牛田坊富商黃貯萬所收留，后被皇帝得知，珠璣巷居民懼怕因禍上身，所以撰寫“團詞”，向當地官府申請遷徙路引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什么時候與珠璣巷傳說直接關聯起來的？由于存世的文獻紛雜無序，這個問題大概已經很難有確切的答案。比較可靠的早期記錄，是《南海煙橋何氏家譜》所引用的一段成化十年羅忠為《大良何氏譜》所作的序言：

何姓，嶺南之巨族也。自宋紹興四年始遷太艮，洎入國朝洪武丁卯，始修譜牒，厥后無聞。至成化十年甲午，已八十有七年，今重修告成。鳳崖、北池兩翁執譜請余為序。顧兩翁皆余戚誼，翁之太祖五崖公（即貴一郎），乃與吾祖輝之公皆居于南雄珠璣巷之里，同因蘇妃潛匿之禍而徙于太艮，即今之大良也。

羅忠是順德建縣的重要推動者。按《順德北門羅氏族譜》所載，羅忠生年為建文壬午年（四年，1402），卒年為成化乙巳年（二十一年，1485），正好在《南海煙橋何氏家譜》所引成化十年羅忠《大良何氏譜》作序的時間之內，所以時間上是吻合的。而且錢溥曾為羅忠曾祖父輩的羅德鳳作《七世象岡公家傳》，提到羅德鳳之母為何氏。羅忠同輩羅勝長的配偶為“上石何安人”。可見北門羅氏與大良何氏關系確實十分密切。羅忠為《大良何氏譜》作序，也在情理之中。

羅忠此序，將何氏的南遷歸因于“蘇妃潛匿之禍”，并將何氏始遷祖五崖公與自家羅氏祖先輝之公并列為珠璣巷的同遷者。如果這段文字確實為羅忠所寫的話，那最晚在成化年間，“蘇妃潛匿之禍”就已經成為順德羅氏、何氏等大族所共同認可的珠璣巷記憶了。

不過，除了羅忠該序外，嘉靖之前提到胡妃（蘇妃）之變的文獻記載寥寥可數。有一些譜序，落款時間雖然早，但可靠性存疑。如新會大澤沿江村的《廖氏族譜·序》，其中也提到“遭胡妃之變”，該序落款是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學士廖道南所撰。但廖道南正德十六年（1521）才高中進士，仕宦經歷主要集中在嘉靖朝前半葉，在成化十四年的時候很可能還沒出生。

而嘉靖年間南海人禮部尚書霍韜追溯先世來歷的《家訓續編》，則是明中葉文獻中明確提到“匿皇妃罪”的記載：

我祖得姓，實自霍叔，食封于霍邑。漢春秋而上為太原人，故今子孫著姓猶曰太原郡云。宋靖康時避狄難，遷于廣之南雄郡朱杞巷，或曰秦時徙中國民五十萬填實南粵，我祖從徙，遂世為南雄人，二說未知孰是。宋季年由南雄再謫南海。或曰嬉笑皇姑罪謫遷，或曰匿皇妃罪謫遷，語亦無所于稽。由南雄遷者兄弟三人，皆負擔來，一居石頭，二人不知所居。或曰一居榕州，一居梁滘。又云一居蘭石，一居佛山，亦無于稽。今述惟所知祖云。

關于霍氏定居嶺南，霍韜提到了宋靖康時遷于“南雄郡朱杞巷”與“秦時徙中國民五十萬填實南粵”而徙于南雄兩種推測，以上大概都是當地父老口傳的說法，霍韜本人對此比較謹慎，認為“二說未知孰是”。而對于從南雄到南海定居，他也提到有“嬉笑皇姑罪謫遷”與“匿皇妃罪謫遷”二說，他對此也嗤之以鼻，稱“語亦無所于稽”。此處“匿皇妃罪”之說，無疑是指向胡妃之變。但從霍韜對其祖籍的追溯以及始祖事跡來看，先世來歷中提到的“南雄郡朱杞巷”與“世為南雄人”之說，與其可追溯的始祖霍剛可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譜系聯系。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恰好反映了當時流行的珠璣巷傳說與各家族原有的始祖故事之間尚未形成交匯與合流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早在成化十年羅忠《大良何氏譜》序中已經提到了“蘇妃潛匿之禍”，但奇怪的是，明中葉的士大夫對這一故事似乎并不熱衷。即便霍韜在其先世來歷中提到這一事件，也是以懷疑的態度來對待。但到了明后期，胡妃之變的故事在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與宗族之間流傳得更加廣泛，時間與情節也更加清晰。

新會《甄氏族譜》的一篇萬歷七年（1579）黃淳所作之序值得注意：

傳至南宋甄善慶，由進士為南雄州推官。生二子：長景福，回原籍安慶府。次景賢，入籍南雄州珠璣里。其子如金、如璧、如圭、如錫。后因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變，沿鄉搜捕，珠璣之人避兵播遷。如壁兄弟亦率其族南遷。行至連江水口，颶風大作，金、璧二人幸慶安全，天相吉人，俾昌厥后，非偶然也。……陶附［駙］馬辟筑岡城，如璧裔舉人甄實佐理其事，我岡城之金甌不拔，實與有功焉。茲因郡諸公暨鄉之士大夫，推予纂修會邑志及各姓氏族譜，爰數言于簡端，以為之序。

大明萬歷時庚辰孟冬之言［吉］，賜進士第叔化黃淳撰。

黃淳，字叔化，號鳴谷，晚號六柳先生，新會人，是明代官員、詩人和畫家。萬歷庚辰，即萬歷八年。該序提到當時有“陶附［駙］馬辟筑岡城”之事。萬歷《新會縣志》提到，萬歷元年（1573）六月，兵備僉事何子明、知縣伍睿與鄉官彭漢、陳吾德、林大章、黃淳、許大之、許欽文“議筑外城”，獲得總督、巡按御史的批準后動工。譜序提到的歷史可以與萬歷《新會縣志》的記載對應，所以，這篇譜序很大概率確實出自黃淳之手。

序文中最為關鍵的信息，是黃淳將甄氏族人南遷的原因直接歸結為“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變”，稱因“沿鄉搜捕，珠璣之人避兵播遷”。這與后世流傳甚廣的“胡妃（蘇妃）之變”的核心情節高度吻合。由此可以判斷，在萬歷八年之前，胡妃之變的故事已經與珠璣巷傳說有了比較緊密的關聯，并且也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部分宗族在敘述珠璣巷故事時的重要情節。因為胡妃之變這一故事有著十分完整的故事架構、與皇家關聯的驚心動魄的情節，所以在傳播效果上更佳。而黃淳作為當時負責纂修萬歷《新會縣志》及各姓族譜的重要士大夫，其筆下的珠璣巷故事，自然帶有某種“官方認證”的色彩。他將甄氏的家族史與“失妃之變”這一極具戲劇性的事件聯系起來，不僅為甄氏的南遷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也使得珠璣巷傳說更具故事性和傳播力。黃淳的這一記述，對于“胡妃（蘇妃）之變”成為珠璣巷傳說的主流敘事模式，大概也起到了較大作用。

另外一篇落款為明萬歷十二年，來自恩平圣堂《梁氏譜》的兩位族人梁以絢、梁紹文所寫的序言，也有相似的內容：

我祖永壽公來自南雄保昌珠璣巷，蓋始于南恩之瑯綿里者，其終于保昌之珠璣巷乎。保昌之始者誰歟？聞諸新會、東莞、增城同宗，謂錢塘教授于南雄。南海、佛山、三水，永安公之裔也。然宗遠支繁，皆末審其序次，當宋南渡，胡妃逃匿，譴及珠璣。我祖間關數百里而來于茲。意者舊譜緣是失耶？舊譜既失，不敢以無稽之傳，而妄有所附于譜也，斷自永壽公始矣。……

明萬歷十二年甲申六月上浣邑庠生以絢、紹文謹識。

這篇由“邑庠生”所作的譜序，其視角更貼近基層士人。此處的珠璣巷，不再是遷徙的起點，而是遷徙的終點。梁以絢、梁紹文提到一個也許更為古老的傳說，稱梁氏源自“南恩之瑯綿里”。由于南恩州之名始于北宋仁宗慶歷八年，元朝因之不改，至明洪武元年廢南恩州，改屬新州，至洪武二年，南恩州境內的陽江縣及陽春縣改屬肇慶府，因此對于恩平圣堂梁氏一族來說，南恩州是一個更悠久的宋元時代的記憶。因為當時珠璣巷傳說已經十分盛行，他們也將其接入本族的祖先故事之中，但是為了維持其“南恩之瑯綿里”的歷史記憶，所以就變通為始于“南恩之瑯綿里”，終于“保昌之珠璣巷”。

同時，也可以由此推斷這篇序文不是后人杜撰，而確實出自萬歷年間這個祖先傳說拼接與轉換的時候。序中不僅明確宣稱其祖永壽公“來自南雄保昌珠璣巷”，更直接點出南遷的原因是“當宋南渡，胡妃逃匿，譴及珠璣”。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在敘述完這一“標準”的珠璣巷故事后，筆鋒一轉，坦言“舊譜既失，不敢以無稽之傳，而妄有所附于譜也，斷自永壽公始矣”。這種表述，一方面顯示了作者對珠璣巷胡妃傳說的普遍認同，將其作為解釋祖先南遷和舊譜散佚的合理框架；另一方面，又強調了自身修譜的審慎態度，不愿“妄有所附”。

結語

明末清初，隨著社會動蕩的加劇和王朝的更迭，珠璣巷傳說所蘊含的避亂南遷、尋根問祖的移民傳說內容，更容易引發人們的情感共鳴。在這一時期，珠璣巷傳說在文人著述中的記載也愈發系統和明確。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響力的，當數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其名著《廣東新語》中的記述，學界多有討論，不再贅述。

經過漫長的層累塑造，到了清代，珠璣巷傳說才形成比較固定的范本。如順德黎桂澤堂的黎氏子孫在《黎桂澤堂族譜》的“舊敘”中，除了簡要回顧蘇妃之禍這個故事經過外，還有很長的篇幅討論這個事件的真偽。其中提到的關鍵信息是：

乃鄉鄰各族姓凡有南雄來者，其敘先世事，大率如此。實不可解，詢諸者舊，亦復云然后于書肆見一書，前后不過三頁，題曰《珠璣巷避難原由》。取而閱之，正載蘇妃一事，文詞俚俗，意旨粗疏，始悟此書乃書賈營利謬造先世行蹤，以斯庸眾，而老之士君子，亦考諸史傳，案諸輿圖，稽諸古今典制，直以為既有書傳，當是實事。于是一二人傳之，千百人信之，編入家乘，亦曰胡妃即曰蘇妃，豈不謬哉？

在這篇“舊敘”中，作者提到其曾經在小書鋪上看到一本只有短短三頁的《珠璣巷避難原由》，里面記載的就是“文詞俚俗，意旨粗疏”的蘇妃之變。作者將其歸因于書商為了盈利賺錢而“謬造先世行蹤”。這個故事，由于頗具傳奇色彩，流傳甚廣，一傳十，十傳百，久而久之就編入各姓的族譜里面了。這一段記載，可以補上清代珠江三角洲各姓族譜中“如出一轍”的珠璣巷傳說系列文本缺失的中間環節。正是由于讀者對追溯祖源的強烈需求，書商也認為“奇貨可居”，于是把原來只是口頭流傳的珠璣巷傳說變成首尾銜接、內容豐富、證據“充分”的“書傳”。

從明初到清代，珠璣巷傳說從局部流傳的口述故事，到逐漸在家譜中零星的記錄，再到清代書商為了牟利而制造出故事情節更加生動的《珠璣巷避難原由》，流傳愈發廣泛。清代珠江三角洲興修族譜之風盛行之下，各姓重修族譜時往往也會將這一《珠璣巷避難原由》原原本本編入族譜中去，成為各姓信奉的祖源依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珠璣巷傳說不僅是各姓譜牒中的祖源記述，更成為一種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文化現象。它為生活在珠江三角洲這片土地上的“移民”提供了一個共同的“來處”，一種超越具體宗族界限的身份認同。